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前来东北02（第1页）
第三篇前来东北02
另一个卖国贼就是曾有长期亲日历史，专靠亲日起家的于冲汉，他是想靠亲日老牌子，利用当时的混乱局势，企图独树一帜，对于我既是表现着不即不离的态度，对于地方实力者以及土豪劣绅兼而有之的“文治派”，也是想以老交情作为暗送秋波的一点灵犀，来维持一个他们所谓的老朋友的势力圈子。同时，对于日寇的亲信走狗如赵欣伯等，他也同样表示了虚怀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拢他们。
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汉奸于冲汉首先便自告奋勇地成立了伪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导部”和省内各县开始了正式联系，派专人到各县做所谓宣抚工作，拼命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辩护，甚至说成是仗义援助，旨在铲除张家父子的军阀统治势力。并扬言日寇毫无领土野心，让人民安心生产，不要乱动，借此安抚当时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还催促各县也都成立所谓地方自治机构，在县长没有走开的地区，就使县长担任该会的委员长；对于县长已离去的地方，则扶助当地的土豪劣绅，来担当维持局面（“治安”）的责任。因此对于缺乏镇压人民武器的地方，还负责向日寇交涉，拨给相当的枪支弹药；对于缺乏经费的地方，则负责交涉使官银号通融以需要的金钱。于是很快就对省内纷纷起来要抗日的人民群众，给以严重的打击，因而更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本来在“九一八”当时，日寇拿出来实行侵略我东北的武装力量，只有不满两个师团的兵力，所以日寇所焦虑的就是各地方——特别是“奉天省”内的治安。如果是治安不能维持的话，那么，不但吉林、黑龙江的局面会因此而受到大影响，并且日寇的侵略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各个地方进行全面的镇压。尤其是眼看国际联盟又将有所谓调查团到东北来，如果是各地治安无法维持，那么，日寇的这次甘冒大不韪制成的全盘侵略计划便有彻底破产之虞，所以日寇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奉天”弄成个小康局面，然后对于国际舆论，便能有施展的余地。而这个自治指导部在如此情况下，就是这样地替日寇侵略帮了大忙，替日寇的逐步侵略我们整个东北铺平了道路，因此，说这个指导部就是后来伪满政权的一个母体也并未过言。
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极又热衷的那群汉奸，则是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威力下丧失了魂魄，成了甘凭摆布的行尸走肉，同时对于网开一面的日寇，又抱有一种“识时务”的态度，结果是只要能保住性命、巩固汉奸政治地位，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主子对其他的汉奸则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面光的态度，所以不管是帝制也好，临时政务委员会制也好，执政制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黄龙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至于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辈子最后当上汉奸大官的张燕卿、谢介石，以及在当时以“大和民族宠儿”自居的赵欣伯，还有在“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以伪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替日寇大卖力气，得到日寇宠信的丁鉴修，想要借助日寇势力去从事蒙古“独立”活动的凌升或是想要借着和日寇有所谓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余孽、贵胄本钱而来个浑水摸鱼，尝尝“中兴皇帝”滋味的溥伟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这个群狗争食的场面上，大显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声嘶地叫吠着奔走着。
从这些卑鄙丑恶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种种怪现象中，一方面固然清楚地反映了这帮毫无民族气节的民族败类的罪恶本质来，同时更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毒辣的丑恶面目和手段。这些叛国投敌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了这种百鬼昼行的黑暗局面，归根结底，是日寇以华制华、一贯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
还是先拿我来说，为什么日寇欢迎我到日本公使馆去住，为什么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为什么用尽了阴谋诡计又把我从天津运到东北来？这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国的祸根和给我埋下罪恶伏线吗？
