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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甚至渗透进罗马的计时系统。新建的纪念堂上都写着两个日期：一个是人们熟悉的天主教日期，另一个短的时期则是法西斯日期。1922年，墨索里尼成功夺权，因此这一年被定为“法西斯新时代”元年。法西斯也渗透进罗马的教会节日表。狂欢节作为罗马最盛大的节日已被取缔，在公共场所身着花哨服装被视为非法行为。大斋节前的几天，科尔索大街会变得稍微热闹一点，这是狂欢节留下的唯一一点痕迹。1930年9月20日，这一天原本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纪念日，是自由主义时代的重大节日，而今却被悄悄取缔。公民被迫庆祝的新节日包括：3月23日（1919年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起法西斯运动），4月21日（罗马的生日），11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意大利胜利纪念日）以及最重要的10月28日（进军罗马周年纪念日）。不过，法西斯分子并不能为所欲为。1925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公元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统治下的教会不仅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还筹划庆祝耶稣基督君王节（theFeastofChristusRex（4））。耶稣基督君王节是一个新兴的节日，庆祝日期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直接与10月28日的进军罗马周年纪念日和11月4日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意大利胜利纪念日相冲突。1933年复活节，法西斯运动展览会进入**，教宗庇护十一世特别宣布本年为大赦年，庆祝耶稣升天1900周年，吸引了大量的人前往朝圣。庇护十一世还在法西斯当局新开辟的城区修建高大巍峨的新教堂，誓与法西斯当局一争高下。“极权主义”这个词很可能源于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不过，意大利从未达到法西斯分子所期望的极权程度。从墨索里尼攫取政权的那一天开始，他的权力便受到另外两个领导人的牵制：国王和教宗。国王本人在政治上或许甘于退居二线，但是他在军方和警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势力。如果说是因为墨索里尼向圣座妥协，大大提高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人心中的影响力，那么也就意味着天主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更高。圣座与意大利和解后，曾以加里波第骑马雕像太过碍眼为由，要求墨索里尼将其撤掉。然而，墨索里尼为了告诉世人谁才是老大，断然拒绝了圣座的请求，甚至还为加里波第的妻子阿妮塔打造了一尊骑马雕像：阿妮塔以英勇的姿势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抱着婴孩。

▲印有墨索里尼像的宣传海报。

在墨索里尼眼里，罗马城是一个由砖块和石头砌成的大型机器，承担着两个很大的作用：向全世界宣传法西斯主义和促进意大利人重塑尚武好战的国民性。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人，我们会在下文详述。至于法西斯罗马给外国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恐怕只有少数外国人能有机会说一下。20世纪30年代，城中的外国人并不多。此时的罗马城，远没有我们先前讲过的大多数年代里那样国际化。生活在罗马城的绝大部分移民都是意大利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罗马周边的省。1931年，一百万罗马人中只有五千人是外国人，其中以美国人和德国人居多。如今的英格兰人聚居区早已不复19世纪40年代的荣光，只剩下零散的几片。英国圣公会教堂依旧耸立在巴布伊诺大街旁，西班牙广场上依然有俱乐部，英国人开的药店、威尔逊夫人书店（可外借的）和公共图书馆。此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居民不得不前往罗马人经营的店铺购买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英格兰人聚居区里也不再有豪华酒店。20世纪30年代，城中最豪华的酒店全都位于威尼托大街，包括安巴夏特利宫酒店、埃克塞尔西奥酒店和格兰德酒店，这些酒店在19世纪初都还没有建成。

在外国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眼中，罗马城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这一切都源于它在1870年被定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成为首都后的罗马城俨然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久后，罗马城便失去了教皇国时代的独特魅力。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后，欧洲北部的富人和美国富人已经支付不起在外国游玩半年的费用，尤其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发起了重塑货币价值的里拉战，不惜一切代价提高里拉币值，因此意大利作为旅游目的地不再像从前那般实惠。

短期旅游业也在苦苦挣扎。除却这里高昂的消费，法西斯分子的言论也令一些游客望而却步。他们对热衷于吊古寻幽、赏风吟月的外国游客极为排斥，只欢迎前来“瞻仰”“新法西斯意大利”的游客。一部分激进的法西斯分子竭力主张禁止携带（德国人卡尔·贝迪克出版的）旅行指南和柯达相机的游客入境。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饥肠辘辘，政府试图振兴旅游业，法西斯当局更欢迎那些对法西斯运动表现出兴趣的游客，法西斯运动的确吸引了一部分游客。这些游客在前往意大利后，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英国徒步旅行者罗兰·安德鲁便是一个典型，他们会像安德鲁一样，将自己的旅行见闻记录下来，为的是将法西斯主义传播出去。

