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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绝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一部分犹太人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要是他们能在第一时间逃跑，说不定就能躲过这场浩劫。党卫军破门而入，屋里的人顿时呆住了，个个瞠目结舌，就像被催眠了一般，再加上僵硬呆板的面部表情，活脱脱一幅惊悚的超现实主义全家福画像。党卫军士兵一路押着他们穿过屋大维门廊大街，向着马塞勒斯剧院走去：

被抓的犹太人排成一列纵队，零零散散地走在大街中央。党卫军士兵一路看守着他们，时不时提醒他们保持队形，用机枪的手柄抵住他们，催促他们快点走。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只有眼泪、呻吟、哀号和得不到回答的问题……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以期获得安慰，父母却决绝地转头看向别处，那神情要比拒绝给孩子面包时的神情决绝得多。[23]

起初，犹太人以为党卫军是想抓他们去做苦力，因此试图逃跑的大部分是男人，也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翻墙成功逃脱。犹太社区的烟民通常会早起前往台伯岛的酒吧，排队购买烟卷，所以侥幸逃过一劫。当天被抓走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儿童，其次是妇女，被抓妇女的人数是男性的两倍。

有关围捕犹太人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全城的犹太人都藏匿起来。不少犹太人逃到朋友家里。党卫军中校卡普勒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关于围捕行动的报告。据报告显示，罗马市民并不支持围捕行动，甚至有不少市民藏匿犹太邻居，阻拦执行围捕行动的落单党卫军士兵，试图妨碍围捕行动。有一次，党卫军士兵敲开了一栋公寓的大门，一位身着黑衫军制服的法西斯党徒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坚称此地是他的地盘。还有一部分犹太人藏在医院里，医生为了掩人耳目，给犹太人做假手术。有人甚至藏在了医院的太平间里。

不少犹太人藏匿在教堂里。台伯岛法特贝尼医院的修道士看到犹太人从隔都逃亡至此，于是收留了他们。不远处的锡安淑女修道院也收留了一部分犹太人。大部分宗教机构无条件收留犹太人，只有少部分要求犹太人要么改宗天主教，要么出具推荐信。在教区教士的帮助下，大批成年犹太人藏身于教堂周边的出租屋，也有一部分成年犹太人藏身于神学院。只需要交一点学费，犹太儿童就可以就读天主教寄宿学校。玛利亚·卢克不无骄傲地写道：“教宗挽救了一大批罗马犹太人的性命。”战后，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然而，实际又是另一码事。教宗庇护十二世几乎在同一时间就知晓了围捕一事。恩萨·皮尼亚泰利·阿拉戈纳·科尔特斯公主是住在罗马城中的一位贵族女子，与庇护十二世有私交，她从一位居住在隔都附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围捕犹太人的事情。没有私家车的她向德国大使馆临时借了一辆，径直驶向梵蒂冈，路过马塞勒斯剧院时，她看到一群狼狈不堪的犹太人在剧院外等待着什么。抵达梵蒂冈后，她很快见到了庇护十二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说给后者听。听到这个消息后，庇护十二世大吃一惊，当着恩萨公主的面打了个电话，很可能是打给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他从头至尾只为罗马犹太人做了这一件事，真是令人寒心。

教宗并非犹太人的救星。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数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教皇对罗马犹太人抱有好感。犹太人成为意大利统一的支持者后，教皇对犹太人更加没有好感，庇护十二世对犹太人尤其没有好感。庇护十二世原名尤金尼奥·帕切利，公元1876年3月2日生于罗马，他的家族与梵蒂冈有着密切的联系。帕切利凭借担任教会律师期间的出色表现而声名大噪，随后更是平步青云。“一战”结束时，他被擢升为教廷驻慕尼黑特使。公元1933年，他代表罗马教廷同新生的纳粹德国（又名德意志第三帝国，公元1933年至1945年由纳粹党所统治的德国）签订了一份协议，承诺德国境内的天主教组织不会染指政治，从而为希特勒攫取完整的独裁权力扫清了障碍。6年后，也就是公元1939年3月2日，帕切利当选教宗，称庇护十二世。

