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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廷还把这种讲排场的作风发扬到了国外。教皇常常一掷万金，穿戴极尽奢华，跟那个时代手握实权的欧洲诸国的国王没有分别。罗马教廷编制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教廷大使、教皇使节和教皇收税员连接起来。他们的脚步几乎遍布欧洲的每个角落，他们衣着光鲜、出手阔绰，所到之处无不令人侧目。罗马教廷拥有独立的邮政系统，在那个交通不便捷的年代，这套系统称得上高效便捷，罗马城因此荣膺欧洲通信中心。

这些排场自然花费不菲，教皇们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捞钱，其中就包括买卖圣职。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是泉下有知，知道后世的教皇通过买卖圣职捞钱，大概会死不瞑目吧。在阿维尼翁教廷（公元1309—1378年）统治末期，形势开始恶化。天主教会大分裂（公元1378—1417年）期间，各方势力分别选出三位教皇，形成鼎足之势。三位教皇都囊中羞涩，无奈之下便打起了别的主意。到公元16世纪，很多下作的捞钱手段变得屡见不鲜。税收和银行贷款已经无法满足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了，他们公然卖起了圣职。为了讨好银行家，教皇常常任命他们的亲属为枢机主教。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也公然售卖官职。这样一来，无论是教会的圣职还是政府的官职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售卖主教圣职和枢机主教圣职已然成为一种惯例。修道院、主教座堂和普通教堂的收入也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只要每年交一笔钱就可以分红，类似于现在的年金保险。得益于发达的邮政系统，哪怕是最偏远地区的主教去世的消息也能很快传到罗马教廷。教皇一得到主教去世的消息就会让亲信取而代之，或者将主教的职位放到市场上售卖。饶是如此，教皇还是常常缺钱，所以只好创造些新职位，然后把这些新职位以类似于出售现代年金保险的方式卖出：买主需要先交一大笔本金，到时每年都会拿到一笔收入。教皇还贴心地为小户提供了可供购买的低级职位，罗马的铁匠、面包师和理发师是购买教皇卫队职位的主力。

罗马教廷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染指修道院、主教座堂和普通教堂的收入的权力，他们以此为生。一些位高权重的高阶神职人员甚至人均有20多笔这样的收入入账，收入极为可观。教皇的侍臣有权转卖购入的职位，甚至还可以遗赠给亲属。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中世纪的教会改革派最深恶痛绝的教士婚娶和蓄妾现象相关。在公元11世纪的基督教会，教士是生养私生子的主力军；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变成了生养私生子的主力军。公元15世纪80年代，也就是教皇英诺森八世统治期间，教皇生养私生子这一现象，逐渐得到公众的接纳，教皇甚至公开承认和提拔自己的私生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俗名是罗德里哥·迪波吉亚，他赋予自己的私生子切萨雷·迪波吉亚合法权利，并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甚至在后来协助切萨雷征服一个意大利邦国（谁承想亚历山大六世在关键时刻一命呜呼，切萨雷功败垂成，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卢克雷齐娅·迪波吉亚先后三次下嫁意大利权贵子弟——乔瓦尼·斯福尔扎、比谢列公爵阿方索·阿拉贡（在梵蒂冈被切萨雷所杀）和菲拉拉公爵之子阿方索·埃斯泰。

相较之下，美第奇家族的两位教皇都无嗣而终。有谣言传说教皇克雷芒七世是他侄子亚历山德罗的生父，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还有教皇利奥十世的性取向的不实谣传。膝下无子并不妨碍利奥十世任人唯亲，他曾提拔自己的四位亲属为枢机主教。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利奥十世为了帮另一位堂弟朱利亚诺争地盘，曾派教皇国军队讨伐乌尔比诺公爵。教皇克雷芒七世立志要当个得民心的教皇，上任后不再任命新的枢机主教。实际上他急需用钱，只需卖出一两个枢机主教的职位就可以大大缓解当前财务危机，但是他拒绝这么做。后来，他深陷泥潭，克己奉公的底线也随之动摇。

