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守护王朝最后的尊严（第1页）

第九章　守护王朝最后的尊严

文天祥：大宋最后的风骨，死于1283年

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德祐元年（1275），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南宋朝廷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作鸟兽散。

自从靖康之变（1127）以来，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冲击和高压之下，如今，女真人虽然亡国，但不断南下的蒙古人却更加精锐致命。望着临安城下的蒙古兵，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已经孤独无依。

谢道清下令，在临安城中张榜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但蒙古人对此有另外一种解释。在逃窜前，南宋宰相陈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营谈判，以无比卑下的姿态摇尾乞怜说：“希望贵国能够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肯定会每年进贡，修好于大元。”蒙古军的统帅伯颜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如果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仿当初吴越国国君钱俶，向我们纳土称臣？还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当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处夺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将亡国于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

冥冥之中，历史确实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宿命。

1

南宋生死存亡关头，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以21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眼下，这名40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日渐耗尽。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文天祥当年初入仕途，因为性格忠直得罪了权臣贾似道，而被贬出朝廷。尽管在地方“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国家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有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疾驰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临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在宰相陈宜中等人眼里，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召入临安城中。

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2

在宋代以前，封建王朝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因此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达10万多人，而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增加到了40多万。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在文天祥看来，他状元出身，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痴痴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伯颜怒了——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铐起来。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4岁的赵昺，出走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