“二战”也没有改变庇护十二世的观点。在德军垂死挣扎之际，他还希望促成希特勒同西方同盟国（包括英国、英联邦、美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和解。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庇护十二世既不想削弱德国的势力，也不想梵蒂冈与德国为敌。从一些迹象来看，他可能跟当时梵蒂冈的大多数神职人员一样，持有反犹主义立场。当然，要证明这一点并非易事。公元1942年，犹太人大屠杀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元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暗中派遣特别代表迈伦·泰勒前往罗马，恳求庇护十二世公开批评纳粹屠杀犹太人，但他拒绝这么做。

犹太人大屠杀近在咫尺。在隔都被捕的犹太人被暂时收押在军事学院，此地距离梵蒂冈宫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一部分运输犹太人的卡车司机迫不及待地想一览周边的美景，他们徜徉在圣彼得广场附近。围捕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英国驻梵蒂冈大使达西·奥斯本设法面见了庇护十二世，敦促他向驻守罗马城的德国官员提出抗议，却被对方告知罗马教廷没有任何异议，理由是德国向来尊重梵蒂冈的中立。有一种说法是梵蒂冈的神职人员向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提出抗议，成功解救出了一部分犹太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确曾为犹太人出面调停过，但是这里的犹太人只包括一小部分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而且调停以失败告终。军事学院里总共收押着1250名犹太人，其中有五分之一被释放，这部分犹太人被释放的原因只有一个：丹勒克尔上尉认为自己抓错了人。教宗从未就围捕犹太人一事提出抗议。9天后，罗马教廷通过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向所有在战争中死伤的无辜平民表示哀悼，但是对犹太人的遭遇只字未提。

德国的外交人员再次挺身而出。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魏兹泽克男爵和德国驻意大利王国代理大使莫尔豪森对教皇的不作为深感失望。无奈之下，两人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企图通过告知柏林高层，教宗计划公开谴责犹太人大屠杀（尽管他们深知教宗绝不会这么做），从而达到震慑当局的目的。两人编造了一封信，以德国驻罗马主教阿洛伊斯·赫达尔的名义寄给德国驻罗马总司令斯塔赫尔将军（斯塔赫尔也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信中提到教宗已经怒不可遏。这封信和魏兹泽克男爵的一封电报一同被发往位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魏兹泽克男爵在电报中再次力劝当局释放被俘的罗马犹太人，以强制劳动代替屠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信和电报在外交部里躺了好几天，才被送到党卫军手里。党卫军根本懒得理会。当然，也没有理会的必要。党卫军收到魏兹泽克男爵的电报时，被俘的1000余名罗马犹太人要么已经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要么即将被运抵奥斯威辛集中营。绝大部分被俘的罗马犹太人立即被送到毒气室杀死，只有15名罗马犹太人侥幸活下来，回到罗马城。

隔都围捕事件无疑是罗马在德占期最残酷的一笔，罗马城的霉运还远远没有结束。10月末，两周内解放罗马城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9月末，愤怒的那不勒斯人民拿起武器，与纳粹德军拼死作战，最终将德军打跑。10月初，满目疮痍的那不勒斯城和遍体鳞伤的那不勒斯人终于迎来了解放。然而，盟军无法突破德军在卡西诺山以南的沃尔图诺河上修筑的防线，只能裹足不前。战事陷入僵局。11月，心灰意懒的罗马人开始在墙上涂鸦：俄国人快点吧！沃尔图诺河上的盟军已经等不及了！

罗马人的日子每况愈下。街上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变得更加稀少，本就不宽敞的车厢越发拥挤。出租车完全不见了踪影。店铺主人纷纷用木板封住门窗，防止民众骚乱将店铺抢劫一空，被封闭的门窗和空旷的街道透着诡异的气氛。没有封住的店铺也只是售卖一些诸如鞋油、杀虫剂、木头瓶子和木头盘子之类的便宜货。高级珠宝店将廉价的锡饰品摆上了货架。只有咖啡馆里还人来人往。然而，即使在咖啡馆，食物和饮料也匮乏得很。

