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金亡宋危蒙古人南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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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精研佛学，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佛教徒，自号“无庵居士”。他镇守四方时筹建了不少寺庙，还曾经将自己的俸禄捐给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蒋山寺，以维持该寺的生计。

当蒙古军步步紧逼时，这个一心做慈善的将军，却是一贯坚定的“主战派”。

金朝灭亡不久后，经过一场“端平入洛”的闹剧，宋蒙关系骤然紧张，蒙古军从巴蜀、荆襄、江淮三线大举进犯。为了防御蒙古南侵，宋理宗召见孟珙，先是好好慰问一番：“你是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我看好你哦。”

孟珙很低调，也说了几句客套话：“这都是宗庙社稷显灵，是陛下的圣德，以及三军将士的功劳，臣哪有什么功绩呢？”

宋理宗这才向他征询收复失地、匡复河山的意见，问他，对于咄咄逼人的蒙古，是该讲和还是应战？

孟珙答道：“我是一介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

当时，蒙古军见有机可乘，已接连进攻枣阳、襄阳、随州等州县，在蒙古铁骑的**下，无数居民流离失所。南宋襄阳主帅赵范整日饮酒作乐，荆襄重镇接连失守。幸好有孟珙，他驻守黄州（今湖北黄冈），奉命救援江陵，攻破蒙古军二十四座营寨，逆转了荆襄之地的危局。

荆襄西通巴蜀，东连吴越，是南北要冲，也是南宋都城的门户。襄阳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却已经落入敌手。当蒙古军分兵两淮后，孟珙主动出击，先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打通粮道，再从荆门出奇兵应敌，一举拿下襄阳。

襄阳失陷三年后，再次回归南宋，荆襄地区化险为夷。因此，清人魏源说：“不阅襄阳数载之围，不知孟珙保障之功。”

孟珙对皇帝说，收复襄阳不难，守住才难。他上奏称：“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

在任京湖安抚使时，孟珙征集了襄阳、郢州等地的壮丁，又招纳蔡州等地降兵，亲自绘图、组织军民修筑堡垒，加强荆襄地区防务，奠定了此后荆襄防线的基础。

从此，宋蒙两军在长江中游的防线上相持，直至三十多年后，襄阳失陷，宋朝也迅速走向覆灭。这也证明，孟珙的构想是对的。史书称，“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

苏联学者、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称赞孟珙为“13世纪的机动防御大师”。但事实上，这位南宋防御大师设计的防线，应该是利用地形优势、层层消耗敌人的纵深防御。如果要说孟珙与机动防御有点儿关系，那就是他本人在南宋对蒙防线上的位置十分灵活，甚至曾一人担负起南宋前线三分之二的防务。

嘉熙四年（1240），在打退进犯荆襄的蒙古军后，孟珙又被任命为四川安抚使，针对川蜀防线提出了“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理论。

到四川后，孟珙考察地形、整军安民，他将当地赋税不均、赏罚不明、克扣军饷、官吏贪污等弊端全部写到公文上，下令当地各州县革除，严加惩处。孟珙说：“不选择险要地势建立营寨，将士就难以保护百姓；不让百姓安居耕种，就难以供养军队。”他采用兵民结合的方法，带领川蜀百姓屯田耕种。

四川官员也对孟珙深深佩服，并深受其主战思想影响。有一次，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闹矛盾，各自上书，互相指责。孟珙告诫他们说：“如今国事艰难，你们却把勇气用在个人争斗上，和廉颇、蔺相如的高风亮节相比，难道不觉得羞愧难当吗？”陈隆之与彭大雅听完孟珙所说，感到惭愧，从此言归于好。

陈隆之后来在抗蒙时，举家数百口战死，他本人被生擒，押送到城下。蒙古军命他劝降守城的官员，陈隆之高声呼喊：“大丈夫死尔，毋降也。”最终被蒙古兵所杀。

彭大雅在重庆知府任上时，带军民巩固城防，修筑砖石城墙，并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州，建了一座小城，作为防御要塞。这座城，便是钓鱼城，蒙哥汗率领蒙古大军到此，也无法啃下这座依山傍水的弹丸小城。

