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长春时代（第2页）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些位所谓可造之才与我的关系。

我的弟弟溥杰，我的内弟兼妹夫郭布罗·润麒，我的叔伯兄弟溥佳（即金智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堂侄毓峻（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使用人祁继忠，熙洽的外甥马骥良（伪执政府侍卫官），张彪的儿子张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族侄裕哲（伪执政府侍卫官），赵国圻（伪执政府侍卫官），还有所谓非“嫡系”的“杂牌”留学生庞永澄、孙经纶和孙文思（孙其昌的儿子）共十二个人。

不过是，这些位在当时所谓的陆军将校候补生，因为不是所谓皇亲国戚，就是官僚子弟的缘故，都是纨绔积习熏染甚深的人物，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只能剩下九员“大将”了。后来这帮人在毕业回来后，都被当时的伪军政部给吸收了过去，都被正式编入在伪军之中，然后并把他们分散开来调到伪军的各部队去，结果是并未能达到以我为中心从事工作的预期目的。

此外，除了我由天津原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我还在当时从蒙古、北京等处陆续共招来了三百来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是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枪之类的武器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去施行。当时任该伪统领的是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的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使我那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当时，对这个队的士兵所灌输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绝对奴化教育，同时还时常使佟济煦到队里进行所谓精神讲话，对他们进行尽忠于一人的封建反动教育。一方