11月，天气转凉，食品、盐和火柴供应短缺，做饭用的燃气每天定时供应三次。茶叶和咖啡几乎从市面上消失了。玛利亚·卢克只好用大麦代替咖啡，用柠檬叶、黑莓叶或者干橘皮代替茶叶。里拉急剧贬值，几乎一文不值，自由企业却从中发现新商机。食品越发匮乏，黑市猖獗，只要交够钱，穿过盟军的层层防线与身在那不勒斯的人互通信件也不是不可能。再加一笔钱，黑市的人甚至可以把人偷偷运出罗马城。

禁止进行的活动越来越多，布告越来越长。蓄意破坏、擅离职守、不履行劳动义务、持有无线电发射机以及窝藏犹太人和盟军战俘都是死罪。如今，想藏匿起来的人可不止犹太人和盟军战俘。德·怀斯曾提到一位藏匿多名意大利军官的罗马妇女，某天惊恐地发现一位德国伞兵正朝她的家走来。后来才发现这伞兵是她家的园丁，原来他被逼与一位德国伞兵互换衣服。换完衣服后，德国伞兵就扬长而去。德·怀斯还曾提到两位欲在当地老者家借宿的德国军官。两位军官一大早就不见了踪影，公文包和制服整齐地码在**，旁边还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多蒙收留，助我等解甲，不胜感激。”德·怀斯懂德文，不少德国士兵曾告诉她：他们只想回家和家人团聚。

偶尔也会有不那么糟糕的消息传来。11月28日，德国盖世太保和意大利非洲警察突袭法西斯分子在罗马的总部。法西斯分子腐化堕落、肆意妄为，几乎人人唾弃：为了逃票，不惜拿手榴弹威胁有轨电车售票员；只因不喜欢某部电影，就拿手榴弹炸掉影院屏幕。法西斯头目拉斯特里尼甚至拿机枪威胁一名看歌剧的观众，只因乐队演奏法西斯党歌《青年》的时候观众没有起立，观众当中不乏德国人。在这次的突袭行动中，盖世太保发现了多间刑讯室、三位受刑犯人、大量赃物以及一头奶牛。法西斯分子之所以养奶牛，很可能是因为需要鲜牛奶制作卡布奇诺。可是罗马人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多久，黑衫军就被纳粹德军取而代之。心如铁石的纳粹德军成为总部的新主人，比从前的法西斯分子残暴得多。

11月初，威尼托大街上最豪华的酒店被德军征用为总部。看来德军打算在罗马城再住上一阵子。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可没那么好过。德军占领罗马初期，城中出现了两股反抗势力，一股是保皇派，另一股是共和派。两派争斗得很激烈，根本无心对抗侵略者。但是后来，共和派创建的几支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成功炸毁一座法西斯兵营、暗杀了一众黑衫军、铺设铁蒺藜以迟滞德军车队。12月中旬，一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爱国行动游击队开始抗击德军，让德军也尝尝寝食难安的滋味。12月下半月，这支游击队发动了一系列勇敢无畏的突袭。在普拉蒂一家餐馆就餐的8位德国军人和8位刚坐上一辆卡车的德国军人均被他们击毙。芙洛拉酒店是威尼托大街上被德军征用的豪华酒店之一，也被这支游击队用炸弹炸毁，德军伤亡惨重。里贾纳监狱的警卫室遭到游击队的袭击，马志尼大桥上三位德军士兵被一位骑自行车的游击队员扔的炸弹炸死。扔出炸弹后，这位游击队员成功安全撤离。

