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 虽不自由但值了（第2页）

宋仁宗去世后，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经官拜参知政事的张方平就曾经对宋神宗说：“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张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从建国之初开始执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为大宋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冉冉升起、充满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借由科举制进入文官集团，然后又开始集体联合制衡皇权，甚至提出了与皇权共治天下的理念。

这种理念，在宋以前没有，在宋以后则逐渐泯灭。而北宋帝国的帝王们，则在自我克制中，巧妙维持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当然，皇权之下，始终是一个人治社会，这本质上仍然依赖于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一起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宋仁宗亲自坐镇殿试。结果，23岁的苏辙当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言，并且攻击指责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主考官们看到卷子后，许多人都认为苏辙道听途说、言过其实，主考官胡宿更是坚持要将苏辙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诚地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将怎么说我？”

当时，苏轼、苏辙两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为此非常欢喜，认为苏氏两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苏轼、苏辙兄弟步入政坛，到了宋神宗时期，因为苏轼涉嫌卷入讽刺变法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一度想将其杀死，但此时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护苏轼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在殿试后曾经对我说过：‘朕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这二人同为兄弟，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辙，我年纪大了，担心用不了他们，但这种人才也是遗留给子孙的财富。’”

由于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苏轼最终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贬黜黄州。实际上，宋仁宗慧眼识英的，绝不仅仅限于苏轼、苏辙兄弟。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被后世传颂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养的。

在文学上，以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为例，除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并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开始被提拔任用的，他们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人。

另外，柳永、梅尧臣等诗词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哲学家，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吕公著、包拯、文彦博、种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战将，其他如书法家蔡襄、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昇等影响后世千年的英杰，全都是在宋仁宗时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创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统治时期，其人才爆发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超越了此后千年间封建帝国的任何一个帝王统治时期。

对于在任内提拔重用各类人才，宋仁宗曾经在《赐刘辉及第》中表示，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

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这颇有点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觉。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举的时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现了人才井喷局面，在这种宽和的时代背景下，统治者对民间的舆论也颇为宽松，当时，四川有位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提出“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的割据想法。

当时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于是将这位读书人绑了送到京城，没想到宋仁宗却说：“老秀才是急着想做官吧？他写写诗泄泄愤也无伤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赏个官给他当当。”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司户参军。

而这，尤其是在后世例如文字狱盛行，仅仅因为诗人无意中写下“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可以将作者枭首灭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假如没有宋仁宗时期宽恕仁和的政治环境，所谓的北宋人才大爆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3

尽管宋仁宗朝文治兴盛，但北宋发展到当时，边境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经历宋太宗时期雍熙北伐（986）的失败后，宋真宗时期，北宋和辽国经过澶渊之盟（1005），终于奠定了此后长达百年的和平局面。尽管东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缓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称帝建立西夏，此后从1040年到1042年，西夏连续在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中大破宋军，以致西夏军队兵锋直逼长安。宋廷为此大震，宰相吕夷简更是惊呼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西夏由于国小人少，虽然接连取得大胜，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加上资源匮乏，所以也无力再向宋朝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宋夏双方最终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约：双方约定，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则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尽管对辽国、对西夏的和约让后世许多人诟病不已，但实际上，通过这种“赎买”式的和约，北宋反而因祸得福，赚得盆满钵满。

由于契丹、西夏等草原游牧民族或是半农耕半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建立丰富的产业，所以在与北宋实现和解后，在双方边境贸易的带动下，北宋反而实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宋辽和议为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都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税收就达“四十万贯”。

对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透露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再次审视北宋、南宋与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约可以发现，这种和约背后所隐藏的贸易战术，比铁与血的战争来得隐秘高明。对此，宋仁宗总是说：“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过以柔克刚的和约，北宋与辽国、西夏达成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但这始终无法消除北宋建国以后潜藏的政权隐忧。

当时，北宋由于长期的崇文抑武，导致军队作战系统效率低下，为了拱卫中央和巩固边防，军队不断膨胀。宋仁宗时期，军队规模达到了125。9万人的高峰，军事开支占据全国年收入的70%以上。与“冗兵”相对的，则是北宋的官僚队伍不断扩张，使得“冗官”和“冗费”等问题也不断积累加深。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到了宋仁宗时期，根据主管财政的官员张方平的汇报，庆历五年（1045）北宋国内的盐、酒等商业税收，比宋真宗时期的景德年间（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宋真宗时期商业税收仅仅450多万贯，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不到40年间，商业税收就激增到了1975万贯，由此可见民间赋税之重。

尽管百姓负担日益加重，但在阶级上层，当时国内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却占地达千顷以上，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局面下，北宋农民开始大量逃亡，小型起义则屡屡发生，以致欧阳修说民变“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达成“庆历和议”（1044）前，便急匆匆地将范仲淹从对西夏的作战前线召回朝中问对策。

1043年农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等人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的根基孱弱问题。

为了澄清吏治，当时范仲淹等人在处理不称职官员时非常严厉，有时经常是将不称职官员直接开除，对此辅助变法的富弼忧心忡忡地说：“这轻轻一划，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铁石，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级监察区，其行政区域甚至比今天的省还要广阔。

但改革越是铁面无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于改革的最高领导是宋仁宗，守旧派官僚不敢攻击最上层，因此只能从执行层面的范仲淹等人寻找攻击的缝隙，作为守旧派官僚头头，夏竦等人实在找不到什么攻击的理由，就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到处在搞“朋党”。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正是通过在军队中拉帮结派，依靠“义社十兄弟”等军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得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此赵宋建国后，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搞朋党。宋仁宗听说后，就找来范仲淹问话说：“我听说只有小人才搞朋党，难道君子也需要搞朋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