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1页）

第三章我的罪恶思想根源

我常听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这样一句古诗。我常想，为什么在我的头脑中会有了这种严重的反动罪恶思想，为什么这种坏思想会支配了我整个的前半生，会让我犹如飞蛾投火一样，偏偏往死路上走？

归根结底是有一个根源的。

这个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

自然是，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种种严重罪恶，自己绝对应该完全负起责任来。不过是要想真正认清自己过去的一切丑恶罪行的由来，并真正从心里认清自己的过去的罪恶，不把这一来源的总源头和在中途汇集过来的一些暗脉潜流，分门别类地辨别清楚，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想在挖掘这一罪恶的根源的同时，更想把它的支流别派也一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不独给自己能来一个彻底大消毒，还可以更进一步对自己的过去罪行能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认识。

固然凡是一种坏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更不是简简单单拿反动阶级本质几个字所能包括一切。不过是，尽管它的形成曾经经过了日积月累的熏陶感染，需要经过萌芽、成长、繁茂和成熟的几个必经阶段，并且也是有着千条万缕的复杂错综关系，但是从大处去看，并从全体来做分析，仍然是会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总轮廓和互相交织着的来龙去脉可以寻求的。因此，我认为我那罪恶思想的构成，是由下列的四项基本毒素互相结合而成的。

1。封建统治思想为主，尊孔崇儒思想为辅。

2。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上记两种思想的互相结合。

3。迷信和“敬天法祖”思想的互相作用。

4。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统治思想的彼此吸引作用。

总之，彻底毁掉了我前半生的，就是上记的四项主要毒素。我现在想逐个地把它们加以引例分析。

一、我的老师和封建尊孔思想

从我六岁的时候起，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的老师。最初是在清末当过状元之后做过大学士的陆润庠和曾被称为是福建才子、二十岁点了翰林、三十岁就当上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陈宝琛，以及曾中过满汉双榜进士的满文老师伊克坦三个人。后来陆润庠死了，又陆续加上了在当时颇有文名的徐坊和在少年时代就入了翰林的朱益藩，以及在清末曾被称为闻名的辞章学家梁鼎芬三人，当了我的汉文老师。

而我呢，自幼就是在这种食人而肥的帝王家庭中成长、壮大和教育、培植起来的，所以我对这种“德不孤，必有邻”的孔孟学说，很容易就“声入心通”地无条件加以推崇，并五体投地生出了无条件的信仰，认为这才是人世中永恒不易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把我培育成为一个极端愚昧落后、自大自私、专门想开倒车的典型人物，终于江河日下地在最后成为一个甘心背叛祖国人民的民族大罪人。

总之，这个儒教思想，不但是给我潜在于心的专制封建毒素追了肥而使其出了土，发了芽，并且还给我青年时代的“恢复祖业”的狂妄政治野心，奠定了强固的基础。这也就是使我一步一步堕入罪恶泥沼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孔孟的学说的盲目崇拜，由于我习惯于唯心的主观论点，所以我对人类历史，一向都抱有错误看法。例如，我曾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全是由少数的英雄伟人所一手推动。认为只有这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天才和智慧，才会创造出新的历史。同时还在其中又掺入了不少迷信的因果报应成分，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有了这样的聪明睿智，都是由于他们在前世自己种下了善因，所以在今世才能获得这种种冥冥之中的善果。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朝代的毁灭都是由于出现了昏庸无道或是懦弱孱幼的帝王和腐朽无能的王侯将相，或是由于奸臣的篡夺。每一个朝代的兴起，则是“奉天承运”的帝王、能臣、良将的力量所造成。后来，由于几年来不断地学习改造，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错误想法，都是由那些封建统治者以及他们所豢养的“耍笔杆奴才”所硬造出来的谎话。他们是为了要掩盖人类历史车轮向前发展的真相，更为了企图隐蔽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才拿这种迷信的唯心说法来故意夸大帝王将相的个人作用。像是附有“乾隆御批”的《通鉴辑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专门夸耀清朝威武的《大清开国方略》和《圣武记》等，都曾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越发对“圣君贤臣”的作用有了铭肝镂骨的盲信。现在，我才如梦初醒地认识到，所有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绝不是什么“天与人归”，而是由于当时的广大人民实在忍受不了统治者愈来愈凶的残酷统治，为了要活下去，才大家站起来从事革命斗争。这就是促使某一朝代的兴起和促使某一旧朝代倾覆的直接推动力量。后来，由于那些野心家利用并篡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跟着他们自己也就摘下了为人民着想的假面具，变成为以暴易暴的新统治者，于是改朝换代的局面，便在历史中再三反复着。所以整个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由劳动人民群众一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向前发展的各个过程，也就是劳动创造人类历史，创造人类社会的科学真理所在。

