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90后是怎样的一代人（第2页）

中国的80后和韩国的80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一是两国都是出生率首次降至1以下。当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韩国的生育率抑制运动不同，但结果都是生育率降至了1以下。实际上，1980年以后韩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很普遍，因为这样可以把资源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二是两者都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和高消费倾向。两个国家的80后受教育的水平都远比父母一代高，愿意积极接受外来文化，不同于老一代，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三是消费习惯相似。如果说70后奉行的是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观，那么大部分是家中独生子女的80后更喜欢张扬个性，喜欢什么就一定要买回来，这种心理有时会导致过度消费。把月薪全部花在购买名牌上，没钱了就只能靠父母接济零用钱生活的所谓“月光族”便是典型代表。韩国虽然没有与这个意思完全相同的新造词，却有“积少成少”的自嘲式新造成语，还出现了“我挥霍，我快乐”之类的流行语。2010年前后日益成为消费主力的80后已经表现出比老一代更加强烈的消费倾向。

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也是两个国家的80后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他们开始上大学的21世纪初期，大学学费上涨，加上住房价格等物价上涨，结婚和生育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在韩国有放弃恋爱、结婚、生育的“三抛族”和“N抛族”。中国则流行起了意为“什么都没有”的“裸”，比如，大学生因各种原因没拿到毕业证和学业证而直接进入社会时，就叫“裸毕”。

80后的时代过去了，90后的时代来临了

2013年，我去了同事的派驻地北京休暑假，当时我已经听说过80后一代，于是我问，80后作为消费主体的实际情况如何？同事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你想，80后现在在干什么？和我们一样啊。许多人已经结婚生子了，现在中国企业最关注的是90后啦！”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国内的90后人口约有1。74亿，是80后人口数量（约2。28亿）的76%，也是中国国内第二大规模的人口群。根据2014年美国知名互联网统计公司Score发布的中国90后网络行为调查报告，在中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15～60岁）中，90后所占的比重为29。5%，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2。8%。这意味着90后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消费群体。根据2015年11月中国投资论坛的分析，预计到2020年之前，1985年至1995年出生的一代的消费总额将占中国整体消费额的35%左右。24

中国的90后与韩国的90后一样，熟悉数码设备的使用，善于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因此在中国，他们经常被称为“鼠标一代”。另外，两国的90后都追求时髦，喜欢新鲜事物，具有追求个性、渴望与众不同的求异心理。他们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有时甚至会因此引发争议。“郭美美事件”就是90后炫耀欲的代表性事例。当时，20岁的郭美美在“中国版推特”——新浪微博上传了自己拥有的别墅、名牌包以及豪车等，引发了巨大的网络争议。25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成为“PC一代”的80后不同，被称为“移动一代”的90后已在移动通信市场上崭露头角。中国门户网站360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6。4%的90后使用过电子结算系统支付宝。其中25%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手机付款，34。4%的人每月使用1～3次手机付款。26同时，随着移动设备网上购物的流行，已经出现了针对90后的新型商业模式，营销方式也从以前的以电视广告为中心的传统广告方式变为利用移动媒体进行网络营销。现在，80后已经步入不惑之年，90后也进入而立之年，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消费者。这也是韩国的80后和90后之间的主要差异。鉴于此，中国以10年为单位的世代划分方式在韩国也非常值得借鉴推广。

他们也想当公务员吗

那么，中国的90后是否也和韩国的90后一样，把拥有铁饭碗的公务员视为最梦寐以求的职业呢？简而言之，公务员考试本身热度不减，但中国的90后对公务员并不狂热。

国家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称为“国考”，在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举行。这是选拔中央政府和政府直属机关新公务员的国家级考试。首先，各机关部门向主管国家考试的人力资源部上报需要招聘的职位和人数，人力资源部综合各方情况后，会在网上发布招考公告。然后考生针对自己的目标职位进行考试申请，通过资格审核后便可参加考试。省、直辖市等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和国考时间不同，一般每年4月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公务员。

2018年国考报名截止后，共有156万多人报名，其中138。3万人通过资格审核，比2017年的报名通过者多出4。5万多名，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平均竞争率为49∶1。国考历年的报名人数为——2010年144万名，2013年150万名，2014年152万名，2015年140。9万名，2016年139。4万名，整体呈下降趋势，但2017年再增至148。6万人。

