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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从公元19世纪40年代穿越而来的游客，他们一定会对罗马城内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城处在保守派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统治之下，严格的道德审查制度处处限制着罗马人的生活。公元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人同样处处受到道德审查制度的限制。19世纪40年代，神父每晚都会在街上巡逻，防止人们做出出格举动。公元20世纪30年代，巡逻的人变成了黑衫军士兵。通过观察，莫里斯·拉金发现罗马城是一座容不下恋人的城市：“真诚相爱和与爱人结伴同行都有风险……与女人结伴穿街走巷实非明智之举，到处都是搜查的士兵，狂热的政府特工动不动就会给人安上莫须有的罪名。”[7]更有甚者，跟女人攀谈几句也会遭到黑衫军士兵的盘问。他们在自己负责的片区里从早巡逻到晚。女性需要在陪护人的陪同下才能出入电影院或舞厅，酒吧直接将女人拒之门外。休息日体育俱乐部基本是男人的天下。公共场所禁止拥抱和接吻，在公共场所独自逗留太久的女人时常会遭到盘问。就算她的证件齐全且合法，也有可能被罚去监狱岛一日游。关于未婚女人和失婚女人不检点的流言满天飞，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送到监狱岛上。

20世纪30年代，罗马城里不仅毫无浪漫可言，还几乎没有夜生活。1932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造访罗马城。两人发现，到了夜间，街上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尝一尝反叛的滋味：在街上徘徊到天亮。午夜时分，两人正坐在纳沃纳广场上的一座喷泉旁谈天说地，猛然发现两个黑衫军士兵冲他们走来。“（两位士兵）看在我们是游客的分上，决定网开一面，但是坚决要求我俩回酒店睡觉，”波伏娃写道。两人并没有被眼前的阵仗给吓到，而是结伴前往古罗马斗兽场。凌晨三点，两人再次被黑衫军士兵盯上：“他们拿灯照着我们，责问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俩这次好像有些出格了，游客的身份也没法拿来做挡箭牌了。不由得想起马德里的漫漫长夜，只能叹息着返回酒店。”[8]此时的罗马城简直就是墨索里尼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小镇的放大版，同样地寂寥冷清、单调乏味。

单调乏味就罢了，罗马城居然还是一个暗藏杀机的地方。作为游客，西蒙娜·德·波伏娃深知自己被当局盯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罗马人就没有这份自信。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猜想自己很可能已经被当局盯上了，他们的猜想基本没错。自1926年至1943年，约有4万名意大利人处在情报机关的监视下。此时的意大利境内共有三个情报机关，彼此之间是死对头。有上百号线人直接替这三个情报机构卖命，然后这些线人再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织就一张张告密网。邮件被拆开检查，私宅被搜查，电话被窃听，400位速记员负责把监听到的谈话内容敲成文字。法律规定酒店经营者必须上报住客的信息，医生必须上报酒瘾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信息，酒吧老板必须配合监视自己的顾客，否则将被吊销营业执照。就连建筑也是为了方便监视而设计的：大众公寓的出口少得可怜，这是为了便于警察监视住在里面的居民。

无孔不入的法西斯情报机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监视目标赶尽杀绝。到20世纪30年代初，反法西斯组织作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主要监视目标已经基本被瓦解。因此，不支持法西斯的人或者不符合法西斯理想标准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情报机关的监视目标。法西斯当局不承认同性恋的存在，将同性恋定为非法行为，监视抓捕同性恋男子。此外，精神病患者、酒瘾患者、皮条客、放高利贷者、虐童者、毒贩和“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也在被监视抓捕之列。20世纪30年代，城中人心惶惶，居民活得谨小慎微。然而，惶恐面前，并非人人平等。有法西斯背景的罗马富人就过着比其他人从容得多的日子，这倒也符合法西斯当局的一贯作风。1936年，乔治·莫斯是一个刚从德国逃亡到意大利的犹太难民，有一次坐火车，同行的乘客都是些衣着光鲜的有钱人。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开始讲墨索里尼的笑话，全然不顾坐在不远处的一位卡宾枪骑兵，吓了他一身冷汗。果然，那位卡宾枪骑兵冲他们走了过来，莫斯害怕到了极点，结果发现他也加入了讲墨索里尼笑话的队伍。要是讲这些笑话的人是穷人、醉汉、精神病患者、懒汉、长舌妇或老左翼分子，那事态就真的严重了。换句话说，像墨索里尼的父亲一样有明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和像年轻时的墨索里尼一样的左翼分子都不能讲这类笑话，否则就会招来大麻烦。

