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鹬蚌相争，你得利。[5]

世人如此评价罗马人，其实也不算冤枉他们。可是罗马人听后却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收取不义之财也是迫于生存的压力，想要活得体面些而已，况且当权者也默许他们这么做。期待罗马人做出改变，无异于痴人说梦，毕竟这种寄生于他人的生活罗马人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可以说，没有源源不断的外财，就没有罗马城。至于外财流入的多寡，我们大可以从1081年罗马的建筑上找到些蛛丝马迹。

哥特战争后，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外财骤减，罗马的建筑乏善可陈。也就那些被改建成教堂的古典时期的建筑还有些看头，最典型的就是万神殿。这一时期，不少建筑物因为人为的疏忽而轰然倒塌。例如阿格里帕大桥在公元8世纪倾圮。几乎在同一时期罗马斗兽场倒塌了一半，许多石块堆积在地面上。不少人曾猜测，它倒塌的原因是地震。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它极有可能是因自身损坏而倾圮。众所周知，罗马斗兽场的地下由两种沉积物构成，地下结构极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表下陷，加之不少用于加固石头外墙的金属箍被人偷走，罗马斗兽场不可避免地倾圮。

公元8世纪末到公元9世纪初，城中冒出了一批新建筑物。罗马人在城中新建和改建了不少教堂，这些教堂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用来存放殉教者的骸骨。这些骸骨原先被放置在地下墓穴里，实在是不安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堂是位于台伯河岸区的圣塞西利亚教堂、卡比托利欧山下的圣马可教堂和饰以拜占廷风格的马赛克画的圣普拉赛德教堂。这一时期，罗马的一部分高架渠也重新焕发了活力，例如维尔戈高架渠，很可能还包括另外三条高架渠。遭受日耳曼人**的欧洲也在这一时期渐渐恢复过来。得益于教皇和煊赫的法兰克帝国的同盟关系，罗马城迅速恢复活力。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公元795年12月26日—816年6月12日在位）在罗马城为查理曼大帝加冕，查理曼大帝因此成为第一任神圣罗马皇帝，这一举动直接把两者的同盟关系推向了高峰。

9世纪下半叶，再次失去外财支援的罗马人没有再新建一座建筑物。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就是这次财务危机的根源。假设一位罗马人乘坐时光机从公元537年穿越到此时的梵蒂冈，他会发现圣彼得大教堂周围的区域新建了一堵城墙，这是继修建奥勒良城墙后罗马人首次新建城墙。为了躲避外敌入侵，罗马人在仓促间建造了这堵城墙。公元846年8月23日，一支阿拉伯舰队从西西里岛出发，登陆台伯河口。罗马民兵和外国居民奋起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在旧城墙的保护下，罗马主城区完好无损，但是圣彼得大教堂被洗劫一空。阿拉伯人将教堂内的珍宝全部抢走，连教堂的青铜大门也不放过。两个月后，教皇利奥四世（公元847—855年在位）着手修建新墙，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城最大的建筑项目。意大利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洛泰尔一世（公元818—855年在位）向臣民征税，支援罗马城。大批罗马人加入修城墙的队伍。第二支企图入侵罗马城的阿拉伯舰队被风暴击沉，大批阿拉伯人沦为俘虏，成为修城墙的免费劳动力。城中大大小小的石灰窑没日没夜地运作，古时候的大理石雕像都被运到窑中煅烧成石膏。4年后，新城墙落成，取名雷欧利内城墙。新城墙状如马蹄铁，足足有3千米长，有3个门。不过，它只有奥勒良城墙的一半高，可见此时的建筑水准已经大滑坡，不复旧日辉煌。就是因为高度不够，这堵城墙在后世屡次成为罗马城的软肋。

