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02（第1页）

第七章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02

我呢，不用问，当然是想把他们二人培育成能帮助我在搞不堪告人的野心工作时的股肱心膂，而他们二人呢，也都是和我一样，野心勃勃地想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育成所”——日本士官学校中，抓弄一些作恶的本领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卑鄙的罪恶企图下，做出了这段事来的。

于是溥杰便改名为“金秉藩”，润麒也更名为“郭继英”。这都是我给想出来的。若问“秉藩”二字的意义？那就是暗示在将来想要秉承着清朝末季曾国藩的遗志，而中兴清朝的意思。“继英”二字的意义则是意味着将继承明朝开国元勋沐英之后，而致力于“复我山河”的意思。

至于他们二人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则是在我当上了伪满执政以后的事情，在此不再多叙。

总之，就拿这件事来看，也可以充分看出我想要设法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力给自己制造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工具的野心的。

五、“遗老”的包围

在北京清宫时，在我身旁所谓的“遗老”，主要还只是我的几位师父，并且在那时，还有自我父亲载沣以次的“王公大臣”等，分掌着小朝廷中的所谓一些权势，所以在那时，“遗老”对我的包围阵势，还未完成“合围”的局势。等我到了天津之后，我那里不但形成了“遗老清一色”的天下，并且“遗老”们也完成了对我的包围圈。这时，他们对我的影响，真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

固然说，在天津时代，那些“遗老”之流确曾包围了我，然而在那所谓的清一色局面中，他们相互间也并不是没有彼此的意见冲突和思想矛盾，并且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在他们那仅仅几个人之中，不但发生了严重宗派之别，甚至还经常发生互相诋毁和彼此倾轧的事情呢。

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瑗和景方昶，是当时在津“遗老”之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的政见是：不可轻举妄动，应以注意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也就是要“伺机观变，静以俟时”。

郑孝胥和其长子郑垂二人，在当时“遗老”之中，是被称为好大喜功盲进分子的。他们所坚持的反动方针是：积极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勾结，采取见缝就钻的方式，以实际行动来策划复辟的罪恶阴谋。

罗振玉则是独树一帜的始终一贯亲日分子。他素来主张专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依靠多方的拉拢、勾结，来达到想借日寇实力，来实现复辟的罪恶阴谋。

现在既是要把他们在当时的同床异梦派别关系搞清，我想再讲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郑孝胥的政治野心，在当时那些人之中，可以算是最大。并且他的狂妄自负，也是几倍于一般“遗老”。他常自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不独羡慕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为人，并且还以中国的墨索里尼自居。

陈宝琛对郑的个人感情，虽然尚不算坏，但对于郑的狂妄自负，则大不以为然。他常说郑所说的话，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也时常在郑背后私下说：“苏戡（郑的字）倒不如改叫‘疏戡’（疏狂无用之意）还许恰当些。”

胡嗣瑗则是一个既偏激又顽固的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因之和郑氏父子的矛盾尤为深刻。他们之间，是经常互相轻蔑的。

罗振玉则是既和陈说不来，也和郑合不到一起，对于胡也是芥蒂很深。后来他离开天津悄然回到旅顺去住，不过却从来未和我割断联系。他到旅顺后和谢介石勾搭到一起，专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去做勾结，继续阴谋策动复辟的事情。罗对谢信任颇深，常拿出钱来接济他。谢有时也到天津来和我要钱，我也给过他几次旅费，叫他相机四出为我活动。

不过，陈、郑两派对于反对罗振玉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罗是一个只图私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掮客。

至于我，对于上记诸人的看法，则是这样的：

对于陈宝琛和胡嗣瑗我比较信任，特别是和陈有相当长的历史关系，所以对于他的意见，一向都很尊重。但也有时由于他过于持重，特别是在和郑孝胥的对比之下，总觉得他有些暮气。

对于郑氏父子，在当时的信任是较深的。特别是他们父子的那种剑拔弩张、唾沫横飞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谈天论地态度，是颇有使我心折之处的。

对于罗振玉，虽然有时也很相信他，但因为经常听到别人对他的闲话，总是免不了既想利用他又有疑心他的地方。

在这里，我想附带着引用一个关于罗的例子。

我在伪满的时候，因为听说罗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铺（墨缘堂），经常以贩卖铜器、玉器、明器等等古董玩物赚了不少钱，有一天，便叫他把铺中的汉玉拿来给我看看。当我看了之后，却吃了一惊，因为他家的汉玉，竟没有一块真东西，完全是一些仿古赝造的假货。从这件事，也就可以看出他的贪图货利的本色来。

在这里，我还得再附带声明一下：我固然没有专门考证古玉的知识，但因为我过去在清宫中，曾看到很多的古玉，并且也由于我曾经很喜爱它，所以一看到假东西，便会自然而然地辨别得出，也可以说是由长期观摩而来的经验吧。

六、东陵的挖掘事件

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朝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属于京东马兰峪东陵的范围内），被当时的地方军阀孙殿英——即孙魁元指挥军队给挖掘了，并把坟内的殉葬物品全部劫掠一空。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悲愤异常。尤其是在那敬先崇祖的旧礼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更认为这乃一件和我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同时，住在天津的那些“前清遗老”，特别是在我身边的那些封建残余分子，如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钟羲、铁良、袁大化、升允等，全都悲愤填胸地对我做了犹如吊丧一般的吊慰。还有散居各地，靠过去做官时掠夺来的人民血汗来过富家翁生活的“遗老”等，也都纷纷给我寄来不少供我修补祖先坟茔之用的经费，我就是在这种火上浇油、煞有介事的紧迫而凄怆的空气中，召集了可能出席的“遗老”等，开了一个应付这一事件的会议。结果是决定以全体的名义向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孙殿英的共同控诉，要求给孙以严厉的惩罚。

同时，我每日还在家中，摆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每日要举行早、午、晚三次祭奠，每天都有一帮封建余孽前来拈香行礼，一直到把坟墓完全重新修复为止，共闹了不少日子。每天真如同在办丧事一样，把整个“张园”都笼罩在悲哀凄惨的空气之中。我还对我家里人表示过，祖茔被掘，乃是我身为后世子孙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当我作戏般地关着家门发表了这篇声明之后，就在我的家属痛哭失声的声浪中，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帮衬作用，把这种悲壮的气氛越发加浓到饱和点的程度。还有人声泪俱下地向着虚空立誓说“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哩。

不但在我这里，每天这样装模作样地闹着，就是分住在全国各省的许许多多“遗老”，也都纷纷向蒋记国民党政府，提出非严惩孙殿英不可的强硬要求。

清东陵

在当时，曾一度听说蒋介石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还听说即将对孙殿英进行审讯。不料过了些时候，这类的“喜讯”，又都一个一个地变成为使人感到幻灭失望的噩耗，因为听说蒋对孙已决定不予追究了。

当这样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当然是更要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的了。从此，就越发激起了我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仇视；一方面，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见缝下蛆”，时常借题发挥地进行挑拨离间汉满民族感情的恶毒宣传；再加上在我身旁那些封建残余分子——“遗老”等，更都是有枝添叶，变本加厉地纷纷喷放出仇视共和、醉心帝制的反动大道理来；同时，更加上我那平素潜在于心的梦想开倒车的狂妄政治野心。于是就在这内外夹攻、互相影响的连锁综合毒素作用下，我越发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了甘心卖国投敌的罪恶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