申宗古状告寇准（第1页）

申宗古状告寇准

在寇准与毕士安双双为相不久，汴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在刚刚平静下来的官场上，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参与这件事的主角，正是刚刚为相的寇准。

那么，到底是件什么事，让宋朝整个官场都震惊不已呢？

事情得由一个叫申宗古的人敲登闻鼓说起。此人是一介布衣，史籍中除了记载他本次敲响登闻鼓之事，再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文字。（65）

这里补充一下登闻鼓。这是历朝历代都设立的信访接待之物，只是每个朝代设立登闻鼓的作用不同。清代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职官表》记载：“唐代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及登闻鼓，有冤不能自伸者，立肺石之上，或挝登闻鼓。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此时，宋朝还未改制，诸多制度沿袭了唐朝，因此这个解释最为合理。登闻鼓到了宋代，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非大案子，不能敲登闻鼓。只要敲响登闻鼓，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案子。

这个申宗古敲响登闻鼓，绝非一般之事。负责案件诉讼部门的负责人，接待了申宗古。布衣申宗古上了堂，便声称要状告当朝宰相寇准谋反。

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一听大惊失色，当下就对申宗古诉讼案有了几分重视。此人一介布衣，竟然信口开河，要状告当朝宰相？这不是找死吗？审理案件之人以为遇到了神经错乱者，起初还不相信，但问了几句，这个人便牵扯出安王赵元杰。申宗古表示，寇准曾经联合安王赵元杰意图谋反，自己手里还有一些他们一起密谋的证据。随即，申宗古便开始了状告寇准的陈词。

审理案子的人半信半疑，却也不得不重视这宗案件，毕竟申宗古状告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宋朝的一个已故王爷和当朝宰相。

案子便在此处发生了重大转变，审案之人不敢再往下审了。况且，这么大的案子，自然也超出了他们工作的权限。他们受宰相领导，可没有去调查宰相的权力。即使敢于去调查，可如果弄错了，那可不仅仅是丢饭碗的后果，还有可能掉脑袋。

案件的负责人也不是一般人。在他看来，既然申宗古敢敲响登闻鼓，这么信心十足，此人一定是掌握了某种证据，才会如此有恃无恐。否则诬告朝廷大臣的后果，非一般人能够承受。况且，这人一上来就直指亲王和宰相，这事不管真假，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即使此事是真事，如果牵扯出更多的人来，也是一桩麻烦。

审案之人便赶紧将此事上报给了主管部门。接着，就是层层上报。毕竟谋反罪可是重罪，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件事若处理不好，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谁都想看看事态的发展。宋朝那些大臣，都以旁观者的冷淡态度注视着本案的进展情况。最终，案件上报到了宋真宗手里。

此时，也只有宋真宗能处理。

当然，这个消息寇准也知道了。毕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他是涉案人员，又是次相，得到的消息一定比别人多。只是，这件事对寇准而言，也是有口难辩。谋反之罪，何患无辞？寇准根本没办法解释，也解释不清楚。试看历朝历代那些被冠以谋反罪名的人，哪一个有好下场？

事情已经到了超出寇准把控的范围，他不能预测事态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只能在家里等候消息。（66）

看到申宗古的诉状，以及整个案子的初审记录，宋真宗有些惊讶，也有些担忧。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申宗古状告寇准？他完全可以在寇准与安王谋反时就上告。可他偏偏选择了这个时机，是不是有另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正是宋真宗所担忧的，他听从毕士安的意见，起用寇准为相，如果这个案子是某些人别有用心之举，那么宋朝的官场就太可怕了。

这是不是寇准一向强硬的手腕招致的祸端？此时宋真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辨别，但既然这个案子受到的关注度极高，就得妥善处理，否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不可想象。

宋真宗想起了毕士安，这时候，或许只有毕士安才是解开这道难题的人。于是，宋真宗召见了毕士安，与他商量此事的处置办法。

宋真宗将诉状和提审记录交给毕士安看，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寇准刚当上宰相，宋朝就出现这样的事，绝不简单。况且，一介布衣，是如何知道寇准与安王勾结谋反的？这种一下子就点到人死穴的做法，也绝非一般人能够想出来，哪怕这个人是宋朝的宰相。

