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第2页）

两天后，加里波第的军队在圣彼得广场上集合。加里波第被前来送行的热心市民团团围住，差点把他和军队冲散。他深受触动，即兴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讲：

今天，我们虽然时运不济。明天，我们必将否极泰来。我就要离开罗马，转战他方。你们愿不愿意随我继续同外国侵略者战斗？我没钱给你们发军饷，也没钱给你们提供食宿，我只能带给你们饥饿、干渴、强行军、战斗甚至死亡。只有嘴上功夫的人不来也罢，真正爱国的人不妨跟我走！[48]

经过罗马守军两个月的顽强抵抗和将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罗马守城战宣告结束。同一天晚些时候，加里波第和约4000名志愿军在圣乔凡尼教堂附近集合，这支志愿军主要由守军残兵组成。西塞罗奇奥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身穿标志性红衫的阿妮塔也站在这支即将行军的队伍之中。志愿军慢慢走出城门，只留下身后的罗马城。没想到，加里波第那天上午的演讲竟然一语成谶。志愿军在山区的起义接连失败，不久后便走上逃亡之路，一路损兵折将。西塞罗奇奥和他的两个儿子（小儿子只有13岁）被奥地利人俘虏，随后被击毙。正在孕期的阿妮塔在疲惫和疾病中死去。只有加里波第顽强地活了下来，准备继续战斗下去。

加里波第和志愿军撤出罗马城的第二天，法国军队便入驻罗马城。本书着重讲述了罗马历史上遭遇的七次围城战，此次破城后，攻城军并没有像其余六支攻城军一样在罗马城中烧杀抢掠，所以罗马城几乎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但是攻城军的杀伤力体现在别的方面。法国军队凭刺刀解散了罗马的民选议会，解除了市民武装，拆掉了罗马共和政府所有的标志和徽章，驱逐了在共和政府任职的外籍官员，开始全城搜捕在马志尼政府担任要职的官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对罗马共和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过英国和美国的驻罗马领事通过大量发放签证的方式挽救了许多罗马共和国的前任官员。马志尼是举世闻名的大人物，法国军队并不打算招惹他。罗马沦陷后，马志尼又在城中逗留了好几天，匆忙建立了地下抵抗组织。

罗马人对法国军队的态度很可能与马志尼脱不开干系。法国军队入驻罗马城的第二天，玛格丽特·富勒就看到了一本宣传抗敌的小册子，它号召罗马人共同抵制法军，拒绝同法国军人交谈，拒绝同法国军人在同一家咖啡馆或餐厅用餐，法国军人路过时，必须立即关上窗户，同法国人交好的罗马人将被视为过街老鼠，尤其是罗马女人。这本抗敌小册子宣称：“法军是侍奉神父和国王的奴才，是葬送自由的罪人，只配在孤独和蔑视中赎罪。”[49]

▲这幅版画描绘了一位法国游客遭到罗马爱国市民和狗的围攻，出自1849年10月6日的《伦敦新闻画报》。

但是不久后，罗马人就会发现他们最需要反抗的不是法国人，而是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法军占领罗马一个月后，就把治理权交给了三位枢机主教。罗马人称他们为“红衣三人执政团”，这个名称与政治无关，只与枢机主教的标志性红色法衣有关。随后法军与罗马教廷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法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试图说服罗马教廷采取温和的统治政策，而罗马教廷一直在伺机报复罗马人，时刻准备恢复革命以前的专制主义统治。在这场斗争中，罗马教廷占据上风的时候居多。红衣三人执政团一上任就宣布大赦，罗马共和国政府的前任官员和高级将领、罗马议会的前任议员以及庇护九世在1846年的登基大赦中赦免的人都被排除在此次的大赦名单之外。所以，这次大赦更像是一条禁令。玛格丽特·富勒这样评论道：“看来除非废除他（教皇庇护九世）从前颁布的所有进步政策，否则他和他的顾问是不打算休息了。”[50]罗马共和国灭亡后的头8个月中，估计有2万罗马人离开了罗马城，这一数字占了罗马城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的1万人是被官方驱逐出城的。

庇护九世的确兑现了一项他在登基之初许下的诺言。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电报和铁路把罗马城同欧洲连接起来，煤气灯照亮了罗马城的大街小巷。一座冒着浓烟的煤气厂建在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战车比赛的赛道上，为城内的煤气灯提供燃料。不过除此之外，罗马全面倒退回了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统治下的保守时代。教皇国再次成为一个充斥着告密者、监视者、告发信和政治犯的国度。截至公元1853年，教皇国有1000多名在押政治犯，绝大多数政治犯被关押在台伯河岸区圣米歇尔劳教所的一栋专用翼楼里。罗马教廷还恢复了死刑和审查制度。戏剧演出和歌剧演出遭到严格控制，《禁书目录》上的书被当众焚毁。

