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2（第3页）

（3）宣传日寇的侵略行为是百分之百的“正义”，引经据典地强调日本军的强大无敌，并援引在侵略战争中的暂时优势，来做扩大宣传的唯一材料。

（4）宣传日本法西斯强盗所狂妄叫嚣的“大东亚圣战”的意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日、满、华同心协力”以及“共存共荣”之类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凑的注解，与矛盾百出的结合。

（5）对于这个身为汉奸头子的我，加以别有用心的揄扬称赞。例如夸奖我对于“日满亲善”，对于所谓“神道”的努力带头以及事事“率先垂范”等。同时也没有忘掉勉励我和“鼓舞”我，还须更进一步去忠实执行日寇的侵略政策。越是到了末期拼命挣扎阶段，便越发故意对于我的“以全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它们从事毫无希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谢之意。

（6）本着“防微杜渐”的贼心，经常对我来强调：伪满的政治，乃是采取了“总理负责”的制度。特别强调着伪皇帝只能是高高在上，垂拱无为，绝对不应该以“察察为明”去干涉或是驳改伪国务院、参议府所决定和通过了的议案或法令等。并说，这样，正是所以“培养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为例：

有一次他曾这样对我讲过，越是“身为人上”的人，便越发应该保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才行。能够这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地步。他说到这里时，并做了实际表演：以他的双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势。更说，他现为三军司令的关东军司令官，就是一贯采取了这种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开放手去干和负责去干的“积极”工作作风。然后更把话归入本题，以教训的口吻强调说：

“皇帝更是应该采取这种‘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态度作风，才能够把国家大事搞好。”并同时自做结语道：

“这就是‘为君之德’，也就是身为皇帝所必须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质。”

（7）对于我家庭之内的个人私事，也做了露骨的干涉。如菱刈隆反对我的离婚。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了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做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

后来我和李玉琴的结婚也是如此。尽管李玉琴是由吉冈的直接介绍，还是先在所谓的“正式手续”上，经过了梅津美治郎的点头，并和梅津见了一面之后，我才和李结了婚。

这也就是吉冈安直所说的“……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从它的话”。

（8）日本侵略者在制造出所谓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当时和事后，曾极力吹嘘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威力，同时也大力诋毁苏联军的“脆弱无能”。等到日寇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义反击下，被揍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惜对我打肿了脸来充胖子，反复解释日本军的力量“强大”。

现在就以曾经吹炸了猪尿泡的植田大将为例，介绍一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自欺欺人、丢人现事的丑态吧：

在“诺门坎”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不但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治安部大臣于琛徵等，都给架弄到第一线阵地，使他们饱尝了几天苏联军飞机大炮毫不客气的“欢迎”，就是对于我，也没有忘记进行所谓的实际教育。有一次，植田谦吉便特意邀我到他们的军用飞机场去参观，并把“掠获”的一架苏联飞机摆在那里。于是植田的幻术表演便开始了：他使日本制的一架军用飞机和这架苏联制的飞机一起飞上天空，对我说，是要比较一下这两架飞机的速度性能如何。当然是在这种别具深心的“比赛”下，他们是绝对不会让苏联制飞机尽量发挥它的固有能力的了。于是这“大有问题”的“比赛”，结果是以苏联制飞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我在当时，却对于这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结果，尚未能悟到是日寇故意弄出来的骗人鬼把戏，居然也就信以为真，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成就，确比苏联“高明”得多，而老老实实地向这位志在骗人的“幻术大师”贡献了入耳不烦的谀词。

不但是曾经在由他所给制造出来的“诺门坎”事件初起时，也曾叱咤风云、剑拔弩张地闹了一大气的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就连曾在当时辅佐着植田而运筹帷幄的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同样是没有受到“凯旋”的迎接，而陪伴着植田，从日本陆军省的现役名簿中，被勾去了他自己的尊姓大名，而冷冷清清地去尝闭门思过的滋味去了。

除了上记的“司令官教育课程”，还有关东军历任参谋长的“加班临时教育”。这虽然没有定期可言，但也是对我的一种“辅助教育”。内容是：

在“军事介绍”的名目下，以吹嘘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军队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所谓“威力”，做主要项目，更配合一些夸大和赝造的自我陶醉的所谓“战绩”，以及日本的“总动员体制”等，来吓唬并奴化我。

还有，当日寇正在大力推广它的思想侵略——宗教奴化政策时，更特意替我从日本聘来以专门给日本神道捧臭脚为职业的——专门给裕仁母亲讲授神道的笕克彦，给我灌输自欺欺人的“唯神之道”。固然是他那迷信唯心达到疯狂程度的梦呓，会使人听着忍俊不禁，但在当时的我，是不敢不强忍笑容而始终正襟危坐去敬听的。本来那些“神道专门权威者”，只是一些指佛穿衣，靠佛吃饭之流，所以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东西，简直是离奇荒诞得出乎古代神话以外，只要不是一个真正疯子或是傻子，我认为是绝不会信以为真的。