四面受敌，德军在罗马城如履薄冰，这是罗马人所乐见的。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罗马人的日子也比从前难了许多。巴多格里奥颁布的宵禁令一直延续至今。为了防范游击队的袭击，德军将宵禁时间提前至晚上7点。自行车作为彼时最方便的代步工具被德军禁止使用。一旦被发现骑自行车，立即枪决。不久后，三轮车成为罗马人的新代步工具，人们纷纷把自制的拖车挂在三轮车上，用来载货。所幸德军没有禁止使用三轮车。

游击队员愈挫愈勇，城中的黑衫军却死灰复燃。墨索里尼命令彼得罗·科赫率领另外一支黑衫军入驻罗马城，意图扫**藏匿起来的犹太人和城中的游击队。值得一提的是，科赫本人是德意混血。他率领的特别警卫队被罗马人称为科赫军。事实证明，科赫军帮了纳粹德军一个大忙。直到科赫军到来之前，德军因害怕惹恼教宗，一直对教堂敬而远之。科赫一来，袭击教堂一事便师出有名，德军可以堂而皇之地从旁协助。这样一来，党卫军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12月21日晚，三座教堂遭到科赫军和德军的袭击，藏匿其中的50余人被捕。

看似安全的教堂也已不再安全，不少藏匿其中的人被迫离开。犹太人开始了漫漫藏身之路，他们不得不频繁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一些犹太人选择再回到废弃的隔都，在自家的老房子里躲上一段时间。自10月的围捕行动结束以来，犹太人的日子还算太平。然而现在，围捕行动卷土重来。当局向罗马市民开出赏金，捉拿犹太人：指认一个犹太男人，将获赏金5000里拉；指认一个犹太女人或犹太儿童将获赏金2000到3000里拉。只有极少数罗马市民昧着自己的良心拿了赏金。犹太人中甚至也有败类，一个名叫塞莱斯特·德·波尔图的犹太女孩因协助德军指认同胞而臭名昭著。她会站在隔都附近的台伯岛大桥上指认她认识的犹太人，人们因此给她取了“黑豹”的绰号。为了报答她，德军随后释放了她即将被处死的哥哥。她的哥哥知道真相后，羞愤不已，愤然投案自首，终被德军所害。

圣诞节如期而至，因为宵禁，子夜弥撒被取消。教宗像往年一样发表圣诞致辞，在今年的圣诞致辞中，他敦促罗马人戒绝暴力，却对德军在罗马城的暴行只字未提。此时，梅尔泽成为新任德国驻罗马总司令。他是好酒之人，在威尼托大街上的里贾纳酒店为150名英国战俘提供圣诞晚宴，试图修补德国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形象。新的一年开始了。公元1944年1月13日，罗马上空爆发近距离空战，罗马人专心致志地望着天空。玛利亚·卢克也是围观人群中的一员：

一架德军战斗机迎面冲向一架美军战斗机：德军战斗机瞬间被撞成两半，美军战斗机随之坠毁。一共有5架美军战斗机坠毁，所幸驾驶这5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全部跳伞逃生，着陆后立即被俘……对那些从未见过跳伞的人来说，降落伞宛如一朵朵白色的巨型花朵，从空中徐徐落下。[24]

几天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1月21日，玛利亚·卢克这样写道：

真是出乎意料。尚未得知具体细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盟军近在咫尺。罗马人心中的那团乌云旋即消散。街头巷尾，人们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25]

盟军在距离罗马48千米的渔港安齐奥成功登陆。德国的外交人员再次为撤离做准备，火车站里闹得人仰马翻，负责军需品运输的德国官员一时间方寸大乱，不知道是该就地卸载，还是该运回北方。城中的卡车全部被征用。夜里，除了城中汽车的呼啸声和飞机来回盘旋的声音，德·怀斯还隐约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

