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3页）

四、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级战犯的初次“对垒”

我的前半生真是整个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给完全毁掉了。当然，我决不是想把我前半生的全部罪恶都推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身上，而是因为我现在既能在祖国人民的无比宽大恩情，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温暖无私阳光下有了这样的今天，我怎能不痛定思痛地痛恨那自己在十四年中忠实地帮助日寇残害了东北广大人民的罪恶，同时也痛恨那几乎把我一毁到底的日寇！并且还因为现在我既是认清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不独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死敌，也是我前半生中的唯一的大对头。所以我就越发对于在苏联的降魔正义宝剑下，曾经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并且还能得到在日本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和我前半生的死对头做了真刀真枪的对垒，不论是在赎罪上，抑或是在发泄自己的私愤上，都是使我感到了既感激又痛快的千载难逢唯一的好机会。

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苏联政府答应了日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要求，让我往日本去出席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寇侵略我东北的战犯裁判做证。于是伯力地区内务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二名苏联军官，一位苏联翻译员便偕同我从伯力市乘飞机出发。

飞到半途中，忽然遇到一阵大雨，我从机舱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山峰接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那时因为我不懂苏联话，再加上对于苏联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赖，于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便又犯了：

不是要飞往东京吗？怎么飞了这半天还看不到海？

特别是在飞机中苏联军官彼此之间的谈话，我又听不懂，只好是默然坐在一旁，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不料在他们谈话之中，我忽然听到了我仅能听懂的哈尔滨三个字，于是立即把这仅能听懂的三个字，又结合到我的疑心病上，因而不由得又在心中暗想道：

“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也许是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所以才故意说是要让我赴日本东京去做证……这样一来，可就糟了，这不等于前往送死吗……”

就在我这遐思万里、疑虑横生的时候，这架飞机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

当我这胡思乱想尚未有丝毫头绪的时候，这架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在一个机场上开始降落下来。

这时候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八十里地的一个地方。

这时我才化忧为喜地下了飞机，进入了当地海空军人俱乐部的军官宿舍，一共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才开始动身前往海参崴。

从这里赴海参崴的途中，差不多随处都能看到优美风景，我们所坐的这辆汽车不是从滨海的山道上迂回盘行，就是从奇岩怪石图画般的地方钻出钻进。同时，车中的苏联军官等还用手指着一所一所建筑规模巨大而宽阔的疗养院和美丽堂皇的文化宫等介绍给我。到了海参崴之后，风景就越发优美可爱起来。一幢幢的楼房，都是层次井然地排列在山脚和山腰上，这种风景，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所看到的。

我所住的地方是个六层楼的大建筑物，从那里走到相当的地方，便可以看到碧绿的海波，有规律地翻腾着，此伏彼起的白沫，好像是从那无边的绿色中随时吐出了一团团白雪似的。这时我的种种疑团冰消云散了。尤其是每当想到我这次到日本东京，正是要和那帮日本法西斯头号战犯去做千载难遇的当面对质的唯一良机，因此，我的这颗心也就和摆在面前的大自然风景一个样，觉得真有一种海阔天空的心情。

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共有五个人，这里对于我的招待，也都是异常亲切和优厚的。但遗憾的是，在这里每天早晨都经常有浓厚的朝雾，加之天气又不好，所以每天只能在下午到海边去散散步。我真是每天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够快些到东京去。可是这个坏天气仍是一天天地在继续着，于是就在这焦躁心情之中白白空过去了。一直过了七八天之后，才由海参崴出发又回到来时所住的海空军人俱乐部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附近的机场搭乘了一架水上飞机，从这里起飞了。

由中午起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就飞到了日本横滨附近的某机场。

当我们这架飞机还没有降落的时候，立时就有几架美帝的驱逐机像是苍蝇一般围着我们飞翔，不问可知那是来做监视的。当我们下了飞机之后，美帝的警察就来对我们做了不少可厌的盘问，并且对于我们的前后左右照了不少张相片，光是办这样所谓“手续”，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机场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由苏联驻东京使馆武官把我们接走。于是我们就住在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所楼房内，一切待遇都是很好的。过了几天之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从事工作的苏联检察长和美国检察长以及蒋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副检察长曾在我住的地方，关于我当证人的事，对我进行了事务上的讯问，像是我国现在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就曾在这个法庭内，担任了法官的职务。

