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第2页）
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怎样想拿我当作他们的备用“奇货”的野心，同时还可以从中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平日居心来。他们当然不能让我还有一条能和张作霖接近的道路可走，当然不会让我有一分一秒能够回过头来看一下的空闲和机会。
至于我呢，一来是想要从当时的实力派张作霖身上，能够找出一些“奇迹”般的东西来；同时却又扭扭捏捏地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嗔恚，所以只能是，以受到张作霖三个头，来作为“末代皇帝”的一种**资料而已。在当时，我的实际心情是：既想偷嘴吃，又怕烫了嘴。
再谈一下李景林、张宗昌、毕庶澄等奉系军阀和我的一些关系。
我到天津之后不久，当地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当时任直隶督办——便来访问我，除了对冯玉祥的让我出宫加以诋毁，并着重地把叫我离开紫禁城这桩事，特别冠以“逼宫”的字样，而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他还手拍胸膛对我说：到了天津，便可一切放心，他可以对我尽保护之责。我听了这番话，当然犹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对他很是感激。不独他在任时期内，我们曾做了多次来往，就在他下台以后，也还曾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呢。
其次是张宗昌。不但我在天津曾和他见过多次面，就是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炸死，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残部和张学良军队开了火，在山海关附近受到了张学良和白崇禧军队的前后夹攻，张宗昌只身坐渔船逃往旅大的时候，他还使他的部下金卓（满族，“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中将）把给我的密信，用油纸包好藏在酱咸菜篓内，秘密送来天津交到我手。这固然是被称为“长腿将军”的张宗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援助，可是身为天津日本租界寓公的我，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呢？但我又不愿失去他的欢心，便由胡嗣瑗写了一封“敕诏”式的空口慰问信，交金卓带回。我固然不是说，我的那封无补实际的空头信，在当时曾起了什么作用，只是想要借此来证明一下我在当时的不肯过安分生活的实际心情而已。
还有，曾在青岛一带显耀一时的“直鲁联军系”的毕庶澄和曾继李景林之后为直隶督办的褚玉璞并徐源泉等人，也都和我见过面。特别是毕和我更为熟悉。每当他到天津来的时候，差不多总要来看望我，我也有时约他一同吃饭，等等。有一次他还约我到他指挥下的军舰去参观……他和我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后来当我听到他被张宗昌枪决的时候，我还为他难过了许多日子呢。
张宗昌
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关于他的一个可笑传说来。这一传说是和“汉玉”有关的。
先说一说所谓的“汉玉”。汉玉并不是汉朝的玉，其实就是旧玉的一个总称，就是曾经被装入棺中，经过长年的土蚀、血浸以及其他的浸蚀作用，而成为红色或土色以及黑色的旧玉，在旧社会中，有钱的人差不多都喜欢用高价购买，当作古董来看。
就是因为我在当时，手中尚藏有不少块汉玉，并且我也很喜欢这类东西，所以我平日不论是穿中装或是西服，照例都要挂上几块汉玉。关于汉玉，过去还有一种迷信传说，说如果人在身上挂有真正汉玉，万一跌倒，或是碰到什么危险的事情，那么，在汉玉上便会出现一条裂痕，而人便可不致受伤。上面所说的那个毕庶澄就是很喜欢汉玉的，我也送过他几块。后来当他被枪毙之后，曾听到一种可笑的谣传：说他在中弹倒地之后，多时尚未断气。有人发现了他身上挂有汉玉，便悟到他没有立即断气的原因。等到把那块汉玉取下之后，他才瞑目而逝。
其次我想谈一谈下台军阀和失意的政客。
因为我在当时，曾始终不断做着妄想使封建清朝复辟的迷梦，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所以对解甲军人和穷途政客，做了不少勾结拉拢，因为那些人，和正在台上的人物不同。他们既可以信口开河乱说不负责任的“好听”的话，并且还可以肆行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我便可以多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自己所想听的话。尽管他们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居多，但是，我在当时却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望梅止渴，也可以说是饮鸩止渴的自我安慰。
例如奉系的下台老军阀许兰洲（过去曾是张勋的部下），就曾和我有过往来。后来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个旧部下，叫作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因为许兰洲曾向我夸奖过他的才能，所以我就先入为主地和刘亲密地结识了。不但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也表示愿为我尽力。