日子一天天过去，预料中的盟军并没有出现。轰隆的炮声早已消失。德·怀斯大惑不解：“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前往罗马城的路明明是通的。”[26]她的话没错，从安齐奥到罗马沿途已无一兵一卒，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安齐奥登陆一直颇受争议。盟军5万人部队和5000辆车登陆只有100名德军士兵驻守的狭长海滩。只有两个警察营驻守罗马城，兵力总共只有1500人。美军第6军军长约翰·卢卡斯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罗马城，并顺带占领阿尔班山。值得一提的是，卢卡斯曾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必须迅速占领阿尔班山。然而，他只是下令加强防御，巩固滩头。

后来，卢卡斯因这次失策而背负了诸多骂名，但是他这么做或许是有原因的。前一年9月，盟军的萨莱诺登陆行动遭到了德军的致命反击，甚至一度险些被德军赶下海。为了配合此次的登陆行动，盟军主力向卡西诺山附近的德军防线发起进攻，但是以失败告终。5万兵力放在以前绝对是一支大军，但是按照1944年的标准，这支军队绝对称不上大。就在德·怀斯忙着纠结盟军为什么还不来解放罗马城的时候，凯塞林从意大利北部调拨的储备军已经抵达安齐奥，德军和盟军的兵力此时已变成二比一。假设卢卡斯在登陆成功后直取罗马城，那么罗马城很可能成为战场。相反，安齐奥沦为人间地狱，尸横遍野，1。1万名盟军士兵葬身于此。

安齐奥登陆非但未能拯救罗马城，反而害了罗马城。占领初期，德军以保护古迹为名，宣布罗马城为不设防城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了躲避盟军的空袭，德军把市中心辟为大型停车场，存放火炮和坦克。为了支援48千米以外的德军，运输军需品的车变成往常的3倍，市中心堆满了武器装备。自1943年7月19日罗马城首次遭遇毁灭性空袭以来，几乎没有再遭遇过空袭。此时，盟军为了支援己方在安齐奥滩头的作战行动，几乎每天都会轰炸罗马城，轰炸的目标是调车场、车站和煤气厂。人们通常不会把罗马列入“二战”空袭受损严重的城市，罗马市中心几乎完好无损，但是郊区却遭到严重的破坏，约7000罗马人死于空袭。德军坚称罗马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所以通常不会拉响防空警报。一旦发生空袭，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司机会立马停车，命令乘客躲进避难处。玛利亚·卢克把这类避难处称为“不堪一击的死亡陷阱”，“每个死亡陷阱里总有那么一些歇斯底里的人。”[27]她认为教堂更加安全。

炸弹落在博格特区的夸德拉罗和森托策勒，这两个地方都是墨索里尼软禁反法西斯人士和穷人的地方。2月17日，新教徒墓地遭到空袭，诗人济慈和雪莱的墓被炸开。3月14日，盟军轰炸铁路工人聚居的圣洛伦佐区，不少妇女正排着队在街边取水，许多取水妇女被当场炸死，还有一位取水妇女被炸得身首异处。3月18日，大学和医院区遭到空袭，一辆满载乘客的有轨电车当场被炸毁。所有空袭均发生在白天，所以每天一大早，罗马人就会成群结队地前往圣彼得广场，在柱廊下一待就是一天，至晚方归，只是不知道到时家还在不在。一些罗马人甚至把奶牛牵到了圣彼得广场。盟军既未能抓住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解放罗马城，又不间断地轰炸罗马城。久而久之，罗马人开始对盟军心生不满。德·怀斯这样写道：“罗马人被盟军炸苦了，期盼盟军到来的心情日渐暗淡，相比之下对德军反而更有好感了……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不至于在后来盟军取得最终胜利后失掉对上帝的信仰。”[28]

安齐奥登陆间接地给罗马城的反抗势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德军占领罗马城最初的几个月里，保皇派反抗势力和共和派反抗势力都知道电话线路已被德军控制，所以基本不会用电话进行联络。然而，当他们听说盟军在安齐奥成功登陆，错误地以为罗马城会在几个小时后获得解放，于是无所顾忌地给自己人打电话，通知这个好消息。卡普勒的党卫军和科赫军顺藤摸瓜，逮捕多名反抗人士。保皇派反抗势力领袖蒙特泽莫罗上校不幸被俘，保皇派反抗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有消息称被俘的反抗人士在位于塔索大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遭到严刑拷打。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瑞克是党卫军中校卡普勒的副手，此人使用诸多酷刑折磨反抗人士。据称，盖世太保总部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被拔掉的牙齿。