这一时期，日子不好过的不只有罗马城，在阿拉伯人、维京人和匈牙利骑兵的侵扰下，整个欧洲的日子都不好过。欧洲大陆上的统治者们疲于自救，根本无暇顾及罗马城。罗马城没了收入来源，罗马人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变得吝啬贪婪、目无法纪。谋杀教皇在这一时期变成风气，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罗马人也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元897年，教皇司提反六世（公元896—897年在位）召开了骇人听闻的“僵尸会议”，对他的前任教皇福尔摩苏斯（公元891—896年在位）进行“僵尸审判”。司提反六世命人掘开福尔摩苏斯之墓，为掘出的尸体穿上教皇礼服，将它支撑在座椅上，接受审判。此次会议宣布福尔摩苏斯以非法手段当选教皇，他用以主持圣礼的三根手指被砍掉。审判结束后，这具被扒光衣服的尸体被人扔进了台伯河里。几个月后，斯提反六世被废，后被绞死于狱中，福尔摩苏斯大仇得报。

10世纪上半叶，罗马城中兴建了一批修道院和一座皇宫。皇宫位于万神殿以北，是在塞拉皮斯神庙的遗址上修建而成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善于弄权的罗马豪门克雷申蒂家族，这个家族的人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克雷申蒂欧是克雷申蒂家族的创始人，是罗马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存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克雷申蒂欧扶持自己的亲信约翰十世登上宗座。约翰十世骁勇善战，曾亲自带兵征战，一直到把阿拉伯人彻底赶出意大利中部。约翰十世心里盘算着，等克雷申蒂欧百年之后，罗马城就是他的了。很明显，他没把克雷申蒂欧的女儿玛洛齐亚夫人当回事。玛洛齐亚夫人下狠手绞死了约翰十世，顺理成章地成为罗马城的实际统治者。她为了扩大手中的权力，先后嫁给南欧两位极具实力的国王。她的儿子阿尔贝里希率兵将她推翻并软禁在哈德良陵墓的城堡里。阿尔贝里希统治罗马城长达20年之久，其间在塞拉皮斯神庙的遗址上修建了一座皇宫，并扶持自己的儿子登上宝座。出身克雷申蒂家族的统治者们称不上仁厚，但是在他们的治下，罗马城重新焕发熠熠光辉。

公元963年，德意志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奥托一世（公元936—973年在位）为克雷申蒂家族的辉煌时代画上了句号。他在这一年出兵罗马城，胁迫教皇加冕他为神圣罗马皇帝，为罗马政坛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德意志统治者把罗马教廷交到改革派手上。改革派教皇专注于道德改革，根本没有兴趣新建教堂。但是，在改革派教皇在位的35年里，城堡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兴建城堡在11世纪的欧洲开始成为风尚。城堡不仅可以彰显主人的地位，还可以防范邻人。到公元1081年，罗马的十三大家族建造了一大批城堡，这些城堡主要分布在台伯河岸区。他们还热衷于在古建筑遗址上建城堡。古建筑的城墙厚实又稳固，在此基础上修建的城堡往往固若金汤。弗兰吉帕尼家族控制着古罗马广场一带，把广场旁的罗马斗兽场改建成了一座城堡；科尔西家族把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古罗马档案局改建成了一座城堡；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和他的继承人皮耶尔莱昂尼家族控制着台伯岛，他们把马塞勒斯剧院改建成了一座城堡；塞普特佐尼姆家族把帕拉蒂尼山上的一处延伸垛壁改建成了一座城堡；哈德良陵墓是罗马城的战略要地，今称圣天使堡，在公元1081年称克雷申蒂堡。

