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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旧与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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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爸爸打下手?你直说不就得了?我想参加正常的全国高考。”丁卫红其实不喜欢修斯敦的鹰钩鼻子,想起修斯敦还有一个妈也是鹰钩鼻子,更是不能容忍。哈时候全国人民刚刚从艰苦的抗美援朝走过来,接受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教育,丁卫红对修斯敦没有好印象。

“高考过关是不容易的,你跟着我爸,可以免考——其实也不是免考,是考题相对简单,你容易过关。我和我爸都会保你的。”

“保我?搞特殊?”

“因为我爱上你了,愿意为你做一切!”

“你比我大八岁,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知道你多么吸引我吗——”修斯敦已经按捺不住,突然抱住丁卫红,吻住了她的嘴。当时他们就在修斯敦的办公室,虽说老师们已经下班,可万一冷不丁闯进一个人来,哈绝对是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的。丁卫红十分害怕,奋力挣扎。偏偏此时老校长敲门走了进来。每天这个时间老校长都会挨间屋检查,看看是否锁好了门。修斯敦在丁卫红面前不能自已,忘记了这一点。两个人急忙分开。丁卫红红着脸跑了。最后修斯敦是怎么向老校长解释的,不得而知。丁卫红感觉自己在学校里有可能挨批斗,这是有过先例的。一个男教师和一个女教师因为婚外情在办公室接吻,被押上体操台挨批斗,全校师生参加,口号喊得震天响。

第二天一早,丁卫红找到老校长说:“我要学习邢燕子、侯隽,到农村去。”老校长当时喜出望外:“这样的决定真好,否则学校也不会批准你参加高考。你身上毕竟有老革命的爸爸的血液,跟修斯敦是不一样的。学校要发展你入党,我亲自送你去农村。”

“修斯敦是很优秀的老师,你们没处理他吧?”

“学校打算给他记大过,我已经找他爸去了,过几天他就调走了。”

“不要这样,算我勾引他行不行?我都放弃高考下乡了,还换不来一个……”

“难道真是你勾引他?那么,就不能让你入党了。”

“您不用拿入党威胁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我坑了他,他真的没干别的。”

“我都看见了,你还这么说,你们还想干什么?”

“您不可理喻,不近情理!”

这样的表白自然让老校长不满意。最后怎么处理的修斯敦,丁卫红不知道。反正丁卫红下乡的时候没有人送她,党也没入。爱送不送。你这里入不了党,我到农村去入。让我干落井下石的事,你看错了人。她崇拜著名作家梁斌,特别喜欢名著《红旗谱》,就选择了《红旗谱》描写的一方水土:与千里堤和滹沱河相邻的五曲河和万柳堤。其实她在这里是举目无亲的,北京市当时也没有这片地区的下乡任务。她对不能参加高考,也有自己的思考:写《红旗谱》的梁斌上过大学吗?写《林海雪原》的曲波上过大学吗?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上过大学吗?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上过大学吗?写《家春秋》的巴金上过大学吗?……她也爱好文学,她相信此生会有所作为,上不了大学就不上。当然,每当想起毁了她最初梦想的修斯敦,还是耿耿于怀。但她绝不会加害修斯敦。因为毕竟修斯敦真心爱她。在她眼里,爱,并不是错误;只是应该怎样表达,需要研究。不能强人所难。是不是?

是老爸陪着丁卫红来到河川镇。她背着棉被打成的背包,手里拎着线绳网兜,网兜里是暖壶、洗脸盆、几本常用书。老爸则扛着一把铁锨,手里拎着一盏马灯。老爸说,冀中地区现在还很穷,这些东西都用得着,再说,也做个纪念。

一到河川镇,见了黄晋升,丁卫红就哈哈大笑:“镇长大人,你怎么长得像《千万不要忘记》里面没事打野鸭子的丁少纯?你这身衣服也得‘一百四十八’吧?”老爸急忙拦过来:“瞧这孩子多没正形,说话就没轻没重的!别往心里去啊!”黄晋升满脸通红,嘴里嗫嗫嚅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是听说大城市北京城来了个女知青,这件事非同小可,特意换上了一身毛料制服,哈是他几乎没怎么穿过的“压箱子底”的衣服。老爸是个非常会做事的人,把孩子当面交给镇领导,就万事大吉了,不再过问住哪里,条件怎么样一类问题。干预地方领导的安排,总是不妥的。再说,自己的孩子生存能力很强,这一点他心中有数。

