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第1页）

子宫

回去的路上，不知为什么，我告诉了冯爱军，那个叫连云凤的人，肚子里怀了他哥的孩子。

冯爱兰和我爸被堵在炕上的第二天，她就消失了。据说，她去了县里，和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关上门密谈半日，再回到村里时，我舅舅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瞬间失去了意义。那天，随冯爱兰回来的还有两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村里人对这两个人的印象模糊，面貌、身材已完全记不得，只能想起这两个“公家人”的制服有四个兜，载他们来的，是一辆绿色的吉普车。

灰制服的吉普车快到村口的时候，我舅舅端着一只粗瓷海碗蹲在树下，正眉飞色舞地向老少爷们预告着精彩绝伦的“节目”—

“我把话撂这儿，不出三天，县里就得来人，把那对奸夫**妇抓走！”他往嘴里扒了一口饭，一句狠话混合着粗粝的食物残渣喷射出来，“这要搁古时候，冯爱兰就得骑木驴游街！”他的听众们兴致勃勃哼哼唧唧地附和着。

我舅舅怎么也想不到被带走的是他。平生第一次乘坐象征身份地位的吉普车，他居然短暂地忘记了将要由自己承担的后果—他坐在两个灰制服之间，两手按了按内藏弹簧的车座，臀部颠了两颠，然后不合时宜地叹了口气：“还是当官好啊，这屁股都能舒坦舒坦。”

一个灰制服抬起肘向后一甩，我舅舅嗷了一声，两手捂鼻，鲜艳的血从指缝中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灰制服说：“别叫唤，一会儿还有你好受的。”

半个月后，我舅舅回来了。整个人面目全非，身上臭不可闻，连逐臭的苍蝇都退避三舍，只远远地悬在半空，嗡嗡嗡地彼此窃窃私语，却无一只敢近身。

他径直来到我姥爷的院子，踢开半掩的门走进堂屋，正在填柴火的我姥姥惊诧地看着这个有些陌生的儿子。我舅舅推了我姥姥一把，然后拽下裤子，掏出家伙，尿柱激射而出，铁锅里一股白烟轰然升起，屋内顿时充满了热烘烘的尿臊味。他抖了抖残余的尿，说：“我日你们的好女婿。”

翌日。我舅舅站在公社书记屋里的砖墁地上，垂手低头，冯爱兰端起茶缸呷了一口，茶缸上印着几个红字：要斗私批修。冯爱兰放下茶缸，说：“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还当你的队长，当你的会计。我冯爱兰不干赶尽杀绝的事。”

“冯书记，你大人大量啊！”我舅舅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涕泪俱下。

冯爱兰一动不动。“但是，”她说，“你给我记着，如果你到处胡说八道的话，我只要给县里挂个电话，就有车来接你……”

那一场我不愿意描述的捉奸轰轰烈烈，我舅舅这个杰出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却最终成了失败者。官职保住对他来说本应是意外之喜，可他并不那么认为，也不感到庆幸。因为，自从他成功地让冯爱兰和我爸的奸情暴露之后，我舅舅却发现，那对奸夫**妇反倒不用再避讳什么，两个人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没有引人侧目的亲昵动作，但即便是瞎子都能看出冯爱兰和我爸的不清不楚。我的姥姥姥爷和我的母亲在这件事上都保持沉默，任由我爸出入冯爱兰的宿舍和办公室，好像这个男人与他们没有一丝半缕的关系。冯爱兰也一直拒绝结婚，她推掉的婚事足足有一打，她拒绝的男人有军官、劳模和一个丧偶的县委副书记。

直到六年之后，我爸被一辆载满猪的拖拉机撞倒、碾过，我舅舅才找到胜利者的感觉，他到集市上买来了鞭炮，一千响的红皮鞭炮，噼噼啪啪，声声脆，个个响，炮药的香气笼罩了整个村子。这是那天村子里唯一的响动。

“这不能怪我吧，这回老天把她姘头收了去！”我舅舅重复着这句话在村里游走，逢人就说，不幸被他撞见的人无人搭腔，避瘟神似的一溜小跑。可我舅舅并不觉得扫兴，他走到冯家门口，冲着红漆木门射出一口浓痰，然后就哼着歌去村东的小卖部打酒了。

那时，我舅舅还无法预知若干年之后战胜冯爱兰是那么简单，他根本不需要劳神策划一次周密的捉奸，只须有足够多的钱，就能换来他梦寐以求的结果。

冯爱民说，有一天他姐姐从乡里回来，目光呆滞，脚步踉跄。从此不再见她去镇上，话也极少，每日起床也不梳洗打扮，搬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发呆。她平日最喜欢的小弟弟冯爱军扑到她怀里时感觉和平日不一样，这个一直把姐姐当成母亲的男孩因为姐姐明显的冷淡哭个不停。冯爱民跑来把弟弟抱走。从那时起，冯爱民第一次拿起农具下地干活。

一个初秋的黄昏，冯爱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看到他的弟弟冯爱军坐在门前拖着腮发呆。

冯爱军说，姐走了，坐大汽车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前，冯家门口停着一辆蓝色的卡车，车的四周散落着一地煤屑。冯爱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她的头盘得极为整齐，脸也洗得很干净，穿着带有蓝色碎花的白衬衣，整个人干净清爽。她摇下玻璃把头探出去，冲着弟弟招手，她笑嘻嘻地对冯爱军说：“我要去山西玩啦，坐着大汽车去！”

“我也去，姐你带我去！我也要坐大汽车！”