这十三大家族的成员在各自的城堡中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根据考古发现和对法律文献的研究，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满是荒凉和萧瑟。昔日之乐不可追。罗马原有的11条高架渠，如今只有维尔吉内高架渠还在运行，负责将水运往今天的特莱维喷泉一带。梵蒂冈的用水主要依靠一条名为达玛西亚纳的小高架渠，这条渠建于公元4世纪。彼时罗马人的饮用水主要源于水井、雨季的泉眼和台伯河。享乐型洗浴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跟从前的罗马富人相比，公元11世纪的罗马富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一时期罗马人的居住环境远比同时代其他欧洲人的居住环境好，但是跟古典时期罗马人的居住环境没法比。万神殿以西的亚历山大浴场遗址是彼时罗马人争相落户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带有大理石楼梯和种满苹果树及无花果树的小花园，但这些房子是用旧砖石垒起来的，难掩破败。出了市中心，郊区的村庄里住着罗马的富裕阶层，彼时的他们却过着跟农民一样的日子。打理花园里辟出的小菜园，然后踩着木头楼梯去二楼休息，楼下挤满了家畜。眼前的情景对罗马帝国的贵族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罗马城的穷人住在两到三米宽的木头房子里，房子空间狭小，简陋破败，比2000多年前罗马人的祖先居住的茅草棚屋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也有进步的地方。一份1127年的文件曾提到，公元1081年罗马人的家中很有可能已经装上了舒适的壁炉。彼时罗马人的房屋结构十分简易，但是屋内的陈设却精致考究。这一时期的嫁妆和遗嘱清单常常包括厨房用具、嫁衣、床、寝具、华美的墙幔、胡桃信插。羊皮纸书也是这些清单上的“常客”，这时中国的造纸术还没有传入欧洲。羊皮纸书的频繁出现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件事：在公元11世纪，大部分出身良好的罗马人都能读写，而放眼整个欧洲，只有教会里的神职人员不是文盲。

罗马人的健康状况相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烦心事可一点也不比从前少。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因为没有每天洗澡的习惯，很可能需要经常赶跳蚤和抓虱子。好在城中人口数量大幅缩水，麻疹等一些疾病不再属于常见病。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的预期寿命很可能要比500年乃至1000年前的罗马人长。还是那句话，要是他们能在疟疾季花钱逃到别处去，那么他们的预期寿命肯定还要长。

公元11世纪，罗马人得病后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恐慌，而是内疚。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得疟疾和疯病是因为作恶太多，得麻风病是因为不检点。当然，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另外，基督教的崛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有影响力，彼时的罗马人对健康的认识与多神教时代的罗马人并无太大差异。中世纪的罗马人一旦患病，也跟多神教时期的罗马人一样，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求助宗教；另一条是求助专业医生。这一时期的罗马城中医院林立，但是里面的大夫都是神职人员，他们治病救人的方式居然是做祷告。这样一来，这些医院反而成了疾病的传播地，真想治病还不如去教堂。古罗马广场上的葛斯默和达弥盎教堂是不错的选择，葛斯默和达弥盎是天主教的两位医圣，这座教堂是在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的旧址上建造起来的。医生都难以治好，天主教徒们却吹嘘天主教的医圣包治百病，就跟多神教徒吹嘘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包治百病是一个路数。

就求助专业医生这一条，公元1081年的罗马人的选择权要远远大于大部分欧洲人。日耳曼人大规模入侵，致使大量医学典籍散佚，无数疗法被人遗忘，欧洲医学遭遇了古典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破坏。所幸罗马和南意大利的医学遭遇的破坏程度不大，这里医生的医术跟1000年前的同行的医术不相上下。这一时期，杏林高手往往是犹太人，这得益于他们扎实的医学功底。众所周知，在阿拉伯世界，宗教和医学有着明确的分界线，阿拉伯医学因此能够在文艺复兴之前保持领先地位。

公元1081年，大批犹太人生活在罗马，其中不乏医生。犹太人本杰明·图德拉曾在约公元1000年到访罗马城后写道：罗马有一个2000人的犹太人社区。罗马不仅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还是犹太教在欧洲的中心。城中的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原因有二：一是犹太人社区在城中有着最悠久的历史；二是罗马人普遍认为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是对耶路撒冷圣殿礼拜仪式的传承。罗马的犹太人和教皇走得很近，在图德拉那个年代，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私人管家就是一名犹太人。他们还时常代受虐待的族人向教皇求情。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主教世界普遍存在虐待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公元11世纪末，罗马的犹太人还同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交好。我们曾在前文中提到，克里斯蒂亚诺曾在教皇选举中向格列高利七世提供金钱，贿赂选民。从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的名字不难看出，他的祖上是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