丁卫红的性格让黄晋升非常喜欢。可以说“一见钟情”,马上就爱上了。他看过电影《千万不要忘记》,是讲城市阶级斗争的,里面的丁少纯是个“忘本”的年轻人,但饰演丁少纯的小伙子非常帅气。让一个美女说自己像丁少纯,这一点让黄晋升心中暗暗高兴。尤其她的姓是“丁”,让他莫名地兴奋,因为他奶奶就姓丁,一生辅佐爷爷做成很多大事,是他非常尊敬的长辈。“丁”,这个中国姓氏中最简单的字,有多少与“丁”相关的成语咧,譬如“白丁俗客、抽丁拔楔、可丁可卯、庖丁解牛、人丁兴旺、目不识丁、梦撒寮丁、瘦骨零丁”等等,透着文化,是白?还有“宫保鸡丁”,“宫保鸭丁”,“酱爆肉丁”,“辣子鸡丁”,“素炒菜丁”等等,全都好吃,是白?反正是左看左好右看右好,丁卫红在他眼里已经十全十美,冥冥中觉得与丁卫红建立“关系”必定前程似锦。

黄晋升殷勤地给丁卫红沏了茶,聊起家常,彼此都亮了家底,你爸是新四军的团长,俺爸是县大队的政委;你爸现在是正厅级,俺爸是正处咧。虽然你爸比俺爸高两级,但强龙难抵地头蛇,所以说,咱两家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平分秋色,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并驾齐驱”,俺还想举出很多这样的同义词、近义词,只是自己才疏学浅,无能为力。但俺毕竟是个科级干部,尤其是这个镇的当家人,能够决定你今后的发展大势。你若是胸怀远大抱负,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哈个最好,俺是你最得力的助手和“上马石”!

黄晋升差一点说出“垫脚石”这个词。因为过去父亲常说这个词,几乎耳朵听出膙子了,让他稍不留神就会顺嘴而出。还好,自己把握住了。

但丁卫红对“上马石”这个词也仍然不能接受,她说:“你是堂堂的大镇长,初次见面怎么能说这个?咱都是革命后代,怎么会想起这种下作的词汇?”一句话就把黄晋升扪住了。自惭形秽,真的是自惭形秽。一个面容如此亮丽的年轻女子,还有如此高尚(或单纯)的思想,真叫黄晋升爱入心底。自己的初恋就是哈个天天算计利益关系、没啥思想境界的柴金菱。唉,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得扔。扔!坚决扔!怎么不能扔?!从这一刻开始,黄晋升突然下了“扔”的决心。

他把丁卫红安排在自己的老家,黄召庄。让她跟着黄大想工作。职务是团支部书记。一进村就带着职务。他告诉黄大想,考察一年,如果丁卫红表现好,转年立马发展入党。将来他会对丁卫红有重用。还每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十块钱给黄大想,让他补贴丁卫红的生活。他不能直接给,因为他料定丁卫红不会接受。让黄大想说是大队给的,是对知青的关怀。这一年黄大想刚刚四十来岁,对女人还很有感觉,眼下突然来了这么个大美女,心里像有小手在挠他,非常想接近,可又不敢把正脸给人家,因为自己长相寒碜。他把丁卫红安排在村里的五保户黄奶奶家,让丁卫红和黄奶奶一起生活,黄奶奶家的房子,由大队出人维修,外面抹灰,里面刷奖,门窗刷上新的油漆,像模像样地住进去。眼下先住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过两天黄奶奶家房子收拾好了就立马搬过去。

在等待搬过去的这两天,黄晋升天天到黄召庄来,一来就一天不走,在大队部跟丁卫红聊天。丁卫红心直口快,见了黄晋升身上的坏毛病,坏习惯,尤其在做人上的种种“不厚道”,随口就批,毫不留情。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经常要求别人学雷锋,你是领导,为什么不带头学雷锋?”而黄晋升虽然一阵阵的脸红,心跳,但非常认头,眼睛看着丁卫红明亮的眸子和红润的双唇,心里颤颤地暗下决心,鄙人为了这个美女要另起炉灶了,要洗心革面了,甚至对自己的老爸也开始强烈不满了:龌龊啊,这些年你给俺灌输的都是啥生地瓜玩意儿?你听听人家新四军团长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来了个女知青,下到河川镇下面的村子,这件事很快就上了省报。盯住丁卫红的人非常多。来黄召庄看望她,给她送礼物的,包括书籍、衣服、特产、小吃之类,一段时间里简直让丁卫红难以应付。一个边防军连长还给他寄来一本贺敬之的长诗《雷锋》和一个针线包。家庭以往的教育告诉她,“无功不受禄”,不能沾这样的便宜。于是,她就把东西分给村民们。只把边防军连长的礼物摆在了屋里躺柜上,天天看,天天用。如此一来,让她一下子声誉鹊起,还没做出什么贡献,就在转年被选为大队副书记,而且可笑的是先选上了副书记,然后才填表入党。黄大想对这个品貌兼优的大美女自然是非常喜欢的,他不敢想“爱”这个字眼,但他所做的一切分明就是爱,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譬如,丁卫红要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黄大想就把她分到自己的队里,她真操起家什干活的时候,黄大想就跟在身边,随时给她补漏,看她不熟练干得慢,他就亲自上手帮着干。有人免不了会揶揄:“大想,你对别人咋不这样?”

