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90后人才的特征（第3页）

90后参加工作后，感到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做给别人看”。对于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长大、一向注重效率的90后来说，这种“做给别人看”的工作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在公司上班期间，我发现很多前辈喜欢‘做给别人看’。明明上班时间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们上班时总是抽烟、闲聊、拖延，下班后吃过晚饭才正式开始工作，然后过了午夜又狂发邮件。他们不会真的认为凌晨发邮件就代表自己更努力吧？”

——在中小企业工作两年的姜某（1990年生）

一毕业就做了包装设计师的姜某在公司工作已经两年了，最让她感到恼火的就是前辈们丝毫不讲究工作效率的样子。最近她晚上在培训班学习汉语，每周有3天需要晚上6点30分下班，前辈们似乎对此颇有意见。但是她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明明上班时间可以把工作做完，却故意拖着。她不想故意拖延工作，然后推迟下班时间。实在需要加班时，她也没有太多怨言。可在她看来，公司前辈们的加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她也问过前辈们，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加班又不会额外给钱，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加班呢？对方的回答让她哭笑不得：“因为社长看到大家深夜还在收发邮件，会认为这是努力工作的表现。所以大家习惯了这样做。”最后，她决定辞职。虽然公司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在本行业中不算差，但她不想在这种地方消耗青春。事实上，这种“做给别人看”的工作方式一直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韩国企业形式主义的集中体现。

LG经济研究院责任研究员姜承勋（音）在2014年7月发表了题为《形式主义严重的韩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长期效率低下》的分析报告。分析认为，始作俑者正是那些不急于创造成果，只忙着做表面文章之人。80后也一直谴责企业内部的这类风气，但是就算他们不参与这种形式主义，也很少有人会因此辞职。2007年，网上流传过一份“三星物产第46期新入职员工辞职信”，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年少轻狂，只有为数不多的网友称赞他们，认为这“确实很勇敢”。

但是，90后遇到这种情况后，会立即考虑辞职。他们很清楚，那些人之所以费尽心机地表现出敬业的样子，是源于他们对上司的归属感。而大部分90后的年轻人已不再像老一辈那样对上司或公司抱有强烈的纵向归属感。相反，他们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的水平归属感更多。

通用电气（GE）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曾极力反对公司内部的等级制度，他说：“等级制度会让所有人都围着CEO转，然后只把屁股露给顾客。”90后非常反对这种嘴上高呼顾客是上帝，但实际上把上司当作最高顾客的伪善。19

形式主义导致的时间浪费

比起“实行”，更重视“计划”；比起“内涵”，更重视“形式”。90后坦言，这样的做法让他们感到极度失望。

“报告一次季度质量管理现状，你知道我一共修改了多少次吗？文件名都改到ver。41了（第41版）。只不过是给上面的负责人看一眼的一个报告，又不是给社长看，但是需要修改41次之多，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电视购物行业工作3年的金某（1989年生）

金某在家庭购物行业连续3年从事品质管理工作，对所谓的报告文化苦不堪言。她说，两张A4纸就足以写清楚的报告，被两位上司反复打回以后，已经发展成了60多张PPT的大型报告书。她无法理解的是，一个简单的定期报告，需要经过两位上司，然后到高层管理人员的三个阶段的复杂审批。即使按照上司要求进行了修改，再上一级的上司看到后可能又会提出相反的意见，改完再改是常事。金某问，这不是重复工作是什么？最无奈的是，经过反复修改的报告书只是外观设计变得更煞有介事了，核心内容与最初的文案没有太大区别。

社会学家埃齐奥尼（AmitaiEtzioni）指出，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很多人喜欢回避重要决定，或收集不必要的信息以拖延时间。这时，无意义的重复工作便发生了。为了逃避责任而推迟决策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制订方案的下级拿着报告书反复开会，等待不确定性消失，还会在复杂的审批阶段尽量拖延时间。而负责做出决策的上级也一样，他们通常在需要做出决断的瞬间，将问题归咎于报告中的小错或信息不充分，然后指示下级重新修改，从而拖延时间。此时，在“石头桥也要敲一敲再过”（形容凡事都要小心）和“没有比不决策更坏的决策”两句格言中，显然大家更愿意相信前者。

推迟决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闲着，大家都在忙着收集信息，报告书的修改次数也在不断增加。在敲打石桥的瞬间，竞争对手已经越过石桥，推出了他们的新产品，而这一方剩下的只有那份完美无缺但是已经没有什么用的报告书，以及“我们的判断很正确”的苦涩安慰。而且，低效工作带来的恶果还不止于此。