对于张景惠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要交给他三千支枪，使他组织伪警察队，为什么要把他架弄到“四巨头”的首位上，为什么要拿金钱职位来钓取他，这些罪恶活动，也都不是偶然的事。
对于于冲汉也是如此，不也是远从张作霖军阀地方政权时代起就和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盗取了我国鞍山的地下资源，到了“九一八”以后更以巨额金钱和高官作为换取他出卖民族的饵食？真是在数十年的一贯方针下，在喂养着他和拉拢着他，早就拿他当作了侵略野心布局上的一个有用基石。
对于熙洽也是既用武装的威力先夺去他的胆子，又利用我来勾引他的心，最后则是用手枪的直接威吓和利用过去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所谓“师生之谊”来做整套的“驯兽”工具，终于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使他在伪满十四年中起了极其重要的罪恶作用。
又如对于袁金铠和臧式毅等也都是尽量地利用了他们的过去地位和名声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有的则是用利禄来羁縻、引诱，有的则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他抬出来，然后再使他的最亲信的分子去分化他的势力，或是使用下马威的恫吓老办法先挫一下他的旧日威风，然后更利用“饥则附人”的养鹰原理给他开个鸡肋式的方便之门，叫他既不失原来地位，又不能抓住实际的权力……诸如此类，就是日寇一贯利用操纵汉奸的所谓有效的驾驭方法。
因此，伪满傀儡政权的大大小小汉奸们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团结力的汉奸团体，只能是各自在日本主子的策御驰驱下，各人抱着各自的野心幻想各人奔向各自的前程。所以这帮人虽然在当时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给罩在伪满洲国的大轮廓内，但是在这个大圈圈之中，仍然是各自保有一个小圈子，并且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各自有着一条引线，完全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在日寇的操纵之下，做着“各如其分”的汉奸傀儡动作，一直这样当了十四年的日寇忠实走狗，直到一九四五年为止。并且这帮汉奸从其各自的过去历史来说已经早是些个“冰炭水火”般的存在，至于到了伪政权成立以后，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无孔不入支配下，整个形成了殖民地统治。在我们这帮汉奸说来，更是非靠着各自的向日寇邀宠献媚，是不可能去分取卖国求荣的一杯羹的。所以这帮人都在拼命地争妍竞媚，犹恐来不及，即使其中的某些人由于个人的欲望还有时不能满足，而对于日寇的所作所为有些个人的不平不满，也不敢公然见于辞色。因为在每一个的身后，除了负责监视的眼睛，还有不少想要取而代之的候缺人在等着。因此直到日寇垮台为止，这帮高级汉奸差不多都是在甘心情愿的表情下，扮演着义仆殉主的无耻奴才角色。
日寇的罪恶是滔天的，是擢发难数的。
这些丧尽民族气节的汉奸更是罪无可逭的。
如果站在人民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从这帮认贼作父、自绝于祖国人民的民族叛徒的一点来说，我们这些人的可恨可杀实在比原来就是强盗的日寇还更可恨可诛。
群狗争食的丑剧，这还只是个开端，直到“八一五”为止，这样的丑剧不但是一直没有停过一次锣，并且还是演得愈来愈火炽呢！
六、日寇的狰狞面目
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开始想要拉谁上圈套的时候，总是一贯地先要满脸堆下笑来和他做亲热的招呼，等到这个被拉拢的对象也居然报以一笑的时候，他便会愈装出一副既慷慨又义气的面孔来，真仿佛是恨不得把他身上穿着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这个人披在身上，恨不得把他正在吃着的东西，也塞到这个人的嘴里来。
等到这个对象，真正拿他当了好朋友以后，他便又会装出一副又亲热又不见外的面孔来，时而向着这个人套近乎，时而又大拍老腔。
等到这个人完全上了套，整个当上了他的俘虏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副要支配一切的主子的架子来，毫不客气地下命令，毫不留情地做呵斥，甚至推翻过去的一切诺言，以至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正如日寇战犯前关东军铁道守备队参谋长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是杀害张作霖的凶手之一）自己暴露的话：日本帝国主义看你有用，便利用你，如果不能利用，便消灭你。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汉奸惯用的手段。
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对待不同的对象时，是各有一套不同的办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死套子，不过是，总体来看，最基本的手段，是绝对离不开帝国主义凶狠毒辣的本质的。
同时，也可以看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牢笼里培养汉奸，掌握和使用汉奸的惯用老办法。我现在想就日寇在我国当时的东北，把他们的浸满东北人民鲜血的双脚暂时站稳了以后，对这些汉奸在开始进行驱使时，所表现出来的神色——即狰狞面孔的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对于我的实际例子，已经在我到了东北，特别是到了旅顺以后的介绍中，做了记述，现在我想在这里再择出几项比较突出的实例来证明一下日寇在当时的狰狞面目，是怎样显露出来的。