生活在罗马城的犹太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公元1849年10月，教皇密探对外宣称隔都里堆满了来路不明的巨额财宝，意在诱使法军随他们一同搜查隔都，整个搜查行动持续了三天。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巨额财宝，于是趁机抢劫和搞破坏，甚至随意抓捕隔都里的犹太人。曾被庇护九世废除的限制政策再次被执行，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几乎所有的职业。犹太人在理论上可以搬出隔都，但是罗马教廷设置了层层障碍，加之各级官僚办事拖延，所以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在罗马城的其他地方安家。许多罗马犹太人不得不用脚投票，像外邦人一样离开罗马城。截至公元1853年，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选择离开教皇国。截至公元1860年，过半数罗马犹太人没有任何财产，只能靠乞讨为生。

罗马人、基督徒和犹太人怀着满腔怒火，决心一同反抗罗马教廷。威廉·韦特莫尔·斯托里这样写道：这座城市“陷入了沉默，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气氛”[51]。讽刺漫画是那个昙花一现的革命时代的产物，如今的罗马人只能秘密地传阅那些讽刺漫画。他们决心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抗议。公元1849年11月，玛格丽特·富勒在圣伊尼亚齐奥教堂参加一年一度的亡灵祷告，就在此时，“……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人群中传来，‘愿为国捐躯的烈士在天国安息！’他话音未落，有人便在灵柩台上撒满了玫瑰花和桃金娘，人群突然沸腾起来，齐声高喊，‘安息吧！安息吧！阿门！’”[52]教廷当局极力想找出幕后主使，但是人们都守口如瓶。罗马教廷制订的不忠分子清除计划多次流产，最后不得不搁置，因为谁都不愿意检举自己的同僚，这让教廷当局时常感到挫败。

教皇庇护九世不知道罗马人会以怎样的态度迎接他的归来。公元1850年4月的一天，庇护九世终于从那不勒斯回到罗马城。就在同一天，有人试图放火烧毁奎里纳尔宫。不久之后，他就搬去了相对安全的梵蒂冈宫，因为梵蒂冈宫有一条连接圣天使堡的逃生通道。他在梵蒂冈宫内接见各国政要，其中就包括英国在梵蒂冈的非正式代表奥多·拉塞尔。在拉塞尔眼中，庇护九世是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老人，嗜血成性，越来越不切实际。在一次会议上，庇护九世信誓旦旦地向拉塞尔宣称，意大利人只是一时被外国的革命分子迷惑，误入歧途，“等他们尝尽苦头，定会迷途知返。”[53]庇护九世还坚称英国即将取消新教的国教地位，重新确立天主教为国教。

罗马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苦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罗马人能最终迎来曙光，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自己。他们在罗马守城战中的英勇行为，很快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被世人奉为英勇护国的典范，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终于得偿所愿了。讲述罗马守城战的文章层出不穷，其中的一篇被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公元1809年12月29日—1898年5月19日，英国政治家，曾四次出任首相）译成英文。马志尼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得到回报，意大利的统一派人士突然发现自己的阵营里多了一些强大的盟友。路易·拿破仑曾一力颠覆罗马共和国，如今却十分意外地跟统一派人士站在一起。公元1859年初，此时的路易·拿破仑已经是法兰西第二帝国（公元1852年12月2日—1870年9月4日）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皮埃蒙特在他的支援下一举将奥地利人赶出了意大利。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公元19世纪50年代末期，意大利爱国人士一心为罗马共和国复仇，三次暗杀拿破仑三世，但是都被他侥幸逃脱。其中第三次暗杀发生于公元1859年1月，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暗杀。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叫菲利斯·奥尔西尼，曾经追随过马志尼。等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公元1826年5月5日—1920年7月11日）一到达歌剧院，菲利斯就将三枚炸弹扔到街上，煤气灯全都被炸毁，整条街陷入了黑暗和混乱。拿破仑三世的马车被毁，不少人受了伤，但是皇帝夫妇毫发无损。仅仅两个月后，拿破仑三世便派官员与皮埃蒙特方密谈，商讨联手对抗奥地利。

乌迪诺将军的部队撤出罗马城后，马志尼曾出面阻止加里波第继续与法国军队缠斗。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倘若法国军队惨败在加里波第的手下，那么他们将更难找到正当理由支持意大利的统一事业。拿破仑三世转而支持意大利统一派，成为意大利统一进程的转折点。不出几个月，奥地利人就被赶出了伦巴德，首相加富尔（公元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在托斯卡纳和其他意大利邦国组织公投。参与公投的各邦国选择加入北部的撒丁王国，这标志着新意大利王国（公元1861—1946年）的诞生。加里波第不久后又将新王国的版图翻了一番。他率领1000名装备简陋的志愿军士兵登陆西西里岛，凭借灵活的战术和满腔的热情打败了装备精良的那不勒斯正规军。加里波第一战成名，成为19世纪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几年后，他前往伦敦进行参观访问，他的到来在伦敦掀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披头士狂热”。加里波第所到之处都会被团团围住，英国女士“飞快地扑向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抚摩他的胡须、他的披风以及任何她们能摸到的地方”，实在是“有伤风化”。[54]