对这类人来说，哪怕芝麻粒大的事情，也能招来大麻烦。1937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一位中年锡匠和一位名叫鲁杰里·莱吉的前无政府主义者跟朋友在科罗纳里广场上骑旋转木马，玩得正尽兴，一个公务员带着一队黑衫军关停了旋转木马。莱吉喝得醉醺醺的，冲黑衫军士兵抱怨道：“我是自由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才不在乎法律呢。”莱吉后来被当局流放国内三年。意大利北部，有人被当局流放国内一年，只因他将自己的宠物兔放在一家餐馆的桌子上，然后对着宠物兔说：“墨索里尼，麻利点儿。”

1938年10月，罗马犹太人开始感受到法西斯当局的不信任。在此之前，尽管法西斯官员中不乏激烈反犹人士，但是当局仍对犹太居民实行宽待政策。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不乏犹太人。罗马的副警察局局长就是一位出身于罗马犹太社区的犹太人。后来，墨索里尼急于向盟友希特勒看齐，在1938年批准了《种族法》，一切都变了。不久后，意大利的《种族法》就青出于蓝，变得比德国的《纽伦堡法令》严苛得多。次年，《种族法》更加严苛。犹太人被禁止在军中任职，被禁止担任警察或各类学校的老师。有些法条十分狭隘刻薄，比如禁止犹太人在海边度假和乘坐有轨电车。有些法条跟前几个世纪教廷当局出台的限制措施如出一辙，所以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体面的职业和经营商店。法西斯当局只允许犹太人摆摊卖些杂货。后来，就连摆摊也被禁止了。当局出台的绝大部分政策都体现着墨索里尼的个人意志，所以总会赦免某些群体，此次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也不例外，比如参加过“一战”的犹太伤兵就被特别赦免。意大利王国曾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有不少犹太士兵曾在“一战”期间为国出战。

法西斯当局总是吹嘘自己仁慈，不会动辄处死站在当局对立面的人。不可否认，对待政治犯法西斯当局很少动用死刑。自1926年至1943年之间，意大利有25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尽管法西斯当局不取人性命，却热衷于摧残人的身心。在同一时期，1万名意大利人被流放国内，绝大部分流放犯都是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被流放，他们的妻儿就得忍饥受饿。无数出自流放犯之手的信件得以保存至今，其中很多信是写给墨索里尼的。在信中，他们要么极尽奉承之能事讨好当局，要么请求当局对自己网开一面，再要么就是请求当局接济自己的家人。