基督教会的行事作风一向如此，也没必要替他们辩解。再说，西欧的基督教在诞生之初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全然忘我的苦修教士，另一面是追求感官享乐和肉体刺激的食色教士。这两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公元11世纪的基督教和公元16世纪的基督教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掌权。在公元11世纪，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是坚定的改革派，在他的干预下，改革派顺利掌握了教会的统治权。然而，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新改革派却被排除在权力的大门之外。如果当初查理五世能够审时度势扶持马丁·路德成为教皇，后者很可能不会掀起宗教改革的浪潮。

罗马人对罗马教廷不抱任何幻想。罗马人中间流传着不少讽刺神职人员的笑话，这些笑话处处散发着浓浓的罗马式幽默。得益于翔实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一窥罗马人的讽刺功力。公元16世纪20年代，罗马艺伎被罗马人戏谑地称为“坦**的侍臣”。帕里奥内区的一尊破旧不堪的雕像上贴满了谩骂教皇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脏话。罗马人给这尊雕像起名叫帕斯奎诺。关于这尊雕像有一个笑话，有一天，雕像帕斯奎诺愤愤地说：“我又被人骂了，这次简直是奇耻大辱！”另一尊雕像问它：“到底怎么回事？难不成他们骂你是骗子？小偷？奸夫？”雕像帕斯奎诺回道：“这算什么奇耻大辱？他们骂得可比这些狠多了，他们居然骂我是枢机主教！”

当然，罗马人乐见教皇一掷千金，痛恨教皇克勤克俭。挥金如土的利奥十世深得民心，以至于在他去世以后，罗马人为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建造了一尊雕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教皇。众所周知，卡比托利欧山作为古罗马共和政治的精神堡垒，与当时的教皇统治势不两立。阿德利安六世是利奥十世的继任教皇，他立志整顿教会，处处厉行节约，却落得个被罗马人诟病的下场。阿德利安六世去世后，一场经典的罗马式黑色幽默在城中上演。次日清晨，有人在阿德利安六世的私人医生的家门上贴了一张便条，大体意思是感谢他救教皇于水火。罗马人对阿德利安六世的态度不言自明。省吃俭用的教皇有助于为天主教会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是罗马人却不吃这一套。他在极短的任期内，叫停了罗马所有的建筑项目，学者和艺术家纷纷出走。相较而言，挥霍成性的亚历山大六世、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却让罗马蒸蒸日上。

克雷芒七世接替阿德利安六世成为新任教皇，同时是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听到克雷芒七世当选的消息后，罗马人激动得喜极而泣。但是，克雷芒七世却好心办了坏事，让他们大失所望。克雷芒七世上任后发现他的堂兄利奥十世给自己留下的是国库亏空的烂摊子。无奈之下，他只好紧缩开支、课重税，甚至首次对神职人员征税。克雷芒七世和阿德利安六世一样运气不好，都得替利奥十世补财政亏空。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俩的霉运还在后头。利奥十世在位8年，其间风平浪静，没有出现任何大的变故。他尸骨未寒，罗马城中便风波迭起、险象环生。人文学者皮耶罗·瓦莱里亚诺曾半开玩笑半讥讽地说，是阿德利安六世在公元1522年8月把鼠疫带到罗马的。这话也不算冤枉他，鼠疫只是比他提前3个月来到罗马。两年后，鼠疫卷土重来，此时在位的是克雷芒七世。公元1525年9月，鼠疫又再次卷土重来，5个月后，这场瘟疫才逐渐平息下去。这几场瘟疫的杀伤力虽然无法跟那场从公元1347年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腺鼠疫（黑死病）相提并论，但是无数人因此丧命，尤其是没有免疫力的儿童，死亡人数最多。除却瘟疫，罗马人还饱受战争和饥荒的折磨。克雷芒七世与查理五世开战，直接导致食品价格在公元1526年飞涨。同年，台伯河决堤，罗马城被淹。瘟疫、战争和饥荒这三位天启骑士（5）莅临罗马城，造成罗马人口锐减。到公元1527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罗马人死于非命。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在那位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看来，公元1527年的罗马人远没有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过得舒坦。诚然，公元11世纪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要比公元16世纪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运行状况好得多。罗马的下水道系统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建筑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下水道大部分都被堵塞。为了避免火灾和水灾的侵扰，罗马人不断加高路面。这样一来，修理堵塞下水道的难度陡然增加。一条名为基亚维卡·迪·圣·西尔韦斯特罗的露天下水道从今天的特莱维喷泉一带一直延伸到台伯河，常年散发恶臭。罗马的高架渠系统也不容乐观。在公元16世纪20年代，罗马的人口数达到过去1000年来的顶峰，只有维尔吉内这一条高架渠还在运行，但是它的运水效率却低得可怜。罗马人似乎已经忘记维尔吉内高架渠的源头在哪里，所以维修计划一再搁置。

