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第2页）
这还不算，当我在航海第四日，看到他们不嫌麻烦地特意把一支以七十个舰艇编成的所谓“联合舰队”，向我显露了一次“海上威风”之后，尽管我在那船晕的狼狈情形下，还没有忘掉“呕心呕肝”地作出了一首七言绝句诗，向我的“主人”——日寇当局，去表示一下我的“鞠躬尽瘁”和“矢志靡他”呢！诗如下：
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
我现在真觉得，在这短短二十八个字中，活活地把一个汉奸头子的龌龊心理和卑鄙面目，竟给描绘无遗！
我到了东京之后，便向裕仁表示了：
感谢日寇的援助伪满建国和实行伪帝制；
感谢他派雍仁到长春来庆祝我的即位；
感谢雍仁来时曾代表裕仁赠我以“大勋位”“**颈饰”和“**大绶章”，以及赠我妻子以“宝冠章”的恩宠；
最后，更以表示在今后，更当致力于“日满的永久亲善”，来作为这篇“字字粪土”的感谢词的全篇总结。
裕仁也曾向我表示了一下，他也愿意致力于“日满永久亲善”，并以对我这次的“登门叩谢”表示感激来做结语。
这便是伪满大汉奸和日寇头号大战犯裕仁初次会见的第一幕丑剧的大致剧情。
我在东京的一共九天之内，和他们所做的往还是：
第一天，是裕仁到东京车站来接我；我到他的住处去访问；跟着他又到我的住处“赤坂离宫”来回拜，又赠了我一个大勋位、**章颈饰；晚间他又请我吃了一顿饭。
第二天，是我到裕仁的家庙——“明治神宫”做了参拜；又到裕仁母亲那里表示了敬意；然后又到日本帝国主义祭祀历来侵略战争炮灰的“靖国神社”，向那些，也包括曾经因为侵略我祖国、屠杀我人民而遭到正义反击，因而丧命的狗强盗凶手，表示了“敬悼”之忱；然后又和那些曾经在我国神圣领土上干下了无数滔天罪行之后而又回到日本的军政两界中恶名昭彰的所谓“要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著名刽子手和特务——如森连、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片仓衷、驹井德三等，在我的寓所会了一次面。
第三天，则是接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元老、重臣”等……
第四天，和裕仁一同到东京“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正在侵略我国的法西斯军队……
第六天，给裕仁的父亲（大正）上坟。
第七天，休息。
第八天，赴日本陆军第一病院，对于因为侵略我国以致负伤的一百一十五名日寇法西斯兵士和军官，做了丧尽民族气节的“殷勤慰问”。然后又赴裕仁母亲那里，同她在庭中散步，每当她走上坡路和下坡路时，我的那只汉奸手便伸了出来去搀扶她。因此就使那帮“善捧臭脚”的人，当作了一段“佳话”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还不惜编造事实说：这和我在长春伪宫内府中，当我父亲上台阶时，我亲手去搀的心情是一般无二。其实，我对我父亲，遗憾得很，还没有搀过他一次呢。就连到了现在，我每当回想到这段“不堪回首忆当年”的回忆时，便深感到这只汉奸手的龌龊不堪。真是只有封建统治阶级才能恬然去做这种平常人所做不出来的“不平常”的事情。
第九天，赴裕仁处辞行，然后他又到我住处来送别。当夜间我临离开东京时，雍仁又代表他的哥哥裕仁到东京车站来送我，他对我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的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够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对于这种满含教训气味的“欢送”词，便也立即回答道：
“我对于这次日本天皇室的无比优越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并且我对于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然后，我就离开了东京，赴京都、奈良、大阪等处游览了一趟，直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回到长春。
当我从日本临登船出发时，又和担任接待我的林权助谈了一篇临别的感想，大意是：
“这次的访问，增进了两国皇室的亲善，我真觉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认为这也就是东洋精神完全一致的地方……我这次回国后，当为日满彻底亲善和确实保障东洋和平以及增进人类幸福而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图谋不利于满洲国，便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同样，如果有图谋不利于日本的满洲国人，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这就是由于我这次的访问所得到的新认识。因为是由于这次访日，已经获得了皇室互相亲睦的成果，至于今后，则是非努力两国政府之间的亲睦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善不可的了……”
然后，我就以“请林权助向裕仁以次的皇族人等，把我的感谢之意代为传达过去”，并“请他把我对于裕仁母亲的感谢和怀慕之忱转达过去”作为结束。
最无耻的是，当我向林提到裕仁母亲的时候，我的两只眼内，竟自满含了泪水。嗐，我在当时的丧心病狂、卑鄙无耻竟自到了这种程度！
同时，居然把老奸巨猾的林权助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真是连一点点起码的中国人味也没有。但是，这还不算是这出丑剧的尾声哩。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第二天的二十八日，还把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邀到伪宫内，也向他发表了这次访日的感想。二十九日又赴南的住宅，参加了庆祝裕仁生日的祝贺会。三十日更把当时在长春的所谓“简任职”以上的伪官吏召入伪宫，亲自把访日的感想向他们做了发表。五月一日又请日本方面各机关代表吃了一顿饭。最后，则是在五月二日画龙点睛地颁布了所谓“回銮训民诏书”来毒化和奴化我全东北人民。
到这里，这出臭名远扬的可耻丑剧，才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导演下完全闭了幕。
伪“回銮训民诏书”的内容如下：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亲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于仁爱，教本所重在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宿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和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是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情形的。
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游历了京都、大阪之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上船回东北时，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后又改为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远藤柳作就告诉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于日本的感谢，并须把这种精神昭告于“全国人民”。当我回到了长春之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吉冈安直，便也来替我出主意道：“在这‘诏书’里面，应该添上‘依存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并说：由我这样地亲笔增改这篇“诏书”的价值更增大了。我于是就在“从命如流”的一贯老态度下，亲笔把上训三项写出，交与郑孝胥看。当然郑孝胥也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只表示了“依存”二字不太像中国话，因而把它改为“依赖”二字。于是这篇由日寇示意，由郑起草，由我增改的伪“回銮训民诏书”便于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先安排、适时导演下，和在我同郑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东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态出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为什么会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赴日本时，关东军方面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使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伪“诏书”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五月二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并“一德一心”的字样不可？
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移转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当时的人心而让他们暂时可以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了民族应走的方向，这样便可以逐步把敌伪的罪恶统治基础巩固下来。等到相当巩固以后，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下来“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了侵略者本来的凶狠面貌，来做那鲸吞虎噬的如意打算。也就是说，它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它对付台湾和朝鲜的老办法公然拿出来，套用它一贯行之有素的“插条嫁接”的最后绝招，由“精神上的一体”，再逐渐过渡到后来朝鲜总督南次郎所大声叫嚣的“日鲜一如”和“满鲜一体”之类，来达到它那“八统一字”的白日梦呓和痴心妄想。又如后来它索性拉下脸皮，硬把裕仁的神话祖先——“天照大神”弄到伪满来，强迫所有的人们都要拜它、祭它与恭敬它。还诌出一个“伪满建国元神”的鬼名堂，打算拿这种宗教上的侵略来达成民族同化的卑劣野心。所有这一切可耻罪行，还不都是由于这次的伏线所给引出来的吗？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要用放长线钓大鱼的一贯阴谋老套数，同时还可以看到汉奸飞蛾投火、愚蠢的实际行动以及甘心认贼作父的卑鄙可耻面目，此外，还可以把它联系到其他种种方面，如所谓“日满亲善”的本质和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