▲这则公告描绘了犹太人被禁止参加活动的种类，出自一本名为《捍卫种族》的法西斯杂志，这期杂志发行于1938年11月5日。

即使是相对轻微的处罚，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暴力是法西斯当局的底色，“一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总是对政敌大打出手。尽管墨索里尼曾试图推动法西斯主义往温和的方向发展，但是暴力早已刻在了法西斯主义的基因里。20世纪30年代末，黑衫军队伍经过时，如果有人没有脱帽致敬，他们就会对这人大打出手。值得一提的是，黑衫军是由“一战”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直接演化而来的。黑衫军时常突袭罗马城的各个地区，工人聚居的圣洛伦佐区是他们最常打劫的地方。1938年后，他们便时常闯入隔都，捣毁店铺和酒吧。被他们带回黑衫军总部的人，要么再挨一顿毒打，要么被迫灌下蓖麻油或汽油。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罗马是一个对身份地位的追求近乎偏执的地方，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灌下蓖麻油，无异于死亡，荣誉的死亡。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仅仅通过排挤的方式，就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陷入困顿。拒绝让自己的子女加入法西斯青年团，开了不该开的玩笑，都会开罪于当局。一旦如此，就会被开除法西斯党籍，吊销工作证或法西斯工会证，然后失业，失去生活来源，失去社会保险。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罗马人的生活乐趣**然无存。罗马人素以喧闹闻名于世，如今却个个噤若寒蝉，算得上法西斯当局的一大“成就”。法国小说家贝罗忍不住为沉默的罗马城感到悲哀，在这里，就连唱歌也可能开罪于当局，例如歌词中带有“人生苦短，切勿动怒”的歌会被归类为反法西斯歌曲。到19世纪30年代末，政府安插在民间的间谍都忍不住抱怨称，人们在公共场合都默不作声。倘若有人在乘坐火车或者有轨电车的时候非议当局，其余人会立即喝止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当然，胆敢在公共场合非议政府的人要么是醉鬼，要么是疯子，正常人绝不会如此莽撞。

法西斯当局作茧自缚，自食恶果。无视法律和质疑，大大小小的法西斯官员一门心思捞钱。黑衫军士兵打砸偷抢，坑蒙拐骗，甚至不惜杀人越货。出身寒微的法西斯高官一夜之间神秘暴富。地方法西斯官员时常进出高档餐厅吃霸王餐，出入奢华的景点度假。他们的妻子开着公车购置最新款时装。普通人去政府办事，要排长龙似的队，有法西斯背景的人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插队。职位越低的官员，官威越大。法西斯当局的告密措施有时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告发邻居的人各怀鬼胎，有的是为了讨好当局，有的则是为了挟私报复。

这种模式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墨索里尼本人是罪魁祸首。他不介意同僚贪腐，因为一旦事情败露，他的手上就多了牵制他们的把柄。法西斯官员还热衷于互相泼脏水。地方法西斯官员为了抢乌纱帽，不惜公开指责对方乱搞性关系，牵连出来的人包括妓女、情妇、其他法西斯官员的妻子甚至男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连那些最刚正不阿的法西斯官员，人们也无法相信他能做到两袖清风。

尽管法西斯当局吹得天花乱坠，一部分罗马人却看得真切：法西斯当局不仅腐败，而且无能。除了排干桥梁污泥计划，其余计划基本以失败告终。婴儿战并没有逆转日渐下降的生育率。粮食战的确提高了小麦产量，却对整个农业造成了负面影响。里拉战降低了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竞争力，甚至逐步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意大利的经济危机甚至比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还早两年。虽然墨索里尼对民选的自由派政府向来不屑一顾，但是在自由派政府的统治下，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经济发展较快的经济体，甚至超过了德国。然而，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意大利变成欧洲经济发展最慢的经济体之一。到20世纪30年代末，就连意大利控制的非洲帝国也危机四伏，当地此起彼伏的游击队逐渐把埃塞俄比亚变成意大利的战争泥沼。

最后，法西斯当局的宣传工作一败涂地。到20世纪30年代末，没几个意大利人相信当局宣传的那一套。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威逼利诱妇女多生孩子。饶是如此，到1937年，大部分意大利青年女性认为生一到两个孩子足矣，根本不愿意生11个孩子。她们也不愿意整天围着灶台转，大部分女性想外出工作，最好能谋一份体面的差事。1938年10月，法西斯当局将矛头对准犹太居民，罗马人都愤愤不平。到1939年，一份间谍报告不情愿地承认：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同情与日俱增”，[9]都认为犹太人无可指摘。神父猛烈抨击《种族法》，罗马人偶尔会说起犹太人的优点：有经商头脑、诚实守信、乐善好施，还说犹太人的人品比很多基督徒都好。另一份间谍报告声称：“所有人都说政府是错的，所有人都说这种难熬的日子就要到头了。”[10]就连法西斯高官也坚持认为犹太人是无辜的，一些高官甚至为逃难而来的外国犹太人提供庇护。

