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紧与松（第4页）
沙荆花道：“老何啊，俺看你挺合适的，你来白？”
老何道：“我跟厂长说了，您猜他怎么回答的？绝对是您想不到的。”
郭三秀抢着问：“怎么回答的？”
“厂长说，你走，可以，一，先开除你党籍，二，再开除你公职。然后你想去哪去哪。”
沙荆花一声长叹：“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昂？支援一下乡下工业，就这么大罪过？”
老何摇摇脑袋：“说到底吧，是人的脑筋不开窍，跟不上时代。现在国家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了，不再搞阶级斗争了，可是，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不是你发一纸红头文件人们的思想就跟着变了，没这么简单。”
黄新桃插话道：“何叔，您帮着想想办法白，俺们在天津市别人都不认识。”
老何点点头，说：“今天下了班我继续联系，你们明天这个‘点儿’还在这儿等我。”
几个人便握别了。老何回了厂里。三个女人就在天津市转悠起来。这一天都没事干。黄新桃突然想起什么，说：“写《红旗谱》的老作家梁斌就在天津，他是咱冀中老乡，咱何不去看望他一下？闲着也是闲着，是白？”
郭三秀道：“好是好，可咱也没带么礼物，空着手去，咋合适咧？”
沙荆花道：“咱买点天津的点心，也算一点心意白。”
于是，三个人买了两盒天津桂顺斋的点心，先找到公安局，又打听到老作家梁斌的住址，便打上门去。梁斌见是冀中老乡来了，便热情接待了她们。梁斌夫人给她们沏了茶，搬过椅子请她们落座。梁斌一副慈眉善目的富泰像，脸上一直挂着笑，细心询问五曲河相邻一带家乡的经济发展情况。沙荆花先自报家门，然后讲起河川镇和郭家堡的情况，特别是说起当年县大队的情况。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梁斌眼里也含了眼泪，示意她们喝茶，说：“俺认识郭山河，还握过手。干革命，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死个人，家常便饭，倒还罢了，有时候要出思想路线问题。”
梁斌夫人借此机会插话道：“他这一辈子最不愿意讲自己的事。可是，该讲也得讲，是不是？他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作家，十三岁加入‘少共’，十六岁参加‘二师学潮’，十九岁成为北京‘左联’一员，你们知道啥叫‘左联’吗？就是咱们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梁斌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人民大众的文艺，一朝认定，终生不改。他组织过抗日武装，曾任县大队政委，在枪林弹雨中和柴大树、郭尚民一样冲锋陷阵，敢打敢拼。后来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仍坚贞不屈。回到自己营垒后，经历过历次整风运动，经受了严峻考验。尤其在十年中，成为批斗对象，受过不白之冤和皮肉之苦，而他仍然坚持革命者的尊严。别人为自保而顺竿爬，他却坚守一个老革命作家的底线，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次在资料室批斗，罚他跪在两米高的凳子上交待问题，他临危不惧，拒不服软，造反派便踢倒凳子，把他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当场摔昏了他，但醒来后仍不改口。省报批他，连篇累牍，一连批了四十个整版，几百篇文章。压垮他没有？没有！你们瞧，他还是这副富泰相！啥叫真金不怕火炼？为了捍卫‘朱老忠’和烈士们的尊严，他连生命都随时准备交出去！”
三个家乡的女人频频点头，既唏嘘不已，又颇为感奋。
“不说哈些，不说哈些，说咱的家乡事。”梁斌依旧换上笑脸，挨个给大家斟茶，“好多事，讲深了，你们也不明白，在过去的‘十七年’文学中，俺的《红旗谱》是领衔的作品，运动来了，受触及也就必然是第一份的。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是白？”
