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第2页）

我站在病床前，俯视着这个地主的女婿、前大队会计、前乡长、前捉奸者。房间里另一个病人被家人抱上轮椅，推出去晒太阳，病房里灰暗、静谧。他躺在病**用空****的眼神望着我。我弯下腰，靠近他的耳朵说：“我给你想了很多种死法，哪一种都不让你受罪。”

他歪了歪那颗硕大的头，歪着嘴笑了。一道清亮的口水沿着口角滑下。

跟脑血管科的主任打好了招呼，他们对我已经客气得过分，满足了我提出的要求，眼里盛满了对一个被判死刑之人的无限度宽容。我在病房支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我就睡在舅舅床边。半夜，我趴在他耳边说话，我说：“你后悔吗？你对你干过的事后悔吗？”

他睁开眼，在漆黑的病房里，他的眼闪着亮光，眼球的转动灵动如常人，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些单调的音节，一些我无法破译的语言。

我把一个针头插入他的腿，毫无阻力，突破了皮肤皮下深深没入肌肉，他毫无反应，我看着针头的末端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我拔出来，再换一个地方，插进去。镀铬的针头在不同的部位颤动着，熠熠放光。

他死得无声无息。夜班护士早晨查房时，发现我舅舅已经僵硬冰凉。那个女孩把我从行军**推下来我才醒，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转身告诉惊惶的护士—

“不用抢救，已经死透了。”

我舅舅有幸成为刘老头最后一个料理的死人。第二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医院。我站在太平间门口，身后是细密的雨帘，我看着刘老头熟练地把我舅舅翻过来翻过去，这具硕大的裸尸仿佛一头畅游在大海中的白鲸。

我说：“你不用这么负责，你不用把他弄那么干净。”

刘老头摇摇头，把一口酒喷到尸体上，他说：“这可是最后一个我亲手送上路的人了，我得把活儿干漂亮点儿。”

然后，我就听见身后传来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妈和我哥一无所知地走了。我回宿舍收拾东西。苏卫东正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吃泡面。

见我进屋，他停止了进食。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当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异样之时，只有苏卫东还像从前一样。当所有人的目光恢复正常，或者说是见怪不怪后，只有苏卫东的表情怪异。

我把书和衣服装进纸箱，搬起来向外走。这时苏卫东说话了。

“兄弟，你想不想知道夏雯在哪儿？”

“第一，我不是你兄弟，我高攀不上。第二，那个人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的话，我就失陪了。”我把纸箱顶在墙上，蹲下，用肩膀扛起。右手扶着，左手去开门。

苏卫东窜过来把门打开：“她在绿岛精神病院，我有个同学在那儿当医生。你等一下，我给你写个地址和电话。”

我靠在门上，箱子沉重，我的心脏不堪重负，杂乱地叩击着我的胸骨。

他把一个纸条塞进我左边的裤兜里，说：“前阵子我给我那个同学打了电话，他说夏雯就在他们医院。你要想去，就给他打电话，他会接待你。”

“我那个同学说，夏雯老是反反复复说一句话。”

“她说什么？”我问。

“她说：‘我不怪你’。”

下午三点，我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王众议不在。我把一张处方纸放在他的大班台上，那是我的辞职信，上面写着两个字—辞职。落款我写在医生的签名栏上，这是我作为医生的最后一次签名。假如在“辞职”下方写上“Tid”，再加上“温开水送服”，就几乎是一张处方了，而“辞职”两字，就是一剂药，一剂吃下之后和一段日子决裂的药。

我想等王众议回来，就坐在双人沙发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妖冶的绿牡丹，题字是“花开富贵”。王众议经常跟到他办公室的人说，这是一个洛阳当地知名的画家送给他的，绿牡丹是牡丹中的极品，象征着富贵的极致，属于皇宫内院的配享。转椅后面的窗台上，倒放着一个褐色木制相框，我吹去浮尘，把它翻过来，相框的边缘，粘着一朵皮制的紫色花瓣。照片上是一个白衣白裙的姑娘，仰着头，张开双臂站在广场上，广场的远端，是一个用各种鲜花摆成的心形图案。风把她的头发吹乱，她的额头掩盖在乱发之下。纤细的小腿是象牙色的，她脚下的广场砖模糊不清，整个人仿佛站在水面上，凌波欲飞。

照片上的人是夏雯。

我把相框的玻璃取下，把照片拈出揣进上衣口袋里，把那张处方纸放进去，压上玻璃，摆在大班台的正中，转身，出门。

我叫了一辆夏利，司机帮我把纸箱放进后备厢。我告诉司机，去革新里八号院。这是雷春晓家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