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 他开创的王朝存在了19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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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国的建立，引发了北宋君臣的不适。而这种“不适”，不在于领土的分裂，而在于所谓的“大逆不道”，拂了面子。按照惯例，他们将李元昊称帝称为“僭号”。

君臣们先在大宋朝廷上严厉谴责李元昊，群臣们开骂：“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骂爽了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政治和经济惩罚手段——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开出高价悬赏捉拿或斩首李元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李元昊预想的军事打压却迟迟没有到来。

宋朝不喜欢用兵，在宋初，连兵书都被皇帝列为禁书。宋朝只相信道德、制度与经济优势，认定这三种优势足以碾轧一切敌对势力。反倒是李元昊坐不住了，在称帝一个月后，他率军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主动挑衅。

随后的三年中，李元昊向北宋边境发起三大战役，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寨之战，一年一战，全部取得大胜。北宋被打得没脾气，而踌躇满志的李元昊却挟着三战三胜的余威，放言说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北宋朝廷大为惊恐，史载，“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

不过，对于李元昊来说，他还不至于有“蛇吞象”的野心。他发动举国兵力连打三仗，目的在于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宋人在战后也发现，“贼（李元昊）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也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略地。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

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

这是一场漫长的和谈，双方谈了一年多，直到1044年年底才订立“庆历和议”。在谈判中，宋朝代表庞籍对西夏代表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

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

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

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宋夏双方在“庆历和议”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西夏则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

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

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征夏，李元昊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让辽军**夏境400里而见不到夏军。在贺兰山与辽军交战失利后，李元昊又退兵百里，坚壁清野，连沿途的野草都烧光，陷辽军于粮尽草绝的困境。然后，李元昊发起反攻，一举击溃辽军，辽兴宗差点成为党项人的俘虏。

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

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又一个“三国时代”来临。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

李元昊在与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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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站在宋朝的视角去审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史，认为辽、金和西夏属于叛逆的割据政权，因而对这些王朝及其开创者的评价都不高。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正统与族群的偏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崛起，实际上是并行于宋朝、辽朝的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地区自9世纪吐蕃衰弱后，河西豪族张议潮起义，并向唐朝献出河西十一州。但张议潮真正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其他各州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自立、攻伐和割据，导致河西、陇右地区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延续至唐末和五代。

宋朝立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北方、西北等地，宋朝的势力并未能触及。党项人李元昊在河西所做的工作，正是宋朝想做而鞭长莫及的工作。让河西和河套地区复归统一，终结混乱的割据局面，这是10—13世纪中国历史从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一个必要进程。包括宋、辽（金）、夏在内的局部统一，为13世纪元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边缘族群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李元昊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宋朝的立场，把他当成僭号者。这或许才是我们读历史的一种正确姿态。

最后交代一下李元昊的结局。

史书说，李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我们也看到他在建立西夏后纵横捭阖，与宋、辽并立的智慧和才干，但饶是这样的一代雄主，却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在他执政后期，好大喜功，沉湎酒色，以至于做出荒唐的举动。在他为太子李宁令哥娶媳妇的仪式上，他发现这个新儿媳姿色动人，遂强行纳为己妃，封号“新皇后”。而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于1048年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持刀刺杀李元昊。李元昊受到惊吓，酒醒反抗，最终被割下鼻子，不久病重而死，时年46岁。

史载，李元昊临死前，给年仅两岁的幼子李谅祚留下遗嘱：“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在最后的时刻，他已经看见了他开创的王朝将难以再奋起，只能嘱托届时的退路——“附宋”。从当年年轻气盛的“反宋”者，到最后变成像他父亲李德明一样的“附宋”者，李元昊的态度转变恰恰说明，“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开国皇帝李元昊去世后，西夏王朝又延续了180年。直到漠北崛起了强悍的蒙古汗国。但蒙古人面对西夏，却感受到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蒙古大军消灭西夏整整用了22年，这是他们横扫欧亚大陆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中了西夏人的毒箭，染病而亡（史载说法之一）。

1227年，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终于攻灭了西夏。

后来，元朝修前朝正史，一口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夏史》”。或许还是传统士人出于对偏居王朝的傲慢与偏见，让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被正史无视了。

若知道这个结局，李元昊定会长叹。

他希望自己的边缘族群“被看见”，到头来，只有自己的巍峨帝陵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