多门二郎和熙洽。“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在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第二师团便在长春袭击了南岭的“南大营”和宽城子的兵营，并乘势即将进一步侵犯吉林。熙洽这时就以该省的所谓最高负责人的资格，召集了地方法团和军政首脑等人在吉林开了一个应付时局的紧急会议。熙洽在会上说明了张作相不在省，张学良又奉蒋介石命令不许进行抵抗，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吉林省城的军队，就得全部撤出才行。地方法团代表们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慌，结果是决定派人去迎接多门，把地方上一切权力完全交到他手，认为这样，地方治安便可以不致受影响。于是就在这军人怕死、绅商爱财的卖国决议下，由熙洽派遣安玉珍和张燕卿赴长春向多门去送降表。这时，多门的军用列车，已经由长春开向吉林。安玉珍等走到半路就和日寇第二师团的兵车相遇，于是他们便上车见了多门，传达了熙洽投降的决意。多门听了以后，便严厉地命安和他坐在一起，并威吓说：“如果沿途之上有了一声抵抗的枪声，便立时枪毙你！”于是这两位替熙洽投敌的代表，便初次尝到了当汉奸的真正滋味！
这一满载侵略军队的列车，果然没有碰到一粒子弹的接待，便安安稳稳地到了吉林。熙洽闻讯，便拉了日本侨民的商务会长三桥当作人身的保险证到车站去欢迎多门的大驾光临，但是因为日寇的武装戒备极严，没有能达到“降将军”所期的目的。
后来，熙洽又一度带着翻译刘燏芬到市内名古屋旅馆去见多门。多门端坐在楼上一室内，参谋军官列坐两旁，就仿佛是要举行什么受降典礼似的把熙洽领了进来。这时候，日寇的士兵便持枪把住了屋门，多门装模作样地摆出十足的征服者的大架子，厉声地问吉林的部队一共有多少，现在都住在什么地方；同时，还命他把所有的枪械都缴纳出来，最后还命熙洽负责组织伪临时政府。因为熙洽在当时曾表示了把交代的事务办好以后，便离开吉林它去的意思，多门立刻变了脸，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给熙洽以二十分钟为限的考虑时间。说罢，多门就带领着那帮狐假虎威的参谋等愤愤而去。这时，只把熙洽和那个刘翻译剩在这间空屋子内，同时更有一名日寇侵略军的下级军官，仿佛是怕这两位“客人”闷坐，以至感到寂寞似的，便一脚跨进屋门，手持手枪对准了熙洽做了瞄准，还另有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也像是前来“凑趣”似的对准了熙洽做着“立射预备——放”的姿势。
据说熙洽在这时候，只剩下木坐不动、狂吸雪茄的自由了。不料那位刘翻译却比熙洽还沉不住气，他害怕自己也要遭受池鱼之殃，便向熙洽行了一个羊羔跪乳礼，同时还涕泗滂沱地对熙洽痛陈利害，劝他不如姑且答应下多门的要求，然后徐为后图也并不晚。于是，这一双膝落地，这一顿鼻涕眼泪，这一番呕心呕肝的掬诚苦劝，特别是他所说的那句堪作遮羞下台之用的徐为后图四个字，便是一字一字地钻入在熙洽的心灵深处。
正在这时，和熙洽在平日时有来往的日本驻吉林某领事，便和多门狼狈为奸地扮演了一个装好人的尴尬角色，于是就满面堆欢地走了进来，拿出了对熙洽既同情又热诚的语调，并用他的手拍着木坐不动的熙洽的肩头，做了一番花言巧语的游说。就在这所谓有台阶可下的绝处逢生的情况下，熙洽也就松了口气，表示应允了那些卖国投敌的罪恶要求。那位以介绍人自居的日本领事，见他们的奸计得手，便用手拍着胸脯对熙洽说：“事情好办，只要能够把地方治安维持住就行。这些事我可以向多门师团长去说。”于是这个狡诈多端的多门二郎便立时换了另一副面孔，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热情地向熙洽握了手，并且把熙洽过去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师生关系也搬了出来，同时还摆上了点心和洋酒之类，表示了老师欢迎学生的诚意。这时，这个在软硬双管齐下的战术中弃甲投降了的熙洽便和他面前的敌人——多门等载笑载言地磋商起卖国的具体方案和步骤来了。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位曾经在几分钟前，尚在跪地痛哭的刘翻译，现在早已破涕为笑地翻弄其如簧之舌，在丧权辱国的会谈中，也相应地发挥了他的桥梁作用。
多门更做出老师处处照顾学生的样子，关怀地嘱咐说：“你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务须把过去厅长以上的职员全部排除在外，只要是认为可靠的人，你就可以随意委派，来充实这一机构。”并告诉熙洽应当把国民党组织一律剔除罄尽。最后则是用金钱关系来作为攻心的最后一着说道：在动用吉林省官银号的公款时，只要有熙洽的盖章和多门的认可盖印就行。
于是，熙洽便在这威逼利诱的两面夹攻下，向日寇低了头，开始以化险为夷的庆幸心情去组织伪政权了。他在重新坐在吉林省“最高首脑”的椅子上召集了又一次所谓地方法团军政首脑的会议之后，便做出了伪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在三十日就成立了这个伪政权组织，并通电宣告了吉林的所谓独立，即日正式和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同时更以伪吉林省长官的名义发出了投敌的布告。