一句家乡话“是白”，让三个老家来的女人倍感亲切。是咧，她们都不研究文学，咋知道文学上的事？就说起家乡要干毛纺厂，但现在买设备很难，招聘技术人员也很难。梁斌一听这话，就说他有个朋友，好像和毛纺行业有点关系，便写了个便条，说你们有空可以找他一趟，说不定能帮上忙。他说他现在很忙，正在写新书《翻身记事》，请她们谅解。沙荆花明白，这就是送客的意思咧。便揣起纸条，招呼两个闺女站起身来，就要告辞。梁斌却将哈两盒点心拿起来还给她们，说：“俺不喜欢吃甜食，你们拿着点心找哈个人，正用上。”
和这样水平的大人物，用不着客气。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听人家安排。于是，沙荆花让郭三秀依旧拎起点心，三个人告辞出了门。临走邀请梁斌不忙时回家乡走走。梁斌欣然应允。看看时间，已到午饭时间，三个人找了小馆，吃了一顿天津包子，感觉很香，挺解馋，既不贵，又合口味。
午饭后稍稍有点困意，她们便来到外面，在路边朝阳的地方，坐在墙根，倚着墙，打了个盹儿。正睡着，突然有人用脚踢沙荆花。她是和郭三秀坐在外边的，把没结婚的黄新桃夹在中间。女人们都有保护未婚处女的意识。所以，来人就踢了沙荆花一脚。沙荆花甫一睁眼，见是穿着警服的民警，便赶紧站了起来：“咋咧，有事？”
“你们是哪儿来的？盲流吧？”
“么叫‘盲流’哎？俺们是来天津办事的。”
“有介绍信吗？拿出来看看。”
郭三秀有些恼火，便从书包里掏出介绍信。但农村人太实在，你只掏一张不就行了？她因为开了一沓，遂将这一沓一下子全拿出来了。于是，民警便提高了警惕：“你们这是在大队里偷着盖的章，走吧，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
“不行，俺们一会儿还得办事。”
“办什么事，先办你们自己的事吧。”
三个人硬是被拉到了派出所，一位所长模样的年轻民警对她们进行了详细询问，方知这三个人真是来办正事的。但对她们下一步去找哈个人，提出了异议：“这种事很难办，建议你们甭跑了，希望不大。哪个脑子没毛病的人，愿意放下大城市的工作，跑到你们乡下去？你能给多少钱？顶多也就是开双工资，抛家舍业的，值吗？如果你们有实力，再多给点，不是我口冷，他敢要吗？批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没收财产，哈人还活得了吗？”一番话说得三个人面面相觑，不得要领，下一步怎么办？
三个人出了派出所的门，真不知该往哈走。她们茫然地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沙荆花开口了：“俺感觉不应该被这种论调所左右，人家梁斌既是老革命，又是有文化的作家，人家咋没说不行？难道老革命比这个年轻所长水平低？”
“对！俺认为娘说得对！”黄新桃表态了。
“走，娘，咱继续走！”郭三秀也表态了。
于是，三个人按照梁斌提供的地址，继续往前走了。下午四点以前，她们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这个人叫周伟志，五十来岁，是一家国有企业下面所属的“集体企业”的厂长，正是一家打算解散的毛纺企业。有二十来台设备，还有十几位技术人员。马上面临遣散问题，一听梁斌老家河川镇要建毛纺厂，当即表示，只要价格合适，这些设备悉数卖给你们，我们也一同跟着过去。厂子解散了，虽说给一点遣散费，但在家里呆着也是呆着，何不出去干点事？再说，都是老行当，轻车熟路，是不是？不就远点吗，咱可以住下，一周回来一次，还不行吗？离不开老婆的，你也甭不好意思，你就甭去，岁数稍大，用不着天天跟老婆腻乎的，都跟我走。怎么样？
呼啦一下子，马上就有十位技术人员报了名。另几位技术人员尚且年轻，离不开老婆也情有可原。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位周伟志骑上自行车，马上就到上属单位去请示去了，三个人女人就在厂子里坐等。其他技术人员拉着她们在车间里走来走去。观看这些设备。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国产设备，虽不是最先进，也没有多么崭新，很多设备外皮都掉了漆，可都被棉纱擦得油光锃亮。对于一直靠摇纺车手工纺毛线的三个女人来讲，这可是一步登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