我一共出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由上午九点到正午十二点，下午由一点到四点才算完事。

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费时共达两年半之久，开庭次数共计达八百一十八次，出庭做证和书面做证的人近一千二百名，审判记录多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判决书的页数也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三页之多。我就是专门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东北罪行去做证的。

不论是从哪方面来看，这个国际军事法庭规模都是远远超过了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战犯裁判。固然是在处理战犯的时候，曾受到美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拖延和包庇等，但是它确是不失为国际法律事业上的一种正义庄严大举动。

参加了这次审判的共有十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直接间接受害的。就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因为在这个法庭上，按照法庭宪章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每个被告的战犯都各自有自己选定的美国籍律师，以及日本籍律师替他们进行辩护。

而美国籍的某些律师当中，我认为他们是抱有一种别具深心的工作目的来替日寇战犯做着辩护的。

我出庭作证时，是把工作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首先我自己先介绍一遍我的履历。

（2）然后由法官发问，我做证言，对于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控诉。

（3）而后则是日、美籍律师替日本战犯做辩护；并对于我的证言控诉进行质问。

在当时我对于日本战犯所做的证言，主要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们如何侵略了我东北，如何操纵着伪满傀儡政权去统治、奴役、镇压和掠夺东北人民来进行他们的侵略战争，并利用伪“神道”作为思想上的侵略以及我在伪满当时如何受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的吉冈安直的种种监视和限制，等等，用来证明东条英机以下的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强盗确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犯罪人。

于是美国籍的某些律师便露骨地袒护着日本战犯而向我做了猛烈的回击。所以在我做证的后半段时期就成为我和美、日籍律师每天做着猛烈的辩论的时期。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籍的律师，曾大发雷霆地对我咆哮道：

“你说日本战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对于中国犯下了大罪的吗？你将来回国后，也还是要受到中国法庭制裁的！”

当时的检察长，因为他所说的话，已经超出了问题的范围以外，并且态度粗暴，遂制止了他的继续发言。

在日本战犯方面，却拼命地把罪行责任往我身上推个不已，而那些日美籍律师就是曾为此而特别大卖力气的。

现当我回想起来，最使我感到遗恨的，就是我在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擒贼先擒王地把头号大战犯裕仁的历史上一贯罪恶，加以尽情地揭发，而舍本逐末地只以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揭发的唯一对象。

固然东条英机以下各战犯，都是血淋淋的大刽子手，但是，在日寇所谓大本营中发号施令操纵全盘的中枢神经是谁？并且穷本溯源，那臭名昭著的“田中义一上奏”一文，是向谁奏上的？而且批准了这一罪恶计划的又是谁？不都是这个头号大战犯裕仁吗？

使我东北人民受尽十四年沦陷之苦的就是他！使我祖国大陆饱受八年余铁蹄**之灾，使我全国人民倍遭烧杀**掠无穷祸害的也是他！同样这个裕仁，也使亚洲各国人民都遭受了侵略战争的灾难，不但如此，就是日本人民，也饱受战争惨祸，无数青年也因为他才当了侵略炮灰，并使日本现在成为美帝战车上的利用工具！

然而裕仁却靠着发侵略战争财，养肥了自己。他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第一的大资本家和封建大地主，都是由于他历次的侵略战争和一贯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来。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没有拿裕仁做主要揭露对象，而仅仅把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控诉的目标。

固然我在法庭做证以后尚未离开东京时，也曾想起了这件事，而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对裕仁的罪恶做了揭发，但由于日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未把我这篇谈话在当时报纸上发表。后来我又利用和法国记者会见的机会，也曾做了同上的揭发，至于发表与否，我因又回苏联便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