新意大利王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教皇国的大部分领土宣布脱离教皇国，加入新王国，教皇庇护九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罗马人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罗马人手中高举着加里波第的画像，不断冲教皇的宪兵发出嘘声，反复喊着“威尔第万岁”，弄得教皇宪兵一头雾水。罗马人口中的“威尔第”并不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公元1813—1901年），而是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公元1820年3月14日—1878年1月9日）。教皇派龙骑兵驱散集会的罗马人，罗马人愤而发起联合抵制，集体戒烟，停止购买教皇奖券，甚至不再参加狂欢节。科尔索大街变得冷冷清清，民众宁愿在皮亚门附近的城墙外集会。教皇庇护九世派杀人无数的刽子手朱塞佩·布加迪骑马巡视集会的人群，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逼迫他们屈服。

教皇庇护九世至少此时还是世俗君主。法皇拿破仑三世虽然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统一意大利，但是无意推翻教皇，法国的卫戍部队依旧驻守在罗马城。饶是如此，庇护九世也深知教皇国气数已尽。他开始远离俗务，一心沉浸在宗教事务中，好在他在宗教世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公元1864年，他宣布《谬论要录》，要求教会不得认同新思想，例如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秘密社团、圣经公会、自由主义和共济会的各个派系。尽管庇护九世将理性主义和科学视为洪水猛兽，但是事实证明科学对他大有裨益。得益于电报、铁路和蒸汽动力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普及，庇护九世在公元19世纪60年代末成功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各国主教纷纷抵达罗马。这次会议是自16世纪以来教皇举行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庇护九世在会上确立了“教皇永无谬误论”的新教义，他主张教皇权力神授，高于宗教会议，享有普遍而最高的宗教司法权。

就在庇护九世忙着确立自己在教会内部的权威的时候，他治下的教皇国已然分崩离析。公元1870年7月，会议正式宣布“教皇永无谬误论”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公认信条。几天后，普法战争（公元1870年7月19日—1871年5月10日）爆发。短短几个星期内，拿破仑三世就将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撤回国内。同年9月，法国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法皇拿破仑三世沦为阶下囚。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不必再顾忌法国的威胁，将罗马城纳入意大利版图的时机已经到来。庇护九世拒绝了伊曼纽尔二世提出的和谈条件，各国政要这次都没有站出来支援他，只有200名罗马人响应他的号召，愿意为他而战。他终于亦尝到了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滋味。所以，庇护九世只好另谋出路。他拖着老迈又肥胖的身体来到拉特兰圣乔凡尼大教堂附近的圣阶教堂，他像无数普通的朝圣者一样以跪拜的方式爬上圣阶，嘴里念念有词地祷告着。

但是无济于事。公元1870年9月20日，距离皮亚门不远处的奥勒良古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意大利军队乘机登城，蜂拥而入。罗马城曾多次被入侵的外敌攻陷，但无疑这次入侵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少。部分罗马人的伤亡是因为被流弹击中。一位意大利军官一时忘乎所以，冲市中心发射了几枚炮弹，也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教皇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便投降了，他们被意大利军队护送到梵蒂冈，为的是保护他们免遭愤怒民众的围攻。

意大利当局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允许教皇庇护九世保留包括梵蒂冈、博尔戈和贾尼科洛城墙边上的绿地在内的一小片领土。但是，就连这个方案也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化为泡影。博尔戈的居民受够了教皇的统治，愤而发动示威，庇护九世只好放下身段请求意大利当局派兵保护他。罗马城以公投的方式加入意大利王国。罗马主城区以40785:46的压倒性票数加入意大利王国，博尔戈地区的居民单独进行公投，最终以1566:0全票通过加入意大利王国。作为反击，庇护九世在一个月后将所有参与分裂教皇国的教徒革出了教门。

公元1881年6月13日凌晨，罗马人终于找到机会发泄对教皇庇护九世的不满情绪，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庇护九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避居梵蒂冈，密谋复国。公元1878年2月7日，也就是三年前，他在梵蒂冈离世，给意大利当局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在生前曾明确表示死后不要葬在梵蒂冈，而要葬在位于罗马城西部的圣洛伦佐教堂。此事一拖就是三年，时任首相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终于下定决心，在公元1881年6月13日将庇护九世的尸体从梵蒂冈转移到圣洛伦佐教堂。为了不打草惊蛇，德普雷蒂斯决定在午夜时分转移庇护九世的尸体。

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转移尸体的消息不胫而走。到了午夜时分，10万人如潮水般涌进了圣彼得广场。送葬队伍里不乏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一边举着蜡烛，一边唱着圣歌。罗马人没有忘记庇护九世给他们带来的炮火，也没有原谅他的打算，他们拦住送葬队伍的去路，冲送葬队伍猛掷石子，送葬之路瞬间变成了一个移动的战场。送葬队伍正要抬着庇护九世的尸体过圣天使桥，在场的民众见状齐声高喊：“把他扔进河里去！”虽然庇护九世的尸体最终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却颜面尽失——为了摆脱蜂拥赶来的民众，送葬队伍不得不加快脚步，一路小跑着穿过罗马城。

这是庇护九世11年来第一次离开梵蒂冈。他如果能睁开眼看一看此时的罗马城，一定会发现罗马城早已物是人非，不少地方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罗马城的身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罗马城已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

（1）　司铎是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级职称，也称司祭。

（2）　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城市。

（3）　一种类似于双簧管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