“一般来说，我每天有一半的工作时间是在开会中度过的。当然，有些会议很有必要，但大部分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便草草收场的毫无意义的会议。真不明白我们组长怎么每次开会都有那么多话说。既然是和组里每个人轮流沟通，其他人有什么必要全程旁听？还不如一个一个单独地跟他面谈呢。浪费掉的时间真是可惜，每天都是开不完的会，工作到底要放到什么时候做？”

——在制造企业营销部门工作的金某（1990年生）

20世纪初，法国农业工程学家马克斯·林格曼（MaxRingelmann）通过实验得出了有名的“社会怠慢”理论。这个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个体在完成组织任务时的努力有减小的倾向，因为每个人都有分散责任的潜在心理。所以，组织必须尽量明确每个成员的任务。但是，如果权限和责任的界限模糊，希望分散责任的心理就会让组织出现不必要的人力浪费。比如，不必要的邮件群发、让与某项工作无关的人员参加会议等，都是最常见的例子。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上班族平均每天确认74次电子邮件。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有的人光在邮件上就要花费1小时以上的时间，但里面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多。开会也一样。虽然开会已经几乎变成了本职工作，但有些会议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为了逃避和分散责任，大家通常先通过电子邮件把某件事情通知所有人，之后还会让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参加会议。

贝恩公司（Bain&pany）顾问麦克·曼金斯（Mikins）在2014年5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有很多证据表明，像电子邮件、会议这样的组织协作工具，其耗费的成本是远大于收益的。假如企业因为处理大量电子邮件和开会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那么花在顾客身上的时间必然越来越少。

梦想在他处

前不久，在韩国一家大企业担任人事组长的江某（1973年生）在结束了公司活动回家的路上，与正好顺路的营业组新职员金某（1991年生）一起坐上了出租车。在车上，两人谈论起公司活动的事情，可能是职业意识使然，江某问金某今后有什么打算。因为江某在公司里经常问别人这个问题，所以，本以为金某会回答“我想过几年调岗”或“我希望能成为营业专家，10年后被派驻到国外工作”，但是金某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他说：“我的梦想是成为畅销书作家。”

江某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人事工作，但这种回答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非常惊讶。因为一般大家的回答都是围绕自己在公司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在身为人事组长的自己面前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梦想也让他吃惊不已。江某还反思过，自己提前在心里把标准答案定好了，这种做法是不是有点像“老大”？后来，江某在公司里再问别人同样问题的时候，改成这样问：“你在公司里的目标是什么？”

进入韩国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朱某（1994年生）此前共经历过20多家公司的面试。几乎每次面试时他都会遇到一个让他十分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公司工作10年或20年后，你有什么目标？”据他回忆，10家企业中有八九家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每次他都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答案或随机应变给出面试官希望得到的答案，但如此言不由衷的回答让他感觉自己好像在说谎，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他根本没有要在公司干满10年的想法，自然也不可能有在公司工作10年后的梦想或计划。

很少有90后在进入公司时抱有“我一定要在这里干到公司高层”的想法。但是，从未站在求职者的立场上思考过的面试官仍然喜欢问过去常问的那些问题，并且认为求职者会把身为高层的面试官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既然认为“我就是你的明天”，面试官就会对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赋予加权值。同时，他们希望求职者能虚心向自己请教成功之道，并通过这点获得求职者的尊敬。而如果对方的言行表现出违背这一设想的不当之处，他们便会提出尖锐的批评。

已经落幕的MBC综艺节目《无限挑战》中，2013年的《拜托无限挑战》里笑星朴明秀这样说过：“我没有梦想，我只想玩。”老一辈总是说“人一定要有梦想”“梦想一定要远大”，朴明秀的话显然是对这些观点的一种叛逆。今天的90后已经可以大胆说出这句话——“人一定要有梦想吗？”

电影《与神同行》的原作者、著名网络漫画家周灏旻说，自己在2008年创作的作品《无限动力》中曾有一句经典台词——“死之前是会想起没吃的饭，还是会想起没有实现的梦想？”但现在，这句话让他感到羞愧。因为“没有梦想也没关系，那样说有点太强调必须有梦想了”。他注意到，现在的90后已经不会再盲目听从老一辈要求“人必须有梦想”的忠告了。

（1）　韩语中的“??”一词既有“献身”的意思，也有“旧鞋子”的意思。

（2）　代理：韩国银行或公司之类的集团中的一种较低的职位，一般在普通社员之上，课长之下。

（3）　疗养年，又称“安息年”，是指为充电提升自己而暂时离开现任工作的时间。

（4）　现实中，韩国的大学多采用“???”（研究年）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