一个穿蓝工作服的男人把哭个不停的冯爱军从踏板上拽了下来，他背对围观的人群，把一包动物饼干塞到冯爱军怀里，对冯爱军说：“我带你姐姐出去玩玩，等过几天我就把她送回来。”

冯爱军后来回忆说，那个司机语气温和，但那张脸看着吓人，村里的人看到的是司机的背影：司机给了他一些好吃的，然后亲昵地摸了摸冯爱军的头。

卡车开走了。冯爱军听见冯爱兰不停地笑，没心没肺地笑，车一拐弯，就听不见了。

过了几天，过了一个月，过了半年，没人送冯爱兰回来，冯爱兰自己也没回来。村里人说，她一定是被人卖了，卖到了一个老远老远的地方。

“小冬，你没看出来？”冯爱民说，“云凤笑的时候有点像我姐。”

“我就没见她笑过，”我说，“我看她倒是有点儿心事重重。”

刚识字的时候，我的启蒙读物是遗留在墙上的漫画和标语。那时墙上是漫画版的四人帮，特征抓得极准，某女的眼睛，某男的秃头，有的阴鸷，有的恶毒，有的胖蠢，统统大脑袋小身子，丑态可掬。我家房后的墙上，一根巨型钢笔洞穿四人躯体，笔尖上垂下一摊鲜血。标语是打倒某某某、批臭某某某之类的简洁文字。后来和我哥偷看我爸的医学书，多是欣赏人体器官，普及女性生理知识。我爸还遗下了几本俄国小说和《三国演义》，算是得以初窥语言的门径。到了县城上初中，粗通了文墨。那时的读物有一种贴在墙上，白纸红头黑字，配上打了红叉的照片，文字可读性极强，我和我的青春期同学能在文字中得到暴力和性方面的快感。某某犯强奸罪、某某犯投机倒把罪、某某犯杀人罪、某某是现行反革命……最下方是他们的周年—某月某日执行枪决。

得到准确的日期，我就等着犯人游街的那天，心情兴奋，如升斗小民等待状元郎骑脖子上绑了红绸的高头大马沿街夸官。大解放喇叭一响，我和冯爱民就撒腿往街上跑，好占据利于观赏的有利地形。

车上第一排都五花大绑，脑袋剃成秃瓢，背后皆插着一根一端为菱形的木板，黑字红叉，这木板就是他们在人世的最后一张名片，简明扼要阐述犯人的罪名。这些都是要吃枪子的，一般都低了头，神情绝望。也有高抬了头的，脸上满不在乎，似乎认为不免一死，不必在乎观众的指指点点。是啊，一个快死的人还有什么怕丢人的呢？后面的也是五花大绑，也是秃瓢，但背后不插木板，大都死命低垂着头，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里，这说明还有活着出来的一天，因此怕丢人现眼。女犯人不多，偶尔得见，我和冯爱民就兴奋得不行。那年头的女犯，罪多在裤裆，因此都有几分姿色，是围观者的最爱。专政机器人道，女犯多不剃秃瓢，剃一半留一半，以诡异的发型彰显妖冶。那些女人黑发白脸，带雨梨花，虽然泪如断线之珠，可女犯多数不低头，一双美目多保持平视，或鼻观口口问心，朱红的唇微微翕动，不知念的是情人的名字还是某种咒语。有的女犯还微笑示人，以多情之目搜寻美男，在生命结束之前最后一次检验自己勾魂摄魄的魅力。

每有严打必有游街，我和冯爱民是这档真人节目最忠实的观众。我豁出去逃学，他豁出去旷工，如蛆附骨，如蚁附膻，天塌下来也要跑来看现场直播。为达到以儆效尤杀鸡骇猴的效果，大解放开得缓慢，给群众提供尽量多的受教育时间，但车终归要走，我和冯爱民就一路追去，见卡车出城提速，才意犹未尽而返。

某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积雪消融寒风刺骨，天是一整块铅版，以不易觉察的速度缓缓下压。我棉袄棉裤棉鞋棉帽，笨如狗熊，手攥一根冻挺了的油条像是刚掰下来的棒子，我雪泥鸿爪地疾速奔跑，在一个丁字路口刹住脚步，气喘连连。不一会儿，一辆军绿色卡车徐徐驶来，渐行渐近。

冯爱民就站在第一排，他身后是荷枪实弹的警察，警察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扎着三指宽的棕色牛皮腰带。冯爱民站在车斗的最右边，他旁边是一个瘦高挑的老头，戴黑边眼镜，一个镜片是碎裂的，下巴上一蓬纠结的灰白胡须，虽然弓背低头，也仍然比冯爱民高出许多。两人都**着青色的头皮，身上捆着绳子，背后插着上宽下窄的木牌，冯爱民的木牌高出头颅，菱形的尖端与老者的身高齐平，上面写着“故意杀人犯”。老者的牌子被他的细长身体挡着，我只能看到“现行”两个字。

人们从各个街巷中涌出，聚拢在街道两旁。有几个孩子欢快地随车奔跑。男人和女人们谨慎地伸出手指对这车上的乘客指指点点，手里拎着早点的老人们停下来，伸长脖子望着车上的人，白色的豆浆，黄色的小米粥从手里倾斜的容器里流到裤子上，兴致盎然的老人们神情专注浑然不觉。

戴眼镜的老者努力地歪着头看着冯臭子，冯爱民也抬起头不时瞅一眼老者，两人的目光里都含着隐约的笑意，犹如一对用眼神交流的祖孙，这大概是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懂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