安齐奥登陆的失败让罗马城深陷灾难，但是罗马城却帮助安齐奥滩头上的盟军士兵绝处逢生。二月的安齐奥正值雨季，连日大雨，盟军士兵趴在“一战”期间最常见的那种堑壕里，顽强地对抗德军的炮火。登陆行动前不久，一个名叫彼得·汤姆金斯美国特工偷偷潜入罗马城，帮助当地反抗势力发动武装斗争，从而达到与盟军里应外合的目的。然而，盟军并没有按计划拿下罗马城，汤姆金斯肩负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完成的必要。于是他索性干起了情报工作，将搜罗到的德军情报信息上交给盟军。意大利社会党激进分子弗兰考·马尔法蒂临时建立了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汤姆金斯的情报几乎都来源于这张情报网。马尔法蒂的情报网可谓神通广大，从与德国最高决策层有密切联系的意大利军官和政府要员，到与德军伤员聊得上天的医生，再到生活在罗马到安齐奥之间的无数平民，都有他的人，他们密切地关注着德军的一举一动。马尔法蒂甚至大胆地将办公室设在一家德国书店的密室里，马路对面就是埃克塞尔西奥酒店。这家位于威尼托大街的酒店就是被德军征用的酒店之一。德军的进攻计划、坦克的具体位置、火炮的具体炮位以及临时军火供应站的具体位置等情报统统被马尔法蒂收入囊中。马尔法蒂随后会将这些情报全部转交给彼得·汤姆金斯，后者通过一个藏在暗处的无线电发射机将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发到盟军司令部。2月中旬，双方在安齐奥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险些在滩头失守的盟军最终起死回生。战后，凯塞林元帅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都承认盟军此役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马尔法蒂的社会党情报网。

绝大部分罗马人对情报网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是庸庸碌碌的普通人。罗马城漫天飞雪，罗马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冰天雪地里寻找食物和柴火。玛利亚·卢克开始收留女修道院雇工的亲属和朋友。到1月底，她已经收留了20人。大街上随处可见饥寒交迫的人，一些幼儿甚至连鞋都没得穿。隆隆的炮声从远处的安齐奥传来，像是在讽刺罗马人的求而不得。他们的全部所求不过是和平。

然而，实现和平，仍然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3月23日下午晚些时候，德·怀斯前往巴尔贝里尼广场附近的拉泽里拉大街拜访一位帮她冲印胶片的摄影师：

我现在还在发抖……猛烈的爆炸声后，凄厉的尖叫声在人群中炸开。紧接着是机枪疯狂扫射的声音，吓得我拔腿就跑，我用余光瞥见德军正在抓捕试图逃跑的人。我像一只被追捕的野兔，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西班牙广场才敢停下来。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男孩，约莫12岁，正大口喘着气。他告诉我，他本来被德军抓住了，趁他们不备，才躬下身子偷偷逃了出来。他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他在街上玩耍嬉闹。一声巨响后，他就被甩到了人行道上，然后就听到叫喊声、呻吟声和机枪扫射声，他看到人们没命似的往前跑，于是也跟着人群跑了起来。[29]

游击队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44年3月23日是法西斯党成立25周年纪念日，城中的黑衫军计划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游击队于是打算在游行集会上动手。德军担心太过招摇，引起饥民的不满，坚决要求将庆祝活动改到室内举行，黑衫军只好在重兵把守的法西斯总部内庆祝这一党内盛事。值得一提的是，该法西斯总部位于威尼托大街，是组合部的旧址。游击队也随之改变了计划。德军无意间把自己放在了火药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