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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矩
【资治通鉴·唐纪八】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裴矩，字弘大，原名裴世矩，主动“去世”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新唐书·裴矩传》说，裴矩尚在襁褓里就没了爹娘，由伯父抚养。裴矩的伯父裴让之、裴诹之皆为南北朝名臣，有诗文传世。
在吾国历史上，有关裴矩的评价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标签是“佞于隋而诤于唐”。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分析道：“君明臣直，裴矩并非天生变色龙，而是臣子随皇帝轮换而变。”
司马光也是做臣子的，以人臣角度做出判断可以理解，但多少有为裴矩撇清之嫌。照他所说，一个官员好坏与否，要视其上级好恶而定。那么官吏就是向日葵一样的植物，不需要长脑子，不需要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跟着上峰摇头晃脑就是了。我知道这有跟古人抬杠之嫌，所以就此打住，不如从身世的角度揣测一下裴矩的处世之道。一个失怙的小不点，虽然抚养者是他亲大爷，可毕竟不如亲爹亲娘，侍宠撒娇的机会不多，看大人眼色行事的本领必然见长。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成人后多半会成为人精。
裴矩，人中之精也。历仕北齐、北周、隋、唐，鼎革的间隙还任过宇文化及与窦建德的伪职。这份复杂的履历，换了别人换了朝代都可能是被“咔嚓”的命，好在裴矩生在一个“士无特操”的乱世，做人的标准不高，“叛国”被目为正常，跟五代时冯道的换东家如更衣差可拟，后人真不好指摘。仕隋时，裴矩算是佞迹斑斑，譬如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召集藩属开了个G27峰会，主持人裴矩摇身变成总导演，把峰会硬是弄成了世博会兼春晚。当时整个大隋的演艺界明星都麇集洛阳，“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不遗余力地给二十七国“外宾”表演。胡人有生意头脑，上书杨广要求再开个集贸市场，“帝许之”，于是洛阳又成了“广交会”，胡商们赚得盆满钵满。最令外宾满意的是吃饭喝酒都免单，有好事者问，裴矩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就自豪地回答：“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作者注：直通“值”）。”这个惯例到了大清被慈禧发扬光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了某年被某奥组委继承，凡归属官方新闻中心的外邦记者，均免费胡吃海塞。
那次盛会之盛，还有一例可举。为彰显大隋之富饶，连树上都缠了真丝绸缎。有别有用心的外邦反隋人士问裴矩的新闻发言人，说我见到贵国衣不蔽体的百姓不少，何不把这绸子给他们做衣服，缠树上干吗？发言人惭不能答。以上盛景，花的是大隋的国帑、大隋的民脂民膏，而创意，是裴矩的。
隋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九年（613年），裴矩几次到张掖、敦煌招商，一时间贸易频仍，商贾往来络绎。金发碧眼的白人和通体如墨的黑人都来西域做生意，隋朝GDP大涨。《新唐书》中有载，“矩知帝好远略”，就帮杨广把西域贸易市场开放搞活，经营得繁茂无匹，还时常请胡商到府上做客，把各国山川地理风物服饰都记录下来，出了本《西域图记》，共收入四十四国，可惜散佚。假如传到今天，这将是一本价值连城的史料，裴钜的历史地位或可能超过张骞。
隋朝末年，杨广“昏奢愈甚”，裴矩“无所诤谏，但悦媚取容而已”。对这样的裴矩，杨广当然喜欢得不得了，常跟其他臣子说，我想到啥裴钜就提前帮我做了那啥，要不是忠心为国谁能做到呢！裴矩最擅读心，对隋炀帝的了解远胜同僚，因此杨广诛杀敢言的大臣，不谏；杨广南下旅游，不谏；杨广为开疆拓土横征暴敛，不谏——等到李渊起兵，这回裴矩觉得有必要说说了，结果正玩得高兴的杨广根本不听，还派他回京师接见外宾，裴矩多贼啊，称病不去。
为数不多的一次直谏失败，裴矩就此死心，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祸端，从此缄口不语，对手下的仆从杂役也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然而隋亡之前，这位裴大人还是干了件龌龊事。当时烽烟四起，随驾的御林军军心涣散，每天都有逃跑的。裴矩就怂恿杨广把逃难妇女中有姿色者配给骁果（作者注：隋御林军）将士为妻妾为营妓，连尼姑也不放过，妇女们的亲人恨得切齿。骁果军士抱着美女安下心来，有人问你怀里的美女是哪来的呀，军士皆答：“裴公之惠也。”裴矩这人精，做恶事亦有其明确目的，他以无辜女子为饵，钓得骁果将士的保护，不久宇文化及谋反，大隋旧臣多横死，裴矩毫发无伤。
裴矩保住身家性命的秘籍还有一个，就是不贪。隋炀帝征高丽时，裴矩和他的文友虞世基以及大将军宇文述把持朝政，由于皇上在辽东，官吏们没了约束，变节的变节，贪贿的贪贿，只有裴矩洁身自好，没留下案底。我想他这么廉洁的原因倒不是为了大隋，而是深知金银烫手，钱固然能通神，却也通向身败名裂。裴矩毕竟是文人，除了保命，对身后名也多少还是在乎的。
窦建德兵败，裴矩与魏征一起把山东献给李氏，踏上他在大唐的仕途。
李唐的初级阶段，裴矩隐隐观察朝廷风向，不动声色尽心办差，颇得李渊推重。他和魏征、王珪同为太子李建成门下，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两家被李世民杀了个干净，魏征王珪裴矩被这位所谓的千古明君罗致帐下。人事练达的裴矩又是安然无恙。
君观察臣，臣观察君，当裴矩发现李世民和杨广根本是两种人后，即对自己的为官之道做出泾渭分明的调整。李世民抢过李渊的龙椅后，唯恐重蹈隋王朝主奢臣贿的败国覆辙，想来一次肃贪严打行动。这位明君想了个阴暗的办法，派人把一匹上好的锦帛送给一个管城门的刑部小官，假托有事求这官开方便之门。后者收了礼，被李世民的秘密警察抓了个现行，准备择日处死。
裴矩听说了，就面君直谏，说此人收受贿赂按罪当诛，不过按《大唐律》行贿的受贿的应视为同罪问斩。李世民连忙解释，行贿的人是我派去试探他的，你想宰了我吗？裴矩闻言又道，这回就是直斥君非了：既然皇上是试探他的，也就是说有点构陷的意思了，这不厚道，让这糊涂小官死于一次试验，有点……缺德。这一小小不言的历史事件如今还时有发生，有上海闵行区一车主路遇求助，上车的人说自己的孩子遭遇车祸，想搭车赶去出事地点。车主好心，载上路人疾驶而去，到了目的地，不见车祸的孩子，却看见几个大盖帽汹涌而至，以黑车运营之罪名扣车罚款。
这种创收手段如今被称为“倒钩”或者“钓鱼”。
李世民到底比杨广明白些，觉得裴矩说得在理，就把那倒霉的司门令史放了。完事还召集群臣，当众表扬裴矩并顺便教育臣子，“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武德九年（626年），军粮税赋压得百姓不得喘息，御史孙伏伽弹劾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言辞激烈，一点面子不留，“苟钓虚名，不知救恤百姓”，直接促成了唐朝的税法变革，原来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征收，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孙伏伽有魏征之风，有忠臣能臣之名，不大可能冤枉裴矩，那么从这件事可以让后人略窥裴矩当官哲学之一斑：谁给他官做，他就对谁负责。至于屁民，不在他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