整个川蜀防线，一直撑到了南宋灭亡之后。

孟珙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防御大师，在保卫大宋半壁江山的战争中，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镇守荆襄时，他坚持从大局出发，甚至不为自己仕途考虑，敢于反对朝廷的错误指挥。

朝廷命他从黄州派兵支援齐安寨。孟珙看了下军情图，回复说：“黄州与齐安寨不过是一水之隔，有事随时派兵可到达，何必预先派兵？早出兵一天就会多耗费一天的军粮，且万一上游有敌情，两军相距较远，也难以互相驰援。恕我不能听从。”

后来，朝廷又让孟珙派五千精兵开赴广西。孟珙再次不满枢密院思路清奇，写信反对道：“从大理（今云南大理）到邕州（今广西南宁），数千里之间人烟稀少。现在应该派合适的官员到各州去治理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险要地段设置关卡，如此也可以提高国家威望。你们不从这些方面考虑，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调遣军队，不过是空费粮饷，于事无补。”

立下灭金、抗蒙的不世之功后，手握重兵、声名显赫的孟珙，会成为另一个“岳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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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朝名将，孟珙也遭遇了与他的前辈们相似的无端指责与猜忌。

他明明是一名主战派，在前线兢兢业业，朝中的大儒魏了翁却认为：“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于是，为南宋构建抗蒙防线的孟珙还被一些人贴上了“阴主议和”的标签，背上恶名。

孟珙晚年，处处受到掣肘，逐渐萌生致仕之意，多次请求辞官。淳祐六年（1246），蒙古官员、原南宋镇北军将领范用吉秘密和孟珙取得联系，想要率军投降宋朝。孟珙认为，这些人当初投降蒙古，也是因襄阳失陷、宋军溃败，并不是其本身的过错，且招纳宋蒙边境降兵是他长期采取的策略，遂常以帛书、金币招降。

当孟珙将此事向朝廷请示时，宋理宗却拒绝了他的建议。当时孟珙已身患重病，且多次请求告老还乡，自知朝廷对他已缺乏信任，不禁叹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当年九月，52岁的孟珙病情加重，逝世于江陵。这位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颂诗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

对于孟珙而言，最幸运的可能是，他没有成为下一个“岳飞”。

孟珙去世后，朝廷对其备极哀荣，拨出银1000两、帛1000匹办理丧事，赠孟珙太师，赐谥号“忠襄”，庙赐名为“威爱”。“威”指的是其对金、蒙的威慑，“爱”说的是他对军民的仁爱。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评价他一生的军事成就，倒不如说是孟珙人格的真实写照。

孟珙是一名武将，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务德厚生”，即施行善政，保障民生。《全宋文》收录有孟珙的文章，他所作的《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写道：

使世人知暴其势力者，虽死不能安其宅，而务德厚生，虽千古犹一日也，可不鉴哉。

在务德厚生的仁政下，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即便时光流逝千年，也犹如一日。

他当年拜见宋理宗，坚决主战，首先谈的却不是如何对敌，而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朝廷积蓄人才（“宽民力，蓄人材”）。

为了安置因战乱而漂泊无依的楚、蜀士子，他分别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鄂州）修建了两座书院，使“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鄂渚”，以官田收入作为书院的支出。在与蒙军对垒的战火中，他只希望士子们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百姓们不再居于瓦砾之上。荆襄军民见到孟珙入城时，欣喜地说：“吾父来矣。”

难以想象，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名将，他脑海里不是攻城、杀敌，而是《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重文轻武的宋人也说，孟珙的胸襟，“近世一人而已”。

孟珙的仁义，成就了历史上一个吊诡的巧合。联蒙灭金时，孟珙在战场上不顾自身安危，对蒙军名将张柔有过救命之恩。四年后，张柔的第九子在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中出生。张柔的这个儿子，在多年后的崖山，亲手埋葬了孟珙一生守护的大宋。他，就是张弘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