罗马的高架渠系统几近崩溃，罗马人的饮水习惯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中有几处泉眼的水供应雷欧利内城，极个别的罗马人家里有水井。在公元1527年，绝大部分罗马人用台伯河里的水洗澡、做饭，甚至还把河水当饮用水。把打上来的河水来回倾倒一个星期，清除其中自然沉淀的杂质，然后就得到了罗马人眼中的清洁饮用水。意大利半岛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觉得这种净水方式实在骇人，也的确骇人，因为罗马人常常把脏水、垃圾甚至尸体都倾倒在台伯河里。古典时代的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喝台伯河里的水。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不仅天天喝台伯河水，还觉得河水清冽爽口。公元1533年，克雷芒七世出访马赛，坚持要带上几桶台伯河水路上喝，他实在不想冒险喝别处的水。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罗马人的个人卫生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浑身散发着臭味。古典时代的罗马人肯定受不了这种臭味，他们家的奴隶闻起来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香得多。到公元1527年，大部分欧洲人只有完成人生大事的时候才会洗澡：出生时、新婚时和临终时，罗马人也概莫能外。其余的时候，他们最多只能用毛巾来擦拭身体。罗马人的衣服几乎不洗，外衣也只一年洗一次。纵然公元1527年的罗马人不一定经常挠痒，但是至少跟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挠痒的次数差不多。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远远短于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公元16世纪初期的罗马人特别害怕得麻疹、斑疹伤寒、肺结核和鼠疫。罗马穷人还跟从前一样没钱在疟疾季出城躲避，只能在家等死。罗马人酷爱饮用台伯河水，为此很可能染上介水传染病。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法国病，又名大痘或法国痘。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现代人叫它梅毒。梅毒很可能起源于美洲，在公元1495年的欧洲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在这一年，法国军队在围攻那不勒斯时染上这种疾病，短短几个月就让意大利人寝食难安。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切萨雷·迪波吉亚、菲拉拉公爵的三个儿子、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以及不少枢机主教都是梅毒患者。

如果说公元1527年的传染病要多于公元1081年，人们肯定希望医疗水平也能提高。不得不说，医疗水平的确取得了一些进步。公元1527年，患者既可以做祷告，也可以向街边的假药贩子、开药铺的药剂师或忙着处理伤口的外科医生求助。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外科医生都由理发师兼任。要是患者不缺钱，也可以去看专业医师。这些医师往往出身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对那些江湖郎中不屑一顾。

但是，人们不该对假药贩子、药剂师和外科医生心存鄙夷。意大利医学行业很可能在公元1527年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它的理论基础与公元1081年乃至公元408年的医学理论基础并无太大差别。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依旧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理念奉为圭臬，此外还吸收了一些阿拉伯医学的智慧，例如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的著作就被他们奉为医学经典。他们依旧认为疾病是由四种**的不平衡引起的，甚至还有不少医生相信人得病是因为有罪或者中了魔鬼的诅咒。亚里士多德曾说“女人是不完整的男人”，很多医生对此深信不疑。罗马城在公元1527年时的医院数要多于公元1081年，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元1527年病人的治愈率就高于公元1081年。医院里住满了病人，稍有不慎就可能相互传染，相较之下，还是待在家中更安全。