于是他就开始替我“尽起力”来了：他曾向我建议，叫我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类交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四处给我联络一些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襄赞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我又怎能不吞？他既是拿这种悦耳的好话来打动我的心，我又怎能不把藏在我手中的一些人民血汗结晶，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求他替我做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像是这样的“钓鱼妙法”，他对我并不仅仅这一次，而是照方抓药地做了好几次之多。每次当他对我声明要替我“尽力”时，我总是慷慨解囊，从无吝色的。
尔后，他更逐渐把他所要“尽力”之处扩大起来，不但要东西，并且有时还张口向我要替我“尽力”的旅费。后来，他索性开门见山地对我大哭其穷。他说他家境很是“清贫”，并且是“清贫如洗”，需要我予以接济，并且是需要经常的接济。在当时，因为我的政治野心，已经到了深入膏肓的程度，所以对他的这种贪而无厌的要求，没有一样不是在“心甘情愿”的心情下，对他进行尽我可能的接济的。即使在我手中金钱异常吃紧的时候，也总是想尽办法，甚至不惜用剜肉补疮的方式来讨他的欢心。
当然，他也并未白白接受我的物质援助，也曾给我介绍了一位他的“同行”——失意军官毕翰章。这位“毕老总”也是从一开始，便沿袭了刘凤池的平日工作作风，时常以赞助复辟的甘言，来向我换取物质上的好处。后来刘凤池又进一步给我出了“高招”，教我可以给一个素昧平生的“准中国军人”——张学良部下的日本人中国军官“黄慕”送一些礼品。理由是：为了拉拢他。我在当时固然觉得这种高见未免有些过高，但由于这是出于自己身旁谋士的献策，只好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任他去做摆布。
不料那位黄慕先生居然也在收了我那份既唐突又冒昧的礼物之后，到我家中来了一次，不过他并没有和我谈到什么有关实际的问题，便寒暄而去。当然这一炮所放出的结果，又是以一颗不炸之弹而告终。
虽然，刘凤池一向并没能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我看过一次，而只是无止境地、再接再厉地光向我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虽然我也渐渐觉得这个人似乎有些蹊跷，但仍是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耐心，并没有对他露出一丝什么颜色。可是这事却被陈宝琛听到，于是便紧皱双眉苦劝我不要再搭理这个骗子，我这才下定决心和刘断了来往。
后来听说，这个骗子由于不安分过了度，终于在当时的黑龙江，死于大军阀万福麟之手。
不久，我又认识了胡毓坤，也曾和马占山见过一面。不过他们对我，却从未谈过关于所谓复辟的事。
后来，帝俄败残军官——白匪头子谢苗诺夫也曾到天津见过我。郑孝胥很是器重他，于是对我又来献策，说他现仍有很大潜在势力，可以趁此机会好好加以联络，将来“有事”之际，当能获得他一臂之助也未可知。我当然对这种富有蛊惑性的“远见”，是不会不言听计从的了，就把存在银行生息的六万元慷慨取出，交郑转交于谢苗诺夫之手，作为接济他伺机招兵买马帮助清朝“反把”之用。那个老白匪，自然是对这种意外的收入无有拒绝之理，不过是，自从他这次歪打正着雀跃而归之后，结果却如同大石投海，以后消息全无。
还有一次，陕西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救济受灾人民而四处奔走的朱庆澜曾到天津来见我。我除拿出一些珍珠和不少貂皮、狐皮外，还卖了一所坐落在日本租界里的小楼房，把钱交朱充作赈济之用。郑孝胥对我的这种做法，曾表示极端地赞同。这也难怪，本来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自己祖国的罹灾同胞，抱有任何真正同情，而是抱有一种不堪告人的卑鄙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沽名钓誉，而给自己将来的政治野心预先打下基础，所以才肯这样大破悭囊而毫无吝色的。要不然，我为什么在当时看到报纸上登载了称赞我的“乐善好施”记事，便扬扬自得地做着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听到朱庆澜夸奖我比张学良捐助得还多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暗喜而欣然**呢？
还有一个“安福系”的小政客费玉楷，也是同刘凤池一类的人物。他也是经常拿“策动复辟”来作为混入“张园”的入门票的。我既然对于过去的刘曾做过一掷千金的所谓豪举，那么对于这次的费胖子，也当然会同样地慷慨大方，并且是予取予求，从无拒绝的了。费还时常去找我弟弟溥杰，并拉他下馆子，等等，也想利用他作为向我替他说好话的人。有一次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法术，居然把“安福系”的大头子段祺瑞领到当时英国租界戈登路我父亲的寓所里去。我和我父亲、弟弟一同和段见了面。那时我和段倒没有什么话可说；我的父亲和弟弟更都是木然坐在那里；只有费一个人，就好像是旧社会中的媒婆似的大掉其天花乱坠的广长舌，替我和段口沫乱飞地撮合了一大阵。结果是段祺瑞倚老卖老地自吹自捧一顿，并以“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作为结论。于是这次的意外会见遂告终了。
又有一次，费玉楷忽然来对我说，他已和炸死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刽子手河本大作大佐取得了联系，将对张学良的卫队进行阴谋策动，等到他们哗变以后，就可以把这一骚乱扩大起来，变成为实行复辟的武装政变等语。但这事又被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听到，纷纷对费的招谣生事加以非难，并劝我再不要见费的面。我也觉得这个胖子的随便胡搞对我不利，便一刀两断和他断绝了往来。
