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守护王朝最后的尊严（第4页）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写完最后的诗，他对着围观的上万市民呐喊：“吾事毕矣！”

然后，他从容就义。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妻子欧阳氏也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南宋在1279年灭亡整整四年后，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最终选择了一条殉国之路。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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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死后，元人针对谢太后于1276年在临安城怒斥文官贪生怕死一事写道：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因为文天祥的榜样，还有无数像陆秀夫这样的忠烈选择殉国，元人对于宋人“养士三百年”，最终盖棺论定，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而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断塑造。在此后越来越重视纲常和人臣之义的封建王朝，文天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足以为万世“忠君爱国”的典范。殊不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自省，以及对天下兴亡的忧患责任，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到了明亡清兴的鼎革之际，以文天祥为榜样的文人士大夫层出不穷。文天祥强烈的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奋斗的文人士大夫们振奋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就在明朝灭亡后，跟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铨兵败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傅鼎铨引用了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进行拒绝。

在狱中，傅鼎铨还写下了《正命铭》：

经严猾夏，义大复仇。民安弗获，主辱何求。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存仁，庶毕吾事。

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与前辈文天祥的遗嘱“衣带赞”内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义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明末，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同样状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义著称。文震孟在世时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文天祥转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又在明亡清兴之际起兵抗清。文乘临死前面不改色，先是朝着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着南方苏州家乡的方向跪拜。他留下遗书：

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

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

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当时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文信国公祠，临死前，文乘呐喊，我的灵魂将皈依你啊，文信国公祠，公（文天祥）其许我！

而曾经与郑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带的张煌言，兵败被捕后，在监狱中，也是一遍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杭州西湖边凤凰山就义前，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呐喊道：

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对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天祥强烈的精神榜样，一直都是儒家“取义成仁”的典范。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进而内化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对此，尽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满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评价说：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好一个“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近现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这“宋末三杰”，“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此后，在外敌入侵，中国再次遭遇国难的历史背景里，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蒋介石评价文天祥说：“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作为一个民族永恒的榜样，文天祥跨越了时空，渗透进各个人群和阶层，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而转化成为民族魂的象征。

一个大写的宋人，他始终无愧于天，无愧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