二、毓庆宫读书

我每天读书的时间，是从早晨八时起至正午止。每天到毓庆宫之后，到了法定的时间，便由我口中说出一个“叫”字来，于是就一个挨一个连续不断地像是空谷回声一般，由我身边的太监把这个“叫”字传到懋勤殿太监的耳中，更由他们的嘴传到我老师的耳中和陪我读书的伴读者（最初只有毓崇一个人伴我读书，后来又加上了溥杰陪我读汉文，我叔伯弟弟溥信陪我读英文）耳中，于是他们便应声而至，这一天的功课就开始了。

在老师和伴读者进来之后，老师这时是拿老师的资格来见我，所以只对我挺直一下身子，愣一愣神，就算是做完了见面礼。至于伴读者，他们却不能拿同学的资格来见我，所以他们得跪地向我请安，作为见面的礼节。做完了这套形式之后，便由侍立一旁的太监接过老师等的“官帽”，放在面窗长几上的帽筒上，然后他们鱼贯退出室外，我们的授课便开始了。

至于授课的方法，则是采取了读几遍和讲一遍便算完事的办法。当日的生书由老师带头先念，我们也都放开了喉咙，就像和尚念经似的随读一遍，然后再由老师默听我们朗诵个七八遍，便算是把当日的生书课业做完。跟着就是对读过的陈书的复习，也只是我和伴读者齐声温习一遍的程度。然后就是对对子——老师出上联，我们对下联，或是老师出题，我们作一首七言绝句，但这是很少作的。然后就是由老师讲几页《御批通鉴辑览》或是《大学衍义》等等的书，最后写一篇“仿”——也是由“照描”“跳格”而“临帖”的次序，逐步加以提高，于是就到了下课的时候了。

在上午的时间内，大约由两个老师分别负责上记的课程。在中间的休息时间内，照例给老师和伴读者准备一些糕点果品，到了正午下课后，便给他们准备一顿午饭。

我现在想就各位老师在授课中的突出事例，介绍其中的两三项。我觉得从这里，也可能从中找出一些当时的真实迹象来的。

先从陈宝琛说起吧。

他从我六岁起直到我十七岁为止，无间断地给我授业。不但我对他要比对其他老师亲昵些，就是那四位太妃，以及我父亲以次的所谓“王公大臣”，也都是对他表示着相当的尊敬和信赖。就是在反动报纸杂志上，居然也把他说成是“帝师”中的首位和把他列在A级“遗老”之列的。

他的性情是和蔼的，为人处世也很圆满，并且富于忍耐性。虽然在我小时，他也曾经常皱着眉头，拿“君子不重则不威”来批评我的顽皮，但我并不怕他的皱眉和批评，总是接着他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话尾，拿“学则不固”来抹稀泥。

他不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读书识字，同时也曾毫无愧色地完成了污染我灵魂的“地道工程师”的工作。他曾把封建统治者所必备的本领，成本大套地传授给我，使我在日常的言语行动中，一天天地把它逐渐具体地表现出来。他时常从老近视眼镜中双眼眯成两道缝向我赞叹道：“有王虽小元子哉！”来表示他对我的爱和期许。因之我就越发以“天之元子”自居起来，认为除了天地祖宗就得算我为大。

陈宝琛

他还善于把他在清朝时代当一品大员的事，铺张渲染成为一幅太平天下的景象，同时，更把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归咎于共和制度的不好。他就是经常这样拿这种带有歪曲性的新旧对比，来作为守旧排新的泄愤工具的。例如，他拿当时某遗老所作的谩骂中华民国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即暗射“民国总统不是东西”之意），当作一种美谈资料来说，并称赞这是一个绝妙好辞的讽刺。同时他还画龙点睛地拿“旁观者清”的四个字横批，做出挑拨性的结论来。请想一想，像是这种富有煽惑性的日常讲话等，又怎能不把我满肚子的狭隘民族主义，犹如火上浇油一般地给煽动起来？他还特别强调书中所写的“忠孝节义”等，这类带有麻醉性的事迹和意义，使我认为这就是“亘万古而不磨”的“天经地义”，和人人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这还不算，他还善于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之类的铁帽子，高高祭在空中，作为排斥“邪说”，随便用以扣人的唯一法宝。他还把“敬天崇祖”思想和“尊君亲上”思想，巧妙地配合起来，例如，经常拿歌颂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二代如何“勤政爱民”和怎样的“丰功伟绩”并“龙种自与常人殊”一类的话，结合到我的身上，而使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产生出一种居之不疑和舍我其谁的错觉来。

对于袁世凯，当然是被他经常当作谩骂材料的，就连对于孙中山先生，在他也是毫无例外地加以冷嘲热讽。可以说是，从既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起，直到在当时文坛上、政界上颇负盛名的樊增祥、易顺鼎以及临死还没有忘记请求“清室赐谥”的赵尔巽等人为止，在他的眼中，都认为不是“伯夷叔齐”，而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因为他们之中有的做了民国的官，有的拿了民国的钱，所以他们都是应该被列入《贰臣传》中的人物，不能和自己的“遗老”身份相提并论。就以我结婚时的一个事例和其他的二三事例为证，就可以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