其实毕士安早就知道此事了。对于此事，毕士安似乎与宋真宗有着同样的疑惑。毕士安极力为寇准辩解，担保寇准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忠于朝廷，忠于官家，从未想过叛变。毕士安还提及当年寇准推荐宋真宗为太子的往事，如果寇准有意谋反，何必要在先帝面前推荐官家呢？宋真宗觉得毕士安说得有理，但这件事整个天下都在关注，必须要谨慎处理。毕士安请求宋真宗将此事交给他，让他去审理，保证给天下一个满意的调查答案。（67）

看到毕士安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宋真宗答应了。他相信毕士安的为人，也相信毕士安的能力。

毕士安回去后，便立即提审了申宗古。既然这个申宗古一口咬定寇准谋反，那就得听一听申宗古的状告，让申宗古把该说的都说了。至于毕士安联想到的某些不该说的，也得让申宗古说了。

为了将此事的影响减到最小程度，这次毕士安做得比较隐蔽。他害怕消息走漏，也害怕牵扯出更多的人，便将申宗古秘密押解到一个地方，身边全部换成自己的人。这样，整个审理过程都成了一个谜，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审理此案的。那些高度关注这件事的人，也只能就此却步。毕士安很清楚，这件事责任重大，牵涉多人，他要对这一切负责。

对于此事，毕士安在听到后便能猜出背后的操纵者，这与胡旦当年鼓动翟马周之事十分相似。这时候，毕士安问申宗古，是谁指使他干的？起初，申宗古还执意说这件事是他自己做的，背后没有人。毕士安笑了，那笑容让申宗古猜不透，这个首相要干什么。

可毕士安也在地方上任过职，尽管此时他是宋朝宰相，但他是从地方官一步步干到这个职位的，任何案件在他面前，他都能看出其中的玄妙。对诉讼案件的处理，他自有其一套办法。看到申宗古躲闪的眼神，毕士安就知道这其中必有隐情。

毕士安对申宗古警告道，既然你不说，那就让你尝点儿苦头，你再决定说不说。随即，那些狱卒便动起手来，用刑罚让申宗古享受了一番。不承想，还没动用最严酷的刑罚，申宗古就坚持不住，放下了不扳倒寇准决不罢休的劲头，招供了。

可是具体招出了谁，史籍资料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史籍中记载的是，毕士安审理完案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申宗古诬告朝廷重臣，所谓寇准谋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68）

不久，毕士安便对申宗古判了刑，择日斩首示众。（69）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宋真宗的担心成了某种现实，因为在寇准后来的为官生涯中，随着与他为敌的力量一点点地显现出来，宋真宗最终罢免了寇准的宰相。当然，这是后话。

应该说，在处理申宗古状告寇准与安王赵元杰谋反案件中，毕士安顺藤摸瓜，一定找到了主使申宗古诬陷寇准的人，也就是那位幕后黑手。这一定是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他们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而且这个组织涉及的人，一定是朝中高官。

当年，对于寇准因为过于强势而得罪各种势力的事情，毕士安早有耳闻，甚至亲眼见过寇准的强硬。可这个寇准是他推荐的人，这时候，他总不能自己站出来说寇准确实有问题。当然，如果寇准真有问题，毕士安也绝不会手软。可申宗古案状告寇准谋反一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诬告案。而且参与这件事的人，手段之高明，无人能及。他们诬陷寇准和安王赵元杰谋反，在他们看来，是一步绝妙的好棋。

这一招，直接将寇准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因为安王赵元杰已经于一年前去世，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死无对证的铁案，任由状告方怎么说都有理，而寇准偏偏百口莫辩。若安王赵元杰还活着，只要将赵元杰和寇准两人叫到一起，当面对质，此事的真相便可大白于天下。可谁能让死人开口呢？

这样一来，毕士安的处理就显得非常高明了。他在审理申宗古时，申宗古一定交代出了这场诬告背后的主谋，而且一定是寇准的政敌，可毕士安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他没有将案子审理的真正结果上报给宋真宗，只是说申宗古诬告朝廷重臣，被他杀了。宋真宗听说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后，便不再过问了。

但毕士安将申宗古斩首后，也未将审理的结果公之于世，这一步棋显然是以退为进，也给那些意图在背后搞垮寇准的人发出了警告。毕士安的意思很明确，若再出现此类情况，想扳倒寇准，申宗古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