诱奸妇女极易引发恶性荣誉犯罪。这套荣誉制度从来与男女平等无关，社会对风流成性的罗马男性普遍持宽容的态度，但是罗马未婚女性却被剥夺了享有**的权利。未婚女性偷食禁果一旦被发现，她的家族就会因此而抬不起头，除非女子的情夫事后肯娶她过门。要是他再识时务地给女方家送上一笔赔偿金，双方便会化干戈为玉帛。可是如果他一不娶二不赔，或者他的情妇是已婚女性，那么就极有可能给自己招来血光之灾。

所幸绝大多数荣誉犯罪都是小打小闹。罗马人时常互相叫骂，要是一个人天生一张巧嘴，骂人不带脏字，他必定能成为人堆里的焦点。当然，一个不小心，他就会惹上不少小麻烦。台伯河边的洗衣妇一言不合就会打作一团；嫖客不满妓女看不上自己，一怒之下把她家的门上涂满粪便。这套荣誉制度还间接引起了不少公牛伤人的诉讼案件。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男性追求心仪的女性须得遵循特定的风俗：先去屠宰场租一头公牛，再租一群经过特殊训练的狗。顺利的话，这群狗会伺机咬掉公牛的双耳，被咬掉双耳的公牛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任由摆布，求爱的男性便会顺势牵着它去往心仪的女性家里。要是被求爱的女性也属意于他，就会站在自家窗边为他鼓掌。万一这群狗没有成功咬掉公牛的双耳，执法人员就得忙着处理纷至沓来的诉讼案，起诉人不是怒火中烧的店掌柜就是伤痕累累的路人。

罗马人并不惧怕执法人员。在他们眼里，警察都是腐败无能、欺软怕硬之辈。不客气地说，警察的形象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都不甚光彩。就这些警察的所作所为而言，其实也不算冤枉他们。此外，罗马人也几乎无法把法官同“威严”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官也拷问嫌犯，但是其残忍程度没法跟古典时代的奴隶主相提并论。在古典时代，奴隶主用鞭子抽打奴隶直至对方皮开肉绽，或者把奴隶拖到拉肢刑架上施拉肢刑，抑或用烧红的烙铁烫在奴隶身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男犯人常常受到坠落吊刑的折磨，行刑时犯人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然后整个人被吊起来拉到高处，再骤降；女犯人则常常受到夹指刑的折磨，行刑时要用夹棍夹她的手指或脚趾。犯人常常把受刑当成一种荣耀。在这一时期，罗马的监狱主要用来关押扰乱治安的小混混、身患绝症的病人、残疾人、流浪汉、酒鬼、精神病患者、癫痫病患者，而非作为一个刑罚地。大部分囚犯被关押在台伯河边的托尔·德·诺那监狱，这是一座在古典时代河港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监狱。监狱的底层牢房安全系数很低，囚犯溺亡事件偶有发生。有头有脸的囚犯则被关押在圣天使堡，这是罗马安全系数最高的监狱。只有罪大恶极的犯人才会被处以绞刑，有大量证据证明绞刑架位于塔尔皮亚崖石上。在远古时代，罗马人会把犯盗窃罪的奴隶和叛国投敌的自由民从塔尔皮亚崖石上抛下去摔死，所以把绞刑架安置在塔尔皮亚崖石还挺应景的。

“投石男孩们”无意中加速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倒退，这一倒退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那个从公元1081年穿越而来的罗马人会诧异地发现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妇女的影子，至少是良家妇女的影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良家妇女就算抛头露面，也不过是在自家门廊的安全处远眺，或者趴在自家的窗户上看街上的行人。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典时代，罗马的妇女也很少上街。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不上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害怕成为“投石男孩”的“靶子”；二是害怕有损自己的清誉。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只有臭名昭著的妓女才会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在这一时期，罗马社会还对良家妇女有诸多其他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没有涌现出像玛洛齐亚夫人和托斯卡纳藩侯玛蒂尔达那样的女性统治者。贵族妇女在婚后就会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专心在家打理家事、相夫教子。充满欲望和野心的女人会遭到人们的奚落和嘲弄。教皇利奥十世的姐姐和妹妹为了丈夫和儿子的前途游说克雷芒七世，不料却成为财政亏空的替罪羊。要知道，罗马教廷的每个人都与这种游说制度脱不开干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女性的独立性逐渐被削弱。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继承权被嫁妆权所替代。不过，并不是所有女性都甘于这样的命运。莫杰斯塔·波佐和卢克雷齐娅·马里内拉合写了《女性的高贵与优雅和男性的缺点与邪恶》（1600年），有力地回击了过去的作家对女性的歧视。这两位来自威尼斯的女作家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女权主义作家。

