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盛世的底色（第2页）

宋代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任何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取舍传统，因而使传统文化有的盛誉不衰，有的遭冷落遗弃，或者是同一对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却黯然失色。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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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4个弟弟、9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他们兄弟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中了6个进士，轰动全国。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将积蓄一点点耗尽。1041年，在曾巩23岁的时候，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赴京应举，这情景像极了15年后苏洵父子三人赴京应举、谋职。不过，结局却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归。1047年，曾巩再次侍奉父亲进京，不料在途中父亲染病身亡，盘缠也已告尽。曾巩四处求助，才得以扶着父亲的灵柩踏上归途。

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这名从小被视为神童、20岁就名闻四方的早熟才子，放弃了个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用于承担家庭生活的重压。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4个弟弟和9个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晔病逝后，他同时要养育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

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曾巩的《读书》一诗，了解他这段负担沉重的耕读生活：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尽管十分劳累，但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苦读，并教弟弟们读诗书。他用勤劳、乐观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击。

10年后，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进京赶考，终于，迎来了曾家的翻身仗。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以39岁“高龄”，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同榜进士。

在北宋人才辈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来岁中举，像曾巩成名这么早、中举却这么晚的，着实少见。其实，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作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巩进入仕途后，主要有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间辗转七八个地方，从河北沧州到福建福州，从山东济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声和事迹。

地方官实际上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治国”是一大本事，但从来没说“治州”“治县”的，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一般获取广泛声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框架和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都属于小官。

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项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循。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部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仅此而已。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但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