罗马生活着众多犹太人，但是它并不是一座种族多元化的城市。雷欧利内城的大街上挤满了操着不同语言的朝圣者，但是居住在台伯河两岸的人只能听到意大利语，偶尔会听到有人说拉丁语。拉特兰城里的一些高阶神职人员则用德语交流。在公元11世纪，罗马的文化很可能没有公元6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多元，后者至少深受哥特文化的熏陶。

罗马人的食物倒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昔日那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如今已经从台伯河边搬到卡比托利欧山的山坡上。摊上摆着鱼、各色肉类、蔬菜、水果，还有醋、葡萄酒和芥菜油，琳琅满目。从远东地区进口的黑胡椒不仅是古典时代的宠儿，也是这一时期的宠儿。比黄金还要珍贵的黑胡椒甚至充当过货币。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早在几个世纪前，水牛被伦巴德人引进意大利半岛，一说拜占廷人，以水牛奶为原料的马苏里拉奶酪很可能已经变成罗马人餐桌上的寻常食物。阿拉伯人占领西西里岛后，不少具有异域风情的食物经由西西里岛传入意大利半岛，其中包括茄子、菠菜、石榴、杏仁、大米、藏红花、甘蔗和柠檬。

公元1081年，罗马菜已由古典时期的泰国风味转变为明显的意大利风味。公元11世纪的罗马人爱吃一种名叫pulmentarium的蔬菜酱，这种蔬菜酱是意大利面酱和比萨饼浇头的雏形。新鲜意面在古典时代就已出现，但是目前尚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新鲜意面在11世纪受到追捧。意大利人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发明出干意面，更何况美洲人都还没来得及发现西红柿呢。到公元1081年，作为餐具的叉子已经出现在罗马城。叉子最早在公元10世纪有书面记录：一位穿着精致的拜占廷公主在威尼斯用叉子进食，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相较从前，罗马人的贫富差距在这一时期大大缩小。罗马的十三大家族跟过去富得流油的罗马贵族没有任何可比性。在这一时期，教会是罗马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这些大家族不过是些租户罢了。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基本不清楚自己的祖宗是谁，没了祖宗的荫蔽，大家都别装世家子弟，都是暴发户。有城堡、有钱、有人脉才是硬道理。

处于社会底层的罗马人想尽办法突破阶层。与公元410年和公元530年的罗马城相比，公元1081年的罗马城有着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这一切都得益于充满生机的城市经济和高效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公元11世纪的罗马城依旧没有洗去寄生的底色。贝利撒留发明的水上磨坊在台伯河上已经小有规模。手艺人开的铺子比比皆是。制铁工和陶瓷工聚居在台伯河岸区，木工和制盾工聚居在台伯河的大桥周围，鞋匠、毛皮裁缝和青铜工匠则聚居在古罗马广场一带。这一时期的罗马城还是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这里的放债人不仅把金子借给教皇，还把钱借给来教会法院打官司的外地人。为了得到满意的判决结果，这些外地人借了钱就忙不迭地塞给主管案子的法官。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教会法院是格列高利七世的“手笔”。

罗马城的中产阶层诸如法庭书记员、低阶神职人员、建筑工人、军人、工匠、店掌柜都过着舒服、安逸的日子。在这一时期，房租极便宜，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在城内租两三处房子，再在城外租一小块地。马匹和锁子甲是这一时期中产阶层的标配。在四旬期第一主日，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那座堆满废弃土罐的人造山“泰斯塔西奥山”，他们来此山，一是为了嬉戏游玩，二是为了猎杀一只公熊、一头小公牛和一只小公鸡献祭。这三种动物分别代表人类的三宗罪：恶毒、傲慢和色欲。穷人只能步行去“泰斯塔西奥山”，屠夫、法庭书记员、十三大家族的成员则同教皇一同骑马去。罗马城依然有不少穷人，而我们也一如往常对他们知之甚少。公元1081年，罗马城的蓄奴现象已基本消亡，但是整个西欧仍零星存在着蓄奴现象。没有了奴隶，罗马富人的饮食起居开始由用人打理。用人的生活要比奴隶的生活好过些，前者至少有婚配权和财产权。