在这一时期，不少罗马女性受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卖**这种备受歧视的工作养活自己。公元1527年，罗马的妓女的数量在700人到1000人，而罗马城的总人口数也才5。5万人。那些妓女身着男装，站在街头，大声招揽过路的行人。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时代的妓女是身着男装揽客的。狂欢节期间，妓女们会把喷了香水的蛋扔给潜在客户。天主教推崇贞洁，而罗马作为天主教之都居然供养着一大批娼妓。这可能是因为罗马是一座单身汉之城，除了罗马教廷的男性神职人员都是单身汉，还有很多移民也是单身汉。罗马城的男女性别比是6:4。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对卖**采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曾多次把妓女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奥古斯都陵墓附近，但是从未打击过卖**业。可是，无论怎样限制她们，她们总有办法逛到别处揽客，甚至明目张胆地在教堂里揽客。

与妩媚又不失风趣的罗马艺伎在圆形大**共度良宵绝不是罗马人唯一的乐事。罗马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差，但是这并不妨碍罗马人，尤其是罗马富人，过着蜜里调油的生活。公元16世纪初堪称罗马的黄金时代。罗马富人喝着几个世纪以来最污浊的水，却吃着最精致丰盛的食物。由图密善皇帝于公元86年建成的阿戈纳利斯竞技场在公元1527年已被辟为广场，取名纳沃纳广场。罗马人可以在纳沃纳广场买到各种食材。不久前，罗马人把卡比托利欧山山坡上的食材市场（只剩鱼市还摆在屋大维门廊下面）搬到了纳沃纳广场。不管是肉还是蔬菜水果，在市场上都应有尽有。此外，里科塔奶酪、马苏里拉奶酪、蘑菇、松露和洋蓟这些食材不仅受到时人追捧，还深受现代人的喜爱。在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已经发明出了干意面，干意面普遍比新鲜意面贵。这一时期，新鲜意面衍生出很多花样，例如通心粉、传统宽面、托特利馄饨意面和拉维利方饺意面，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食材日渐丰富，菜肴花样也不断翻新。在公元11世纪，罗马人的饮食还算健康，但是菜肴过于简单，基本就是面包、烤肉或炖肉。相较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大宴会连古罗马皇帝都会叹为观止。当然，他很可能会觉得菜肴偏甜。文艺复兴时期的珍馐佳肴离不开来自东方的调味品，例如姜、肉豆蔻、肉桂和糖。糖在文艺复兴时期传入罗马，罗马人于是开始在所有食物里都加上糖，连肉都不肯放过。牙医的生意骤然火爆起来。罗马穷人常常拿盐来保存食物，因此咸味食物也被认为是穷人的食物。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大厨辈出的时代。不少大厨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巴尔托洛梅奥·斯卡比。公元1536年4月，巴尔托洛梅奥在枢机主教坎佩吉奥位于台伯河岸区的豪宅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上的200道菜品被悉数记载下来，他也因这次宴会一战成名。七鳃鳗馅饼、甜米汤、冷烤鲤鱼和黄芥末酱鳕鱼是其中的亮点菜。压轴菜最讲究观赏性，口感倒是退居其次。这次宴会的压轴菜是一张巨型馅饼，侍者先把它摆上桌，再用刀将它切开，只见一群鸟从里面飞了出来。