以上所列举的，仅只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等，对我所进行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斑而已，至于我所引用的菱刈隆与植田谦吉的例子，也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自我暴露军阀政治的腐朽性和他们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一些比较清楚的实例和比较清脆而响亮的一巴掌罢了。像是在日寇面临完蛋时的末代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曾在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在我已经登上了遁往通化大栗子沟的途中，还老着脸皮在梅河口车站，外强中干地登上了我的列车，向我做最后一次欺骗说：

“日本关东军的空军部队，已对于苏联军的大机械化部队，予以溃灭性的彻底大打击。”

其实，这时日寇早已把东北的全部制空权，乖乖地交到苏联空军手里。诸如此类不攻自破的谎言，在我说来，也早不是一件新鲜事体，因为我已经在这十四年的罪恶岁月中，在我的耳中，不知听有过多少次，把耳朵都听得长了茧子了！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长年以来和我的腐臭关系。同时，也是他们在十四年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过的奴化教育与欺骗宣传概略经过情形。

六、吉冈安直

一提起这个吉冈来，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发痒。他不但是在伪满时代，从中佐一直升到中将，一连十年多，总是缠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在天津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他，但总是越来越厉害地纠缠着我，影响着我，还不住地把我往罪恶深渊中推。就在他一贯和我狼狈为奸的情况下，真不知祸害了多少祖国东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后，才在苏联军队的伟大降魔宝剑下，把我和他的这种难解的怨缘给痛快地一刀两断了。

关于天津时代的事情，由于已在第二章中说过一些，现在不再赘述。此外，还因为他的魔影，已经是十数年如一日地不住贴上了我，特别是在伪满的那段时期，他更和我成为每当有我时，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随一般，所以关于他的可恨的回忆——在我则成为可耻的回忆、可怖的回忆——多得犹如一部廿四史不知当从何处说起。因此，我想只就较为突出和比较严重的实例举出若干来，作为我对他的没齿难忘的纪念吧！

（1）从日本鹿儿岛来的“好消息”

他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被调回日本之后，便在日本鹿儿岛某联队内任大队长。那时我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的“学习院”读书。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当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国时，吉冈便去信邀他借回国之便，可先绕道到鹿儿岛盘桓几日。当住在吉冈家中玩了几天之后，临行的时候，吉冈便神秘已极地对我弟弟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我弟弟听了这种颇富含蓄的弦外余音之后，因为这种话，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认为这确是一个“好消息”，于是便兴致勃勃地把这几句充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自供状，谨记在心。到天津之后，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有这样的难弟一定也有这样的难兄，我听了这番话后，也认为这确是“好机会”即将到来，而不觉喜出望外。

这岂不是等于说，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对我东北来进行什么阴谋活动？并且，这岂不是意在言外地说，日寇已经准备好要利用我的吗？只要是稍有一些起码的民族气节和起码人心的话，谁还能不满怀愤怒地立即向祖国人民大声疾呼而尽力揭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一卑鄙阴谋！而我则是由于有了甘愿供敌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丝毫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义愤，反倒别有会心地认为良机即将到来，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觉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吉冈的万恶和我以及我弟弟的万恶！

他是这样来到我身旁的：

在伪汉奸政权成立后，也正是我弟弟溥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法西斯军事教育的时候。偏偏冤家路窄，这个吉冈安直也被调到该校，当上了教授战史的教官。吉冈为了要从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拼命地对我弟弟进行了一系列的套头、拉拢。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他总是死乞白赖地非把溥杰拉到他家去玩不可。当然不用说，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对我弟弟说：“我不久或许能到满洲国令兄那里去工作也未可知。不过是，在那里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没有关东军军部的力量来做后盾的话，简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陆军省方面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么，我就非得先和他们约法三章不可。否则我宁可不去，也不能到那里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让我兼上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才行。”他说到这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感慨无量地继续说：“像是中岛比多吉、石丸志都麿等，就是因为在关东军里没有根子可扎，所以他们才都一个一个地失了脚……”

过了些日子，他又对我弟弟说：“现在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决定要派我到新京——长春——去了。请你先给令兄写封信，就说吉冈要到他那里去工作。只要有我在那里工作的话，拿咱们的关系来说，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不过得求令兄先给我准备一间办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诉令兄：我是不能和他们（指伪宫内府的伪官吏而言）成天际在一起鬼混的！”

于是，我弟弟就忠实地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吉冈是为了要用两面讨好、两面取巧的所谓两面光的办法，来制造并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他为什么非要兼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不可？

那就是为要在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狗皮之上，再挂上一副金黄黄的参谋带，好来吓唬我以及伪满当时的所谓大官们，好使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听凭他的任意摆弄。

那就是为要使日本陆军省以及关东军看一看，他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也可以说是“好朋友”，好使日本军方认为除了他，便不会再有这样“胜任的”、能够操纵我的“适当人才”。他就是使用了这样的手段，因而得到并巩固了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从一九三四年前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伪双双垮台为止，总在担任着支配我一切的特务——也就是操线工作。凡是日寇有什么阴谋企图，需要我去做开路先锋的时候，便由他口头命令，或是用什么纸条子台词的办法，让我去做传声筒，或是带头人。

总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这种两面取巧、两面挟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边，并由于他能随时随地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于是就把他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抬高和巩固起来了。

溥杰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实地铺平了十几年的为非作歹的道路。

我则是在他的整个操纵下，做出了无数祸国殃民的罪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