这时熙洽便又在“孔家店”的封建思想毒素发作之下，在那潜在于心的“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之下，竟异想天开地主张起拥护我的意见来。于是他就把这种意见告知了他过去的老师——多门。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白川义则大将曾到吉林来“视察”，因为熙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免胄投敌的民族败类，所以就叫他组织“东北联军政府”，目的是要利用熙洽的地位和实力，来实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毒政策。熙洽表示自己的资望不够，非把我请出来不可。在之前第二篇内所介绍的罗振玉带熙洽的信到天津的那件事就是熙洽在这以后干出来的勾当。
罗振玉更把他的亲信谢介石介绍给熙洽，熙就重用了谢，立即派他充当伪交涉署长。这就是熙和罗开始正式合流的初步。
从此这个熙洽便完全成了日寇的走狗和利用的工具，一直到日伪垮台时为止。
（1）伪治安维持会的小风波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东北沈阳以后，便将当时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拘押在日本宪兵队内。日本帝国主义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便当上了沦陷后的伪奉天市长。在当时，人心惶惶，银行都关上了门，商店也停了业，省和各县的联系完全陷于被割断的状态。人们大有朝不保夕不可终日的情势。
但是，这时在当地商务会内的一些所谓“有头有脸”的资产阶级分子，便和当地的旧军阀残余以及在野官僚们勾结到一起，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操持下，组织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推选高毓衡、阚朝玺、李友兰、张成箕等为“委员”，更推举“文治派”的大头子袁金铠当“委员长”，更改名为“奉天治安维持会”，帮助日本侵略者，企图麻痹祖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意识，努力于沦陷下的所谓治安的恢复。
首先就把实业厅恢复起来，跟着又复活了官银号，这就使形如死街的当时“奉天市”，在经济上生出了一缕活气。接着又遣散了“奉天兵工厂”一万余名工人，因为日寇怕他们进行反抗。同时逐渐地和省内管辖下的各县恢复了联系，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省了大量兵力，使日寇越发巩固他们的侵略统治势力。并且把公安局也复活起来，还从日寇手中领来了一批枪械，成立了帮助日寇镇压自己同胞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就是这样地帮助日寇统治者干了三个多月的卖国助敌的工作。
这帮汉奸无条件地甘心给民族敌人去忠实服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们是想浑水摸鱼，在这群龙无首的局势之中创造出自己一派的势力来。他们是想假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假借着这个所谓治安维持会的名义，更假借着他们在过去军阀时代中的声望地位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所以于冲汉也另集结了一部分人，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导部”，并且还别有用心地劝袁金铠，不如把这个临时性的东西扩大为全省范围的“省公署”，以便把旧的省组织包括在新的伪省组织内。正在袁沉吟不决之际，臧式毅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做了屈服而被释放出来，当上了伪奉天省长。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匪首本庄繁的大红人赵欣伯也继土肥原贤二之后被任为伪奉天市长，于是，在这群汉奸之中，又起了一场你抢我夺的可耻风波。当这个赵欣伯在当上了伪市长以后，便倚仗着他背后的“硬靠山”去行使他的职权，想要把这个临时性汉奸机构——伪奉天治安维持会所占用的房舍收回，但是又怕声望在己之上的袁金铠等拒不交出，便带了一群武装的接收队伍去做硬性的逼交工作。那个圆滑得已经到了老奸巨猾地步的袁金铠，当然是善于观看风色，一看到风头不顺，他便丢下了一贯的热衷和野望，另戴上了一副所谓清高旷达与人无争的老汉学家的假面具来做欲取姑与的暂时退却。可是曾以清乡名义滥杀人民出名的“阚大刀”——阚朝玺，却不会见风使舵的妙诀，仍是搁不下旧军阀的架子，向着气势汹汹前来收房的赵“新市长”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赵当然是并没有把这个“阚大刀”看到他的眼里，于是便也愤愤而去，去找他的撑腰者本庄繁来给他做主，并且还把这种狗咬狗的汉奸之间的争权夺利丑事扩大成为阚的“敌意抗拒日本军部命令”。于是，本庄繁便拿出殖民地统治者的威风来，立即使这个曾经威震东北当时的阚将军尝了两个月在日本宪兵队里“做客”的妙味。于是，就在这种“医治”汉奸百医百效的方法下，最终使这位阚将军放弃了多少年来的八面威风。他在得到恩释之后，便在无可发泄之中，把自己的名字朝玺二字，改为潮洗。据推测，这区区两个字的后面，也仿佛是含有无限意义似的。一来可以拿潮洗二字向殖民地主人——日寇来表示一下洗心革面的“悔悟之忱”；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借这潮洗二字，来发泄一下向上爬反跌跤的汉奸伤心情绪，也就是想以这种含蓄极深的两个字，表示一番当汉奸的满腹抑郁牢骚而已。这不是等于说“付诸东流吧”是一个样的么！于是，这个伪治安维持会便算是寿终正寝，而袁金铠则是当上了伪省公署的高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