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毁了帝国中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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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后的庙号却被定为神宗。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折腾了那么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给他盖棺论定。

宋神宗在位时，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暴露无遗。站在历史的拐点，他茫然四顾，于满朝文武中寻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马光一眼。

罢免三朝老臣韩琦后，宋神宗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人，并与他就改革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当时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谨慎为好。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宋神宗接着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这恐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再次直言道：“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台谏却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第二轮谈话，也谈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个大臣，说：“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如实答道，不知。

宋神宗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司马光没有为了换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这是他的原则。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地位显贵的清要官职。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宋神宗找他来问话，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二者兼得，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职位呢？”

司马光只好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按两汉旧制即可。

司马光又说，本朝没有此惯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辞，就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四六骈文？”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宋神宗老激动了。

3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俩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曾为三司使，司马光与王安石当时都是他的下属。

有一年暮春时节，三司衙门牡丹花开，包拯请这两个小老弟饮酒赏花。包拯举杯劝酒，司马光不胜酒力，碍于领导的面子，还是跟着他饮了几杯，表示退让，王安石却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劝，都坚持不喝，一点也不给面子。

在这场酒席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们对待热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前文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