中国的国考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每年大学毕业生多达750万人的现实情况。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找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因此年轻人开始偏爱稳定的工作。自2015年起，公务员的人气似乎有所下降，但从2017年开始，报考人数再次增多。27

但是在中国，即使公务员是备受青睐的工作岗位，也很少有人像韩国那样留在考试大军里埋头准备二考，甚至三考。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国考从难度上来看并没有难到需要二考或三考的程度；第二，即使通过了国考，接下来还要参加各部门要求的考试；第三，工资比公务员高的工作比比皆是。

最重要的是，中国国考由客观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主观题“申论”组成。因为考察的是履行公职人员的基本素养和必备知识，所以只要自己准备一年左右，或在培训班多做考前冲刺，是可以通过的。问题是，即使通过国考还要参加相应部门组织的二次考试，才能最终成为公务员。比如，报考外交部的应试者需要再参加英语和未来工作地区的语言考试，还要经过论述和职业面试等程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公安部等热门部门的竞争率已超过500∶1，这些部门也是在国考结束后再组织其他考试选拔新人。这跟韩国的高级公务员资格考试时，各部门都要组织相应的行政考试（5）、技术考试（6）、外务考试（7）等是一样的。

一位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了10年的公务员告诉我：“比起经过多次考试才考上来的公务员，部门里更喜欢大学刚毕业的新人。所以，很多人一旦落榜就会直接转移目标。有能力的学生还是更喜欢私企的。”28在中国的大学学习韩语后来到韩国一家大企业工作的赵某（1990年生）也表示，在中国，由于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所以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的工作”。不过，由于中国各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所以不像韩国那样所有人都想当公务员。

她还补充说，在中国，即使不当公务员，也能找到其他好的工作。如她所说，中国和韩国在公务员偏好度方面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在一份对中国的90后和韩国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分析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充满挑战的生活，中国的90后心态明显更积极。对“未来是光明的”给出肯定回答者，中国的年轻人占85%，韩国的年轻人占81%。对“比起平凡的生活，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人生更有意义”做出肯定回答者，中国的年轻人占60%，韩国的年轻人占51%。29

美国的情况又不一样。美国的年轻人对公务员并不狂热。首先，政府在选拔公务员时重视专业性和工作经验，更看重个人资历，故较少招聘新人。这就把一大部分人挡在了门外。其次，公务员的工作不够稳定。在美国，公务员一度也被称为“铁饭碗”，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财政紧缩，公务员也可能被解雇或削减工资。虽然没有硬性退休年龄，但仍存在着中途被解雇的风险。

2014年，美国联邦公务员人数为271。1万名，比起2011年的340万名已经大幅减少，创下了自1966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金融危机以后，就业率唯一出现下降的是公职人员。”30这是由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民间企业迅速带头克服了金融危机，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气象。

如何看待新生代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即将成为社会主力的新生代呢？自古以来，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看法一般分为两种。年轻人往往象征着新生能量和生活的喜悦、自然、新的开始、革新和希望。尤其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对年轻的赞美正是这种愿望的集中表现。但是，青年既是希望，同时也是社会忧虑的对象。31有些人虽然肯定年轻人，却害怕年青一代会彻底动摇社会的基本价值。他们担心的是年轻人不肯乖乖接受社会对他们的各项限制和要求。

韩国的情况是，进入20世纪以后，在步入近代和丧失国家主权的过程中，青年慢慢成为“对未来的希望的象征”。具体来说，青年被赋予了“文明的先导者和社会的革新者”的角色。当然，这一角色超出了现实，是一种理想，且只针对少数青年精英。在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中，这种认识也发生过变化，但至少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的主流。不过，1930年之后青年就成了人们担忧的对象。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评价称：“青年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就被埋没在现有价值观中，尤其是国家权力倡导的价值观。”32

这种双重评价同样适用于我们所说的90后。社会对待他们的视线，一种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孩子”的消极看法，对于希望当九级公务员的年轻人来说，老一代表现出的最常见的反应就是，这是“缺乏热情，没有挑战精神，只想原地踏步做轻松工作的懦弱一代”；另一种看法则比较积极，说这是“开拓老一代无法赶超的领域的一代”。