施工场地遍布法西斯，罗马城的交通状况令人头疼不已。饶是如此，罗马城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罗马城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交通状况虽然不容乐观，但是司机至少对靠哪边行驶有了定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罗马人随心所欲地开车。高档酒店的入住价格虽然不菲，但是比较干净、有人管理、价格也很明确，欺客宰客现象少了很多。同时，给小费被视为非法行为（尽管1930年版的贝迪克旅行指南声称，游客仍需给行李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小费）。罗马城也干净整洁多了，城中新建了上百间厕所，不再有罗马人随地大小便。罗马城的治安状况比从前好得多，火车、有轨电车和火车站里都有黑衫军巡逻，游客再也不用担心行李被抢。妓女被赶到持有合法牌照的妓院，不再当街揽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罗马现在是一座没有乞丐的城市。徒步旅行者罗兰·安德鲁在城中待了整整一周，一个乞丐都没看见。

此外，去罗马比从前容易得多。意大利的公路系统以前是出了名的差。在法西斯当局的要求下，公路系统经过改建，已经好了很多。铁路网也被大规模修整，多座火车站拔地而起，新修了一些铁路，铁路运输速度有所提高，电气设备得到了维护和保养，火车也很少误点了。因有急事需赶往罗马的人甚至可以搭乘飞机。奥斯蒂亚水上航空港落成以来，帝国航空公司旗下从伦敦到罗马的航班飞行时间只有27个小时。根据1930年版的贝迪克旅行指南，免费托运行李的重量最多为100公斤。按照今天的标准，限重100公斤听上去很大方。不过，这里的100公斤包含乘客的体重。

20世纪30年代，罗马人的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诚然，肺结核、颗粒性结膜炎和斑疹伤寒仍困扰着罗马人，但是疟疾作为罗马人的头号杀手终于被消除。这得益于大张旗鼓地拆建运动，大型巴洛克公园被拆除，公园里的池塘、水洼和满是积水的花盆也随之消失。到19世纪末，疟疾在罗马城中绝迹。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得益于排干桥梁污泥计划，疟疾在意大利境内已基本绝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几乎没有变化。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死亡率减半，意大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迅速上升。

这个时期，罗马人的教育普及程度也在提升，甚至远远超过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只有少数罗马人是文盲。在法西斯当局的不断推行下，一些生活方式成为热门。罗马的未成年人热衷于参加运动会和每周六下午的狂热集会，这种集会相当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童军集会。得益于休息日的休闲运动，成年罗马人可以有一些时间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正因为休息日休闲运动没有成为洗脑工具，比较激进的法西斯领导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可以在休息日体育俱乐部里玩飞镖、打牌、踢足球，可以听广播，可以在内设的饮食店里喝葡萄酒或葡萄果渣白兰地，可以看电影，甚至还可以以业余演员的身份排演戏剧。休息日假期的行程安排包括巴士文化观光、海上游轮观光兼交谊舞会和里乔内短途观光。里乔内市位于意大利东海岸，临亚得里亚海，相当于英格兰黑潭市或者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中产阶层或许对这类旅游项目不屑一顾，但是它们极受休息日休闲运动成员的欢迎。到1939年，成员数已经接近400万。

法西斯主义甚至还能给人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严苛的新闻管制政策给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尤其是受益最大的罗马中产阶层制造出一个很安全的舆论环境。新闻记者出身的墨索里尼深知新闻对民众的影响力，为了审查新闻，他甚至不惜搁置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除了梵蒂冈的半官方喉舌《罗马观察报》，其余外国报纸一律禁止在意大利发行。有时候，就连《罗马观察报》也得偷偷摸摸地卖。大部分报社并不直接受当局管控，但是墨索里尼在上台头几年就通过恐吓的方式逼迫所有报社向自己低头，并规定所有记者均需加入法西斯党。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报社便会收到一连串的审查命令，里面详细地列出了不能写的内容。

