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毁了帝国中兴（第3页）

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旧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反驳道，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借出余粮，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后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这一举措有很大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

面对执着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马光不愿妥协，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继出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这一年是熙宁三年（1070），此后十五年，司马光远离庙堂，成了帝国官场的边缘人。

宋神宗想过挽留司马光。他说，爱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吗？你与老王是好友，何必闹到这地步？

司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说，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吕公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为“嘉祐四友”，在司马光辞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对变法派的吕惠卿任职，被王安石弹劾，贬为颍州知州。

宋神宗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显著的成果。”

司马光却说：“天下皆知此事的坏处，只有王安石一党认为他们是对的。”

不过，他或许也想亲眼看看，友人的变法到底对不对。

4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半退休生活，他离开京城后，最初是到陕西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到任后，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

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可即便如此，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青苗法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

司马光认为，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都常受饥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

因此，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或只纳一斗二升。同时，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并指示其下属官员，不得执行朝廷文件，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

然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

司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辞官，决定到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继续到地方做些实事，经过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养老。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唯一的牵挂是关中的父老乡亲，他为自己在任时未能给当地带来惠民之政感到惭愧，在《到任明年二月罢官有作》中写道：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

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

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书的方式默默履行职责，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心情却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司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