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 那个写爱莲说的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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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爱莲说》写于公元1063年初夏，莲花盛开之时。当时，47岁的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任通判。

《爱莲说》篇幅很短，仅有119个字，写出了莲花可爱可敬的七种品质，成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传诵至今。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颐在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纠结，并给出了他纠结之后的答案。

关于古代士人最经典的人生命题——“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该如何抉择？

在文章中，周敦颐以牡丹、**和莲花三种意象，来指代这对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

而只有一个在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1057年，在西南山区合州（今重庆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颐迎来了他的长子出生，这一年他已41岁。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

1062年，在写作《爱莲说》的前一年，周敦颐的次子出生，此时他的长子仅有6岁。

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眼下还要抚养两个儿子。尽管他十分羡慕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的隐居生活，尽管他对自己卑微的官职并无留恋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与生计问题达成妥协：

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周敦颐《题酆都观》

说白了，想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是需要资本打底的。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唐代，“佛系诗人”王维也曾遭遇类似的困境，他厌倦官场，却只能勉强支撑，因为弟、妹等人的生计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颐也是如此，连他的亲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归隐，他的妻兄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无奈缺乏“买山钱”——隐居山林的资本，他只得继续干着流转的小官。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的**。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

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

在周敦颐笔下，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更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1071年冬天，周敦颐终于辞官，实现了归隐的夙愿。他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虽然身体有病，生活亦不宽裕，但他心情愉悦。

两年后，1073年，周敦颐病逝，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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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追溯周敦颐一生的经历与思想，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篇幅仅相当于一条微博的《爱莲说》，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事实上，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基本上离不开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和《爱莲说》。《爱莲说》内涵深刻，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读懂一二，至于其他两篇文章，对不起，一般人如读天书。

然而，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周敦颐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颐开创的“濂学”赋予的。

唐代号称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贫乏的。整个唐代，儒家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的禅宗，诞生了不少哲学家，一开始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继而以“接地气”的理论，介入世俗人群。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识分子屡次主张灭佛的思想根源。

韩愈是一个坚定的排佛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深受佛学影响），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对抗佛教的“出世主义”，在思想深度上难以撼动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和胡瑗，继续以儒学排斥佛教。但他们仍然沿用韩愈的批判套路，无非是骂佛教为“夷狄之法”“悖乱王道”，这种只有偏见、没有力度的论调显然无法服众。

宋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亟须构建一种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夺回被占领的思想高地，并稳定人心和社会。

周敦颐的出现适逢其时，与他同时或比他稍后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人后来被称为“五星聚奎”，是儒学复兴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