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孤独的改革家被妖魔化了（第2页）

有一次，宋仁宗同时指派王安石与司马光给他修起居注，两个人都不愿干，一起辞官。

司马光辞了五次，最终只好接受，修史这方面他很专业。王安石却死活不肯，为了不让诏书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信使只好把诏书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来后，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状。

在地方为官时，王安石开始探索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年轻时当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曾在十三天内走数百里路，亲自调研这一水源充足的地区为何会发生旱灾，并进行根治。

在鄞县任上，王安石曾试行在春季农田青黄不接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待收获后让他们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这就是青苗法的雏形。由于在鄞县实行时颇有成效，王安石后来主持变法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这样一个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寻觅的。

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理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说，好。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开始主持变法，浩浩****的熙丰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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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

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主要任务是监察弹劾，这些人最先对王安石发起进攻。

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他挺立于大殿之上，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这十条罪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动摇天下”。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的国家体改委，包揽财政大权。台谏势力认为，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宗家法。吕诲直斥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把球踢给了宋神宗，表示要称病辞职，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年轻的皇帝对于是否要处置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也很纠结，他对大臣说：“朕如果贬斥了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啊！”

王安石听说后，坦然表示，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心不自安呢？

皇帝态度明确，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吕诲在这场辩论中惨败，被贬出京，两年后就悲愤去世。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司马光也反对老朋友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于民，国家不与民争利，以“节流”为主；王安石是以“开源”为主，变法措施皆为富国强兵，摧抑兼并，也就是“国富”优先于“民富”。

为此，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争斗，闹到二人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长久以来论战不断。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从“国家农业银行”中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民，让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之后夏秋粮食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

但在司马光等反对派看来，国家公然放贷收息，乘人之危，这不就跟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吗？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王安石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

这一项改革可谓两全其美，农民出钱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也多了一条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雇用，成为专业化的差役，这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可是，司马光根本不在意其观念超前的积极作用。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对变法的人都极力阻止，但他不以为然。

王安石变法办得热火朝天，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沦为半退休状态。

在宋神宗支持下，新法的推行顺风顺水，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安石以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国之法，以及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之法作为后盾，迅速改变了宋朝中央财政空虚的局面。

现代史学家通过数量分析，发现熙丰变法的确增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项就每年增收2300多万贯。

熙宁六年（1073），宋军扭转了长久以来西北战线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