因此，对于只阅读本国报纸的意大利人来说，他们的世界看上去很梦幻。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一片没有政治抗议运动、没有犯罪、没有腐败、没有贪污以及没有严重交通事故的天堂。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惨状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害怕在外交事务中陷入被动，一直坚称尊重非法西斯政权，所以此时意大利的国际环境相对温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作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假想敌并没有受到法西斯当局的公开攻讦，直到墨索里尼在1936年与希特勒结盟。收音机里广播的新闻和在罗马城60多家影院里上映的新闻影片都在蓄意营造祥和的假象，上映的绝大部分新闻影片都经过了墨索里尼的亲自审查。一部典型的新闻影片的内容通常包括一则国外新闻、一到两则体育新闻和一则国内新闻。国内新闻的内容通常是一位皇室成员、法西斯党高层或者绝大部分情况下由墨索里尼本人宣布发起新运动或出席新船出厂、桥梁竣工或建筑落成典礼。新闻影片的最后一则新闻要么报道娱乐界名人的奇闻，要么报道孩子或宠物的趣事，为的是不让民众有任何不良情绪。暴力、犯罪、性以及穿着暴露的女人绝不会出现在新闻影片里。意大利发动或参与的战争，意大利媒体几乎没有报道。然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是个例外，只不过这次战争被意大利媒体描述成一起激动人心的现代化军事行动，新闻中几乎看不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面孔。相比之下，意大利广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报道则少得可怜。

故事片也被要求表现祥和的景象。罗马人看得最多的是浪漫喜剧片，又称白色电话片，通常以布达佩斯为背景，专事展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富有的家庭使用白色电话机而得名。被这类影片包围的罗马人日渐与现实世界脱节。值得一提的是，法西斯当局从1939年才开始严格审查进口影片。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罗马人会不甘于生活在这种炮制出来的假象里，然而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30年代，很多罗马人家里都有收音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听外国频道，其中的一些频道甚至用意大利语播报，但是几乎没有人收听这些外国频道。

虽然新闻影片里处处祥和，但是有些罗马人的生活却并不如此，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法西斯理想标准（刚强、狂热、听话、富有、绝对效忠以及最好是男性）的人。文艺界人士通常很难做到绝对效忠，所以总是引得当局忌惮。相较于纳粹德国的文艺界人士，意大利的文艺界人士受到的迫害要轻一些，但是他们的眼界还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封闭、狭隘。有一部分意大利文艺界人士受到了残酷地迫害。意大利的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公元1867年3月25日—1957年1月16日）是当时伟大的指挥家，曾经是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不久后就看清了法西斯当局的嘴脸，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后因拒绝在一次音乐会开始前演奏法西斯党歌《青年》而遭黑衫军毒打。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罗马城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穷人是过得最悲惨的群体。虽然法西斯主义不承认当前社会存在阶级仇恨，但是现实是另一码事。组合制度是在参照中世纪行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当局视为第三条道路（介乎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行动方案或政策）。在这种制度下，雇主和雇工在法西斯行会的指导下一起给政权卖力。然而，组合制度根本就是个幌子，雇主可以为所欲为地剥削雇工。法西斯行会领导不仅不会为雇工争取权益，反而会像小墨索里尼一样欺侮他们。行会会议彻底沦为一言堂，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会被警察以造反的名义带走。烜赫一时的法西斯福利制度也名不副实。雇工为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支付了高额费用，但是这些钱时常被国家拿去支付军费或兴建大型工程，例如墨索里尼的新罗马社区。

法西斯主义代表富人和权贵的利益，就连罗马的旧贵族也混得风生水起。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除了一位罗马市长是平民出身，其余全部出身贵族，包括克雷莫内西家族、波滕齐亚尼家族和卢多维西家族。1936年的罗马市长出身科隆纳家族。20世纪30年代末，只有六分之一的意大利人念完小学，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都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带有雅致阳台和大理石大厅的新公寓是罗马最豪华的住房。从理论上说，所有罗马人都有资格住进去，但是最后住进去的人不是法西斯当局的官员，就是有法西斯背景的罗马富人。罗马穷人只能栖身于郊区的大众公寓。大众公寓有十层高，普遍拥挤狭窄。每周六，孩子们都会参加法西斯青年团的集会，高喊狂热口号，所以父母们只有在这一天才能为婴儿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大众公寓里的生活单调乏味。人们在烧煤或木头的炉子上做饭。1931年，90%的罗马公寓没有厕所，居民共用室外走廊的厕所。大部分厕所都很简陋，水泥地上有一个坑，墙上的钩子上挂着碎报纸。儿童和老年人晚上用夜壶，第二天再将排泄物倒入公共厕所。

