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第2页）
而我外公外婆是穷苦出身，他们打心眼儿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所以，家里谁要是敢在他们面前议论时政，说一点儿“非主旋律”的话，外婆立马就翻脸。我年少轻狂时不知道因为这个被外婆骂过多少次。
于是，一边是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一边是旧社会的底层劳苦大众，当我父母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两个家庭时，可想而知会遭到怎样的反对。反对得比较激烈的是我外婆，这也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我父母一个被分到了西安，一个被分到了重庆。那个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过类似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分居两地的经历。那时想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调动，非常困难。他们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团聚，最后才一起调回到南京，因为我爷爷奶奶都在南京——虽然折腾了两次，但最后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并没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过。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庆来探亲一次的时候才能见面。在童年的很长时间里，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很模糊，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员一样好听的普通话和他用的照相机——都是禄来、哈苏之类现在仍然价格昂贵的外国高级相机。
我爸是摄影记者，我们家有很多照片，都是当年他当新闻记者时拍的，那是我们家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都是电影胶片机，新闻记者都用这种机子，现在电视台里拍胶片机出身的摄像师几乎没有了。
当年我父亲扛着电影胶片机几乎跑遍了陕西所有的县，也拍摄过很多中央领导到陕西视察的新闻。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黎笋和范文同到陕西参观访问，我父亲在旁边拍摄，他的同事把他也拍进了照片里。小时候在家里，每次我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献式的照片都觉得父亲很伟大。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当年都保存在家里的很多电影胶片盒里，那些铁质的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干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浪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我爸的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他不会用。
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子。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子，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非诚勿扰》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或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另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