黄大想道:“你不知道她是来自北京城的金枝玉叶?没看见镇领导拿她当掌上明珠?”

而丁卫红对这些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她并没有想成为邢燕子、侯隽哈样的“铁姑娘”,她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写出文学作品,要描写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和广大的农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现在农村很穷,天天玉米面饼子要省着吃,稀粥省着喝,人人面有菜色。她自知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她相信这种日子肯定会过去,她要跟随这个过程,体会和记录这个过程,将来描写这个过程。

以后黄召庄又来了两个保定府的知青,都没享受丁卫红这样的待遇。一是人们对知青不感觉新鲜了,二是他们没有丁卫红这么漂亮。品质好,年轻,又如此漂亮,真是一笔数不清的财富。她所具有的力量,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的。最明显的作用,是让副镇长黄晋升突然像变了一个人,过去被柴金菱揶揄“狗里狗气”的猥琐样子一扫而光。微笑增加了。也许这微笑是挤出来的,但不是过去的哈种别人总是该着他钱,一百个不上算的表情。下基层,也比过去更积极了。后来他对丁卫红说:“眼下很多人完全否定知青在农村的作用,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去体察知青在农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哈种影响分明是一种文明和开化,绝不是相反。俺说得对白?”丁卫红大大咧咧地继续开起玩笑:“谁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农业学大寨”和“四清”工作要两件事一起抓,这是眼下黄晋升悟出必须做的事情。现实情况却不是很顺手。他来到郭家堡,问郭瓢子:“你们是红星村,学大寨打算怎么干?”郭瓢子想了想说:“咱是平原,没有山岗和山沟,要学大寨增加产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深翻土地,精耕细作。问题是咱村人多地少,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再怎么折腾,也只是混个半饱。”黄晋升有些气馁。但他不再为此非逼着郭瓢子如何如何。他设身处地,站在郭瓢子的角度思考——给各村自主权,让他们自己决定吧。适当放手,也许正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匹马》的文章,报道一位中央领导的夫人在“四清”工作中下基层蹲点时发现的感人肺腑的好人好事。这个村叫桃园大队,这个大队的第二生产队从相距20公里的榆关公社某生产队买进一匹叫做“**青”的高头大马。外表看上去,这匹马膘肥体壮,蹄阔毛亮,但本村人知道,其实是一匹病马,卖出后他们感觉不妥,若是露了馅,肯定会被人说成欺骗而名声扫地。恰巧此时“四清”工作开始了,卖马的生产队感到如果“四清”清到这件事上,很可能被扣上“道德沦丧”的帽子,几个责任人都没法交待,便主动派人来桃园大队,协商退款事宜,要把马拉回去。谁知桃园大队也想在“四清”中表现一下,于是“风格更高”,不仅没有退马,还派人拉着这匹马支援对方春耕。后来,哈匹马果真病发死了,卖马的生产队便又提出退款,并另加赔一匹马,算是补偿。但桃园大队坚辞不受,要自己消化这个损失……这样一件事,与刚刚涌现的“雷锋精神”都是时下正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所以,一经见报,立即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

黄选朝虽然退了休不在岗位了,却对国家形势洞若观火,认为现在正是黄晋升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便让他立即想办法,在河川镇找出这样的典型事例,报到县里。这是为你将来“打卧儿”,明白昂?黄晋升便苦苦思索,搜肠刮肚,但没有结果。为避免再挨一顿骂,他又来到郭家堡,找到郭瓢子,说:“桃园卖马的故事你看了白?”郭瓢子眨着眼睛:“看咧,不是省报上登的昂?”“对,想想看,咱郭家堡在‘四清’中有没有类似的好人好事?”“没有,现在沙荆花天天闹着给郭山河定‘烈士’,闹得俺头疼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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