最后，罗马社会在这一时期的父权制色彩要比从前暗淡许多。中世纪的人并不关心妇女权益，但是公元1081年的罗马妇女，至少出身上层的妇女，要比我们想象中富有。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罗马法系，这一法系要比同时代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法系对女性宽厚得多。罗马妇女因此可以享有跟自家兄弟同等的继承权。当然，她们还跟从前的罗马妇女一样十几岁就要嫁为人妇，她们的丈夫也跟从前一样比她们大个10岁左右，这意味着她们有很大概率成为富有的寡妇。意大利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在公元11世纪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不少子女从母亲那里继承财产，甚至有不少子女随母姓。当然，随母姓可能主要是因为子女为非婚生子，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教士。在公元10世纪，官方记录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罗马人随母姓。这是一个女人手握实权的年代，托斯卡纳藩侯玛蒂尔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英勇不凡的她曾亲自带兵血战沙场，捍卫疆土。

生活在热那亚的父亲们在公元11世纪末立的遗嘱一直保存至今。从这些遗嘱中不难看出，这些父亲个个忧心忡忡。公元11世纪初的罗马父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普遍担心自己活不过风华正茂的妻子，担心自己死后妻子改嫁，担心子女的继承权被外人抢走。为了防止妻子改嫁，他们不惜下血本让妻子为自己守寡。他们还担心子女早夭后没钱做弥撒，无法升入天堂，于是会在遗嘱中特别为子女留出一部分做弥撒的钱。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孩子早夭是常事。没有子嗣的人也个个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晚年没人照顾，他们选择领养孩子。

撇开上述这些烦心事不说，罗马人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十三大家族的钩心斗角中。等到格列高利七世登基的时候，这些家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渐趋白热化。公元1062年，科隆大主教安诺挟持幼主亨利四世，德意志朝廷拥立安诺的亲信为教皇。围绕这一事件，十三大家族之间产生裂隙。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希尔德布兰德铆足了劲贿赂选民，重挫德意志朝廷，顺利扶持改革派教皇上位。尽管如此，这次教皇之争把这些家族割裂成两派：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大派系之争很可能就是吉柏林派（皇帝派）与圭尔夫派（教皇派）之争的滥觞，两派的混战令意大利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说不定亨利四世围攻罗马城也与此事有一定的关系。

包括弗兰吉帕尼家族、科尔西家族和莱昂内·迪·贝内代托·克里斯蒂亚诺及他的继承人皮耶尔莱昂尼家族在内的大多数家族选择向教皇效忠，剩下的三大家族则选择向德意志皇帝效忠。公元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下属的一位官员同杰恩西奥·迪·斯特凡诺发生口角。出身十三大家族的杰恩西奥·迪·斯特凡在哈德良桥上建造了一座塔楼，专向过路人收取过路费，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市执政官将他逮捕，并执意将他处死。下一年的圣诞节，格列高利七世依照传统在玛格丽圣母大教堂主持弥撒。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顿时令教堂里的罗马人作鸟兽散，整座教堂变得空空****。迪·斯特凡诺瞅准时机报复，带着一群持械的打手闯进教堂，抓住教皇格列高利的头发将他扔到马上。他们成功挟持了教皇，把他带到附近的一座塔楼上，这座塔楼是迪·斯特凡诺家的房产。这场闹剧很快就被平息了。翌日，天气放晴，一群罗马人将教皇解救出来。教皇原谅了迪·斯特凡诺的鲁莽行为，但条件是他得去耶路撒冷朝圣。迪·斯特凡诺先答应去朝圣，然后就逃到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帕维亚去了。这件事看起来无关宏旨，却似乎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事件可能是致使亨利四世对局势作出误判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