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人或许比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人干净一些，但是很多公寓都没有自来水，需要用水桶取水。大部分罗马男人做不到每天刮胡子，就算刮胡子，也是在晚上，蘸着做饭剩下的温水刮。他们在厨房水槽里用洗衣皂洗脸，所以脸上和衣服上都有洗衣皂的味道。大部分罗马女人都是家庭主妇，我们会在下文中讲到，法西斯当局并不鼓励女人外出工作。罗马女人在早晨用圆柱形暖床器里留有余温的水洗脸，她们用来洗脸的铁架子看着很特别，架子顶部装有一面镜子，底部装有两个碗状的槽，一个用来装洗衣皂水，另一个则用来装清水，她们就站在架子旁洗脸。电费高昂，普通人压根用不起自来热水，就连罗马中产阶层也得等天气暖和的时候，才能好好洗一次澡。

大众公寓的生活环境要比博格特区（罗马的新郊区）强得多。到20世纪30年代末，一小部分博格特区成了罗马城功能区的一部分，例如位于罗马城以东的提布尔提那。提布尔提那建有一座露天学校（冬天很冷，但是总比没有强）、一个体育馆、一栋办公楼和一个游泳池。博格特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没有排水系统和道路的贫民区。这是罗马不为游客所知的一面。法国作家莫里斯·拉金曾在1935年游玩过博格特区的加尔巴泰拉和塞特基耶塞，在那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是常态，还有一部分人住在当局指定的洞穴里。博格特区是法西斯当局的垃圾倾倒场。此地远离市中心，被送到这里的“垃圾”插翅难逃。很多罗马人因墨索里尼的拆建工程无家可归，只好委身于此。这里还住着失业者、罪犯、乞丐和没有许可证的妓女，这些人都是当局眼中的垃圾，眼不见，心不烦。此外，这里还住着反法西斯人士，当局把他们软禁在这里主要是便于监视。

博格特区并非罗马唯一的贫民区，其他贫民区的居民大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赤贫地区的难民。这类贫民区大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当局的批准。他们的家就是棚屋，罗马人称为巴鲁撤，埃塞俄比亚人的棚屋也叫这个名字。1933年，特米尼火车站周边的一片贫民区里居然有6000个这样的棚屋。棚屋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排水系统，住在里面的贫民并不比2500年前的棚屋居民舒服多少。

在法西斯当局的统治下，并非所有罗马富人都过得风生水起，尤其是渴望有所作为的罗马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11世纪的罗马妇女比这个时期的罗马妇女拥有更多职业选择。墨索里尼早在1920年就宣称：“女人就是温柔乡，只要有时间，男人不妨流连……但是绝不能太拿她们当回事。”[6]他的这个观念一直没有变。上台之初，墨索里尼就取缔了所有女权组织。当局只承认一个名为“法西斯妇女”的妇女组织，其目的是向妇女发放法西斯宣传材料，而非发动她们解放自我。在当局看来，待在家里相夫（劳动力）教子（法西斯主义的接班人）是妇女对国家的义务。

法西斯当局的妇女观与教会不谋而合，不过双方的出发点全然不同。前者是想让妇女帮他们打赢婴儿战，后者则认为限制生育有违上帝意志，是罪过。双方均坚决禁止堕胎。法西斯当局明令禁止医生和助产士为妇女堕胎，涉嫌堕胎的医生和助产士将被送到国内的一个监狱岛上流放。在法西斯当局和教会心目中，女性具备明智、善良、节俭、朴素、顾家这几点，才是最理想的形象。更有甚者，双方都认为理想的女性不能性感。法西斯当局对短发女人尤其反感，他们嘲笑穿着时髦、爱交际或涂口红的女人是神经病。法西斯当局认为，女人应该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孩子（法西斯主义的接班人）身上，所以严禁报纸刊登女人怀抱小狗的照片。法西斯当局还会表彰生养后代多的女人，并把每年的12月24日定为母亲和儿童节。在这一天，他们会给生养了7个，最好是11个子女的母亲分发奖品。养育子女多的父亲将得到升迁，全家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校餐、免费有轨电车票。相比之下，单身男人则需要缴纳单身税。

法西斯当局坚决反对罗马妇女外出工作。1934年，墨索里尼曾警告她们，外出工作不仅危险重重，还可能导致不孕。早在1923年，当局就禁止女性担任中学校长以及教授历史课或哲学课。1939年，当局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宣布从此以后女性不得担任任何管理职务，女性专业工作者的比例必须被限制在10%以内。然而，法西斯时期的罗马城中有几十家妓院。法西斯当局的领导人都怀念战争时代的风流岁月，一致赞成保留妓院。当局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嫖妓可以增强男人的阳刚之气，已婚男人去妓院寻欢好过在外**，前者至少不会影响婚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