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 失了体面的皇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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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澶渊之盟议定,辽军退兵,但作为王朝至尊,却被迫与南侵的异族签订城下之盟,宋真宗始终觉得下不了台阶,因为城下之盟可以带来安全,却无法为他带来君王的体面。
与此同时,北宋帝国的官员内斗也日益加剧。力主抗战的寇准与战前畏缩懦弱的主和派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而性格张扬的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常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每提及此事都自鸣得意。为此,因之前主张迁都金陵避祸,而被寇准怒斥为“该杀”的参知政事王钦若也一直在寻找机会中伤寇准。
有一次寇准退朝后,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去,王钦若趁机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
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假装愤慨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王钦若本意是打击功臣寇准,但没想到这一下子也击到了宋真宗的痛处。于是,宋真宗有一次特地跟王钦若探讨,应该如何找回一些颜面,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怕战、厌战,却故意激将宋真宗说:“只有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
出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自然是没有这个雄心壮志和能量与胆量,便问有没有别的办法,王钦若又说:“那要不就举行一次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
王钦若的这个办法,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封禅泰山,都是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军功显赫的帝王,而结下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想要封禅泰山,与前代帝王相比,显然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但宋真宗对这个主意动了心,于是他又问王钦若说,封禅泰山要有“祥瑞”,现在没有“祥瑞”怎么办?
善于迎合的王钦若随即一笑说:“陛下以为,前代那些什么‘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这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只不过是别人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么它就是祥瑞。”
宋真宗心领神会。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当宰相王旦率领群臣早朝完毕时,突然有司来报说,在皇宫承天门的左南鸱尾上,挂着一个黄帛。接着,宋真宗马上“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为了让众人信服,证明这个黄帛是从天而降的“天书”,宋真宗还编了个故事公开向臣子们说:“有一天半夜我刚要睡,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绛袍,对我说:‘一月三日,应在正殿建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我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此后我便蔬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终于盼来了天书。”
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迎奉天书”,并当众打开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着:“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紧接着,宋真宗马上下令将“天书”郑重装入之前准备好的金柜中,并接受百官朝贺,还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中祥符”,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
在宋真宗带头故弄玄虚的鼓舞下,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无奈之下,王旦动员了文武百官、番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原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阴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一直到1022年去世,宋真宗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然而,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如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生活在充满阴谋诡计的日子里,对他这样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快感。再后来,他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说他“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尽管宋真宗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7倍。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本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