但是，问题在于，这两种看法都并非建立在老一代“理解”新生代的基础上，而是来自一种“旁观”的姿态，确切地说，是“袖手旁观”。而且，从20世纪末开始，青年的形象慢慢与其他国家变得相似，这从赋予青年或年青一代的名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似的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20世纪末开始流行起来的“年青一代”的名称无一例外都是被动和否定的。

无论社会对年青一代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年轻人都应该在与老一辈的和谐共存中成长。出于这种意义，为真正了解新生代，老一代需要付出努力。古今中外，所谓世代间的代沟一直存在。随着世界的变化和人的变化，很多观点也会发生变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像韩国社会这样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世代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因为各代人缺乏足够的时间来认清彼此的差异。老一辈想把自己取得的功绩和理论强加给年青一代，而年青一代则认为老一辈的这种要求是陈腐过时的。

所以，老一辈应该努力去理解年轻人，而不是急于责怪年轻人的想法和行动。必须认识到，从年青一代的抵抗和挑战当中，是可以折射出老一辈的失策和不足的。另外，老一辈还应该看到，当前社会的文化已与过去不同，而新文化的领导者并非他们，而是新生代。

只有老一辈以包容的态度积极接受年青一代创造的价值，并真诚与之对话，对年青一代的偏见和争议才有可能消失。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年青一代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所谓的“世代论”应该主要被用于打造代际间具有包容力的共识上，而非制造差异上。

从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身上能学到什么

也许，只要人类没有灭亡，就一直会有人说这样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像话”。包括4000年前的巴比伦文字泥板在内，古今中外都能看到这种文字记录。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也多次出现“古代将领一个人便可轻松地举起石块向敌人投掷，可现在的年轻人竟然虚弱到两个人都抬不起来”“真是担心城邦的未来”等类似词句。苏格拉底也说过：“年轻人到处嚼食，没有规矩。”东方也是一样，《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的话：“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说的便是当时的年轻人不听从长辈规劝，是对年轻人做出的负面评价。

前面也提到，“世代”一词的英语语源中，包含着“新出现”的意思。这意味着变化是一种前提。而这种变化势必与老一辈制定的框架发生碰撞，变化的结果就是之前的框架最终被打破。一旦框架被打破，老一辈在意识层面必然产生不安。这时他们会说——“怎么不听大人的话呢？”

半个世纪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展望了青年引领未来的社会，并预言：老一代向青年学习的时代即将到来。她举了当时美国的例子——移居到美国的人们在不同年龄段表现出了不同的适应能力。成长于其他文化圈并移居过来的老一代（第一代移民）在适应新环境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在美国成长的子女（第二代移民）比父母适应得更快。着眼于这些事实，米德预测说，比起执着于过去经验的年长一代，不受此束缚的青年的适应能力更强，是时候向年青一代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了。在从未生活过的未来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时间中的移民”。现在青年人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了。33

孝岩学院理事长蔡贤国（音）在接受《韩民族》采访时说过一句犀利名言，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大家要看清楚，老人都一副德行！”他说：“在农耕社会，年龄越大代表越有智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年老极有可能会倚老卖老。”“现在来看，所谓经验意味着固定思维，先知道的一般都是有问题的东西，不管是信息还是知识，先出来的往往是错误的。”34也许正如他所说的，在今天，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成为我们判断的基础或教诲的根据了。

（1）　在韩国，60后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号叫“386世代”。其中“3”是指这一代人在当时30多岁，“8”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6”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

（2）　1997年外汇危机过后，韩国社会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结果是大部分年轻人加入了临时工大军，每个月只有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00元）的工资收入，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经济学家把这一代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

（3）　指十分重视时装、美容、皮肤护理，并对自己的外貌积极进行投资管理的男士们。

（4）　我国一般称为朝鲜战争。

（5）　即行政高等考试，五级公务员录用考试之一，用于聘用公安职、行政职公务员。

（6）　指行政高等考试中的技术职位考试。

（7）　指的是五级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的外交资格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