重塑意大利人尚武好战的国民性是墨索里尼倾注心血最多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可以说是法西斯当局最大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党委书记阿希尔·斯塔拉切开始负责这项计划，他是个行事迂腐的人。在他的领导下，这项计划不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斗志，反而惹了众怒。他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运动明确禁止意大利人穿拖鞋，为的是让他们保持谦逊。政府官员必须购买和穿着统一的法西斯制服，这些制服价格高昂，但是面料很差。斯塔拉切声称握手礼不卫生，所以罗马人见面打招呼只能高高抬起右手行罗马致敬礼。此外，罗马人应该用voi（你们）称呼对方，不能再用lei（你），因为voi听起来更有气势，也更正式。间谍报告承认：几乎没有人用voi（你们）称呼对方，就算有人用，也带着调笑的语气。

到了20世纪30年代，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法西斯当局已经积重难返。然而，报纸上的法西斯当局却更上一层楼：当局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自1931年至1938年，法西斯党员人数从80万猛增至500万。意大利人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参加日渐增多的法西斯集会和游行。不过，法西斯当局已经江河日下。当局收到的间谍报告警告称：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已经耗尽。法西斯当局对意大利人的管控不但没有激发他们的热情，反而使他们越发冷漠。加入法西斯党以及参加集会和游行并非出自他们的本心。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向公众发表了诸多著名演说，黑衫军在威尼斯广场的各个入口处支起桌子收集人们的党证，目的是找出缺席的人。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局组织庆祝游行，赶到的游行者发现黑衫军不在现场后，顿时惊慌失措。

到1938年末，咖啡越发短缺，意大利人的态度由冷漠变成了厌烦。国际联盟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进行制裁，当局因此发起了名为“自给自足”的新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政府财政匮乏，变得越发贪婪，不惜提高行会会费。出口陷入低迷，进口商品价格高昂，普通人望而却步。石油、糖以及意大利人最离不开的咖啡等商品日渐短缺。早晨酒吧里已经不供应咖啡，为了买到咖啡，罗马人得排数个小时的队。他们一边排队，一边低声抱怨。此时，斯塔拉切等法西斯高层领导如过街老鼠，但是几乎没有人敢公开非议墨索里尼。1939年5月，政府安插在民间的间谍注意到：私下里关于墨索里尼的笑话正以惊人的速度变多，例如“M代表什么？Misery（痛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当局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尽管法西斯当局不得人心，但是国家机器完好如初，替当局卖命的人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的道理，并不希望当局倒台。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独裁政权很可能不会如此短命。那么墨索里尼政权为什么会如此快地倒台呢？答案就在奥勒良古城墙的东南角。1938年春，为了迎接阿道夫·希特勒的到来，当局刚刚在此地新建了一座火车站。观赏完佛罗伦萨的精美艺术品后，希特勒在5月3日晚抵达罗马城，受到了热烈欢迎。法西斯当局组织了成千上万的罗马市民站在铁路两旁冲希特勒欢呼招手。奥斯蒂恩塞火车站里挂满了巨大的法西斯鹰徽和纳粹党旗，还有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描绘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另一幅则描绘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就连街道的名字也在欢迎希特勒的到来。圣保罗门到奥斯蒂恩塞火车站之间的那段路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附近的广场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广场上耸立着他的雕像。希特勒的车队经过古罗马斗兽场，随后沿着帝国广场大街来到威尼斯广场，最后前往奎里纳尔宫。希特勒在罗马城逗留数日，其间他和墨索里尼前往墨索里尼体育场观看了法西斯青年团成员排成的方阵，他们先后摆出M和卐字样造型。