不料费玉楷却老羞成怒，对荣源进行威吓说：“我卖了这么大的力气，现在竟不再理睬我，我非到国民政府去控诉他——指我而言——阴谋颠覆中华民国的罪行不可！”
荣源也未肯示弱，向他反击道：“你又何必扯这套呢？我劝你算了吧！你要知道，你给‘张园’的那份自告奋勇的亲笔信，现正握在‘皇上’手里，你控告不也是白费么！”
在这以毒攻毒的一番反驳下，费也泄了气，从此便不再来纠缠我了。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在天津的那段时期内，我固然完全失身在日本帝国的魔掌之中，但也并未断绝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眉目传情的关系。同时它们对我也还是继续着不即不离的挑逗行为。例如美、英、法、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军司令官以及各国总领事、领事等，也都经常和我保持着频繁交际往来。特别是英国司令官，由于庄士敦的关系，和我的交往更比较多些。像是英国的历任司令官和一般军官等，都时常和我进行酒宴酬酢。每年当“第一次欧战胜利纪念日”那天，当举行公祭“无名战士纪念碑”和阅兵时，他们也曾约我前往参观。还有，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当访问我国，路过天津时，也曾特意访问过我，我也曾举行茶会招待了他，并一同摄影留念。后来，当他回国时，我还托他把我的照片带给他父亲——英国国王。不久他父亲也来信向我致谢，并经过英国驻天津领事馆把他的相片送给我。还有，每年当我生日时，英、美、法、日等各国司令官等，也都要到“张园”向我致贺。当英国国王生日时，英国司令官也曾邀我参加过他们的一次庆祝宴会。
不但英国人如此，美国司令官也曾在新年时，约我参加过他们的酒会，也曾约我参观过他们的飞机。
还有一年，当意大利驻天津军队司令官离任回国时，郑孝胥又见有机可乘，便劝我可钻这个空子给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写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交其带回表示一下同气相求的拉拢之忱。我遂欣然如法照办，并把我的两张照片也托其携回分送与意大利皇帝和那个墨索里尼呢。
为什么郑要这样劝我呢？
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因为郑在平日是异常钦仰墨索里尼的为人，并常常向我夸奖“墨首相”的“非凡”反动才能。认为像他那样的人，才的确够得上一个“世界上的英雄”人物。但同时他也没有忘掉自夸。他常说“他就是我的墨索里尼”。可是，我在当时也并没有对他的这种“自况”，表示过什么异议，因为我在当时，也曾把这个血腥的法西斯盗魁，看成是一个不世出的“杰物”哩。
后来，当继任的意大利司令官走马上任时，也把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给我的相片带来，作为对我的回敬。这个新司令官还锦上添花地特意招待我在他们的司令部内检阅了军队的分列式，并设宴招待了我。
从这些实例中，我那一贯不肯老实安分，经常和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勾勾搭搭的主要概略轮廓，是充分可以看出来的。我为什么能和他们相处得来？他们又为什么能那样看重我？还不是在群分类聚的原则下，彼此都在同一反动阶级立场中，各怀心意地在做着尽在不言中的互相勾搭卑鄙打算。
同时，我也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都经常异口同音地呼我为“前中国皇帝”或是呼我为“满洲皇帝”以及什么“陛下”之类，所以冲昏了头脑，所以越是常常听到这些别有用心的常识以外的恭维，便越发加深了我那俨然自居的阿Q心情，于是我那“再坐一次金龙宝座”的痴心妄想，也就越发炽烈起来。我的罪恶念头，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相辅而成的作用，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一脉联系。
还有，当我未赴天津之前，罗振玉虽然也曾主张将来我可赴日本留学，但我自从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尝到寓公之乐，便又产生了安土重迁的心情。同时我的家族人等也反对我出国留学，我遂不愿再离开天津远赴日本。后来我便又想出一个“我既可以安居天津来享‘清福’，同时又可以给我培植‘人才’的一举两得的新办法”来。特别是我的“难弟”溥杰也不肯老实安分地待在家里，非要尝一尝当军阀的滋味不可，于是就决定让他和我的内弟润麒一同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学习军事技术。因此，我就替他们聘请了在天津日侨学校充当中国语教师的远山猛雄教他们日本语。当他们二人学习了约半年之后，便由我给他们拿出了旅费、学费，叫远山把他们领到日本去了。不料当时的日本士官学校方面，忽然板起脸来，以“无有地方实力者的保送”为理由，拒绝了他们投考；同时他们三人在日本东京大吃大喝了几个月，把旅费和预定的学费全部花光，最后则是由远山四处奔走，终于钻上了日本财阀大仓喜七郎的门子。在大仓“慷慨”负责了他们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的新情况下，他们就放弃了想当军阀的初衷，改入了当时日本东京的所谓“贵族学校”——“学习院”高等文科。一直到“九一八”以后，我当上了伪执政为止，他们都是在和我素昧平生的大仓财阀的帮助下，毕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