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 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第2页）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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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改革。

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熙宁五年（1072），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

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

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

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

元丰八年（1085）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此时，朝廷风向骤转，原本依附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仍然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他最终像坚守变法的蔡确等人一样，被贬出朝廷，在元祐八年间，无缘重返朝廷。

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召章惇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5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而此时，章惇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自始至终，章惇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摇摆和纷乱的政局中显得尤其可贵。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