事实上，意大利人从未喜欢过这位新盟友。德意志，尤其是奥地利，都是意大利的宿敌。意大利统一路上的最大拦路虎就是奥地利。更糟的是，到了1938年，墨索里尼完全唯希特勒马首是瞻。罗马之行不久前，希特勒在没有任何事先提醒的情况下侵吞意大利的附属国奥地利，简直是为所欲为。相反，墨索里尼命令意大利人以德式正步行军，行罗马致敬礼（5）以及针对犹太人，处处都在效仿和讨好希特勒。

意大利人无心战争。只账单和咖啡这两项就够让他们烦恼了。然而，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对法国和英国宣战。9个月前，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墨索里尼的宣战动机就一个字：怕。法国已经走到了失败的边缘，而意大利绝不能失去这样一个趁火打劫的机会，他怕自己没有机会以战胜者的身份坐到谈判桌前。美军陆军上校汉利曾亲眼看到大批群众聚集在威尼斯广场上，墨索里尼站在阳台上宣布参战，并接受群众的欢呼。汉利发现，人们的士气似乎有些低落。后来，他听说意大利新闻影片在报道此事时额外配上了体育赛事的欢呼声。根据政府的监视报告，一部分意大利人认为倒向胜利的一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背后捅昔日盟友法国的刀子绝非君子所为。只有一小撮学生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满腔热忱。

意大利人在“二战”中表现差的原因主要有二个：厌战情绪严重和对领导层心灰意懒。尽管法西斯当局将大量资金投入军工业，但是真正投入生产的资金微乎其微。由于监管不力，出产的军工产品大都不合格：潜水艇安全系数极低；轰炸机引擎时常失灵（引擎的实验数据都是伪造的）；战斗机在欧洲属末流；坦克体积小、车身装甲过薄，因此被意大利人称为沙丁鱼罐头。军事部门人浮于事，好大喜功。1939年，空军部号称目前有8500架飞机可以投入战斗，实际数量不足十分之一。墨索里尼也好不到哪里去。参战前，他号称整个意大利有150个装备精良的师，共配备了1200万把刺刀，实际是只有10个师，且大部分都缺编、装备极差。一部分士兵手里的枪还是1918年从奥地利士兵手里缴获的。意大利在1915年参加“一战”时的备战工作要比1940年参加“二战”时好得多。尽管墨索里尼对民选的自由派政府向来不屑一顾，但是现在自由派政府再次将法西斯当局比了下去。

最后，意大利人在“二战”中表现差，墨索里尼也难辞其咎。他在军中是说一不二的领导者，这点至今为人诟病。墨索里尼任海陆空三军部长于一身，他麾下的军官甚至连参加战略会议的资格都没有。身为战争领袖，墨索里尼既懦弱，又好斗，并且高估了意大利的战斗实力。最要命的是，他总是出尔反尔。1940年秋，英军惨败，一时间变得不堪一击，墨索里尼派轰炸机前往比利时，准备趁火打劫突袭伦敦（结果发现轰炸范围根本达不到伦敦）。同年秋，墨索里尼派卡车前往里雅斯特，为进攻克罗地亚做准备，然后又临时决定放弃克罗地亚，转而进攻英属埃及。没有卡车代步，没有飞机掩护，意大利士兵只能在不堪一击的坦克的掩护下徒步穿越茫茫沙漠，最后被只有自己十分之一兵力的英军打得落花流水。

战败的消息接踵而至，法西斯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到1943年春，当局对民众的威慑力已**然无存。当局安插在民间的间谍不无绝望地写道：戏院里、影院里、有轨电车上、火车上乃至防空洞里，人们公然批评当局和墨索里尼。既然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意大利人便把希望寄托在教宗身上。不像意大利其他未被轰炸的城市，罗马城的人口已经暴增至200万。不少人逃到这里，希望教宗庇护十二世能保他们平安。与此同时，申请圣职的人数猛增，因为一旦成为神职人员，就可免服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