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左兆右页 一个伟大的懦夫（第2页）

1254年，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孟（左兆右页）出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湖州）。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练习书法，每天抄写《千字文》，要写足500页纸。其间，十年不下楼，毅力惊人。

神奇的是，入仕蒙元后，某年他回江南，一位叫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早年所书的《千字文》，专门找上门来请他题跋。从少年到青年，在湖州的老宅里，他写了千百遍《千字文》，都是写完即弃。不料竟有有心人保留了一卷，物是人非与名满天下的交错，均勾起他无限感慨。

12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赵家家境每况愈下，在坎坷忧患中度日维艰。所幸，在母亲丘夫人的告诫下，赵孟（左兆右页）坚持发奋苦读，几年工夫读遍了家中藏书。天赋，勤奋，磨难——这段早年经历，完全符合成才的定律，也奠定了赵孟（左兆右页）一生要走的道路。

1276年，蒙古人攻入临安，国乱如麻。

那是些激愤与耻辱并存，虚无与幻灭同在的年头。青年赵孟（左兆右页）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愤青，以免作出无谓的牺牲。

这个早熟的青年学子，选择了中老年知识分子才会走的温柔抵抗之路——隐居不出。

在德清县的山中，他一住十年。十年间，他自力于学，心无旁骛，每读书必思之再三始作罢。十年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方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十年间，他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俊”之一。十年间，有数次入仕蒙元的机会，均被他巧妙辞谢。

十年，塑造了一个赵孟（左兆右页）。

但现在看来，他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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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何难，死亦何易。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难。

他要过得了舆论这一关。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大宋王孙赵孟（左兆右页）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道德象征的语境中，未免让人侧目。天下的读书人，都在戳他的脊梁骨。

他自辩说：“我非天上士，人谓地上仙。”意思是，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生活极其难堪，你们不要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行不行？

当然不行。据说因为他的出仕，一些近亲对他的品格产生怀疑，断绝关系。一个叫姚桐寿的文人讲了个旧事，说赵孟（左兆右页）做官后回到江南拜访族兄赵孟坚，赵孟坚不愿见他，见了面也是各种讽刺，走后还让人擦拭赵孟（左兆右页）坐过的椅子。

但终究，人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

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要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对他抱着追星般的膜拜心理。

元仁宗评价他，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一连给了七个好评，最后还总结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左兆右页），字子昂），与古人何异？

正是在元仁宗任上，赵孟（左兆右页）一路飙红，到延祐三年（1316），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与程钜夫一样，成为元代前期仅有的两个能升到这一高职的“南人”。

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诗，名为《自警》：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的自白书。他还没死，就给自己写悼词，总结一生。他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在后两句中，他还是在做解释，绕不开那个死结——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

他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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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劲。外部压力及其形成的道德氛围，始终让他郁郁寡欢。

传统士人的生命、忠节、人品，都跟他出仕的朝代捆绑在一起。所以，和平年代的士人，终生遇不到赵孟（左兆右页）式的难题；而朝代更替的不幸，终将如数报复在赵孟（左兆右页）们身上——要么道德人格升华，生命消亡；要么生命延续，道德人格负分。

不能鸡贼地走中间道路。赵孟（左兆右页）必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当与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1249—1333）弃官归去时，他去送别，表白心迹：“吴君之心，余之心也。”

后半生的宦海生涯，于他，压根儿不是享受，而是自戕、受虐。他却没有早早抽身而出，像吴澄一样，相反，违背内心，强忍而上。

连世人戳脊梁骨都不怕，他到底在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