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盛世的底色（第4页）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

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1083年，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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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时，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之所以有这个谣传，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曾二人是帝国文坛的两根擎天柱。

不过，重温曾巩的一生，除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远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人家既是文坛盟主，又是当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诗文俱佳，两度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榜进士苏轼，人家潇洒恣意，文采风流，赢得全民喜爱；

……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

要不是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化身为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底色。那些时代的英雄，在这层底色上开花、结果，活成最亮眼的颜色，但这些都与默默无闻的底色无关。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层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构成了历史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基础力量。没有这层底色的铺垫与比对，再绚烂的颜色也凸显不出它的绚烂，再伟大的英雄也丧失了立足的土壤。

历史上不乏曾巩这样的人。曾巩代表了这一无声的群体，他们很重要，不应该被遗忘。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头衔之于曾巩有何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应该理解他的背后站着一群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底色的人。

历史上，现实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为英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底色。

曾巩就是文学加强版的我们，而我们就是文章总写不好的曾巩。

曾巩和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

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

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仇。

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

——曾巩《戏书》

只是，曾巩比我们更早看开了，看淡了，看透了。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曾巩《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