在公元16世纪初期，人文学者遍布整个欧洲，罗马以其璀璨的古典文化吸引了无数人文学者前来“朝圣”，其中最著名的人文学者当属伊拉兹马斯·鹿特丹。他们自发组成各种协会，在协会领袖的花园里品鉴古物、品读拉丁文古籍。他们还醉心于纠正中世纪神话和重现罗马古城的地形。他们为此经常出入各个修道院找寻那些早被人遗忘的文本，仔细研究罗马的各处古迹，破译古代碑文。人文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指出圣保罗门旁边的古代金字塔并不像罗马人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雷穆斯（罗慕路斯的弟弟）的陵墓，而是古典时代官员塞斯提伍斯的陵墓。这座金字塔的一侧写着大字：塞斯提伍斯。所以人文学者们不需要下很大功夫就能找出它的真正主人。到公元1527年，经过人文学者们的不懈求索，罗马人终于知道拉特兰宫前广场上的那座骑马塑像描绘的人是马可·奥勒留皇帝，而非君士坦丁大帝；城中废弃的大型建筑物是浴场，而非宫殿；罗马斗兽场是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而非供奉太阳的神庙。

有些人文学者幸运地端起了教会的“铁饭碗”，还有些人文学者受雇成为政治顾问或外交官。人文学者对古典时代赞颂皇帝的诗篇了然于胸，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极看重这点，于是聘请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每一个过着体面生活的人文学者背后都有一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文学者，后者的生活更能揭露罗马社会的运行法则。人文学者皮耶罗·瓦莱里亚诺从威尼斯来到罗马，过了4年吃不饱饭的日子后，才迎来人生的转机。利奥十世当选为新任教皇，瓦莱里亚诺的古希腊语家庭教师是新教皇的故交。他的老师通过游说利奥十世，成功为他谋得了有俸圣职，从此他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8年后，利奥十世去世，荷兰人阿德利安六世成为新任教皇，他是出了名的吝啬鬼。我们可以推测出，很多像瓦莱里亚诺这样的人文学者似乎就是在这时纷纷离开罗马的。瓦莱里亚诺曾语带讥讽地说，是阿德利安六世把鼠疫带到罗马的。不久，瓦莱里亚诺的好运再次降临，他被聘为教皇克雷芒七世的两位私生侄子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和伊波利托·德·美第奇的家庭教师。瓦莱里亚诺的运气比很多人文学者都要好，他们在罗马大学领着微薄的薪俸，过着艰苦的日子。罗马大学常常因修理校舍和疟疾暴发而闭校。这样一来，他们的日子就更难了。

罗马是富人的乐园，却是穷人的苦海。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比500年前和1200年前的穷人好多少。大多数穷人家里没有厨房，只能靠街边的小酒馆和路边摊解决吃饭问题。青菜糊、劣质的谷物和豆子是穷人常吃的食物，或许间或吃一点肥猪肉、猪肚和猪蹄。赤贫的罗马人住的房子只比罗慕路斯当年住的房子舒适那么一点。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就有一座这样的房子。这一时期，走投无路的母亲可以把孩子匿名送到孤儿院，她们把孩子放进孤儿院墙上的一个圆柱形装置，按下铃铛，墙内的人就会应声把孩子抱走，公元11世纪就没有这样的便利。这种圆柱形装置发明于12世纪，人们叫它罗塔（ruota）。

无论是乐园里的罗马富人，还是苦海里的罗马穷人，都没有公元12世纪的罗马人的政治话语权大。此外，公元16世纪教皇的权力要比公元12世纪教皇大得多，中上层阶级陪同教皇骑马去泰斯塔西奥山嬉戏游玩的日子和赤脚绕城游行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与中世纪的教皇相比，公元1527年的教皇疏离、沉静、权势滔天。教廷驻地迁往阿维尼翁后，罗马变得萧条冷清，罗马人这才意识到罗马根本离不开教皇，没有教皇坐镇，罗马城就会像盛开的花儿一样迅速枯萎。自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公元1376—1378年在位）于公元1377年将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后，教皇的权力日渐膨胀。公元1511年，罗马贵族向教皇权威发起挑战，尤利乌斯二世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们挫败。此后，罗马贵族彻底失去了与教皇相抗衡的能力，被逐出罗马教廷。此时的教廷跟公元11世纪末的教廷一样，都被托斯卡纳人和德意志人把持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城的权贵豪族都销声匿迹了，奥西尼家族和宿敌科隆纳家族就侥幸存活了下来，只不过势力已大不如前。科隆纳家族之所以还能对教皇克雷芒七世构成威胁，仅仅因为他们背后有查理五世的庞大帝国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