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孤独的改革家被妖魔化了（第3页）

宋军收复河西之地后，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带，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皇帝对这位“师臣”推崇备至，可在反对派看来，位高权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类的权奸，骂他“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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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竭尽所能地搜集变法弊端，对王安石进行抨击，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学生，甚至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熙宁七年（1074），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将一幅描绘民间疾苦的《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并上了一道奏折，反对王安石变法。

图中景象触目惊心：由于连续八个月的旱情，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在开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个个面如菜色，甚至要卖儿鬻女才能换来一口粮食，缴纳新法规定的税款。面对天灾人祸，纵使是王安石也无能为力。

宋神宗看后满面愁容。变法五年来，国力日渐强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惨状。

在古代，自然灾害经常被认为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因此，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变法。

郑侠上疏时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职务是安上门监，平时给皇帝看大门，深入基层，声称图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楼上亲眼所见，但也正因为官职低微，他无法向皇帝直接上书，只好通过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情报，这才快递给皇帝，这是冒险的违法行为。

郑侠还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学生。他反对变法，完全是因观念不同，而非为了私仇。这个与老师闹矛盾，却一样执拗的小官，后来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靠皇帝保护才免于一死。

王安石的这场危机因不久后天降大雨而化解，却成了他第一次罢相的前兆。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给王安石带来了大麻烦。

王安石在开封设立市易司，实行市易法，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市易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这无疑也是极具先进性的改革措施。

可其负责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民政机构，变成了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剥削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民怨再次沸腾。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一连三次与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说，近臣都说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为此流泪控诉。

王安石却固执地说，宫中哪知民间疾苦？

与此同时，郑侠为宋神宗献上了《流民图》，皇帝不得不对王安石心生怀疑。

宋神宗下诏，命另一个变法派曾布对吕嘉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吕嘉问确实利用市易司强买强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气，以此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只好解释说，这是吕嘉问与曾布的个人恩怨。

但皇帝这次没给王安石面子，当晚下了批示，说市易务一事是吕嘉问欺君罔上。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只好辞职，第一次被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变法运动由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协同其他宰相主持。

王安石暂时离开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吕惠卿动了歪念头。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史书称他与年长他11岁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像侍奉双亲一样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可王安石罢相后，作为变法二把手的吕惠卿却在执掌朝政后瞬间自我膨胀，千方百计阻止老师王安石东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让老师继续在外为官。

吕惠卿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吕惠卿最终为自己一时的贪欲付出代价，后来被排挤出朝，被新、旧两党共同打压。

吕嘉问、曾布与吕惠卿这几个人都是变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后辈，却因各自利益在变法过程中互相争斗，最终溃不成军。此时的变法，已经显现出党争的迹象。

罢相后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对自己的复出十分忧虑，在途经瓜洲时（在今江苏邗江）写下了《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刚刚从江宁出发，就已经想着何时回家。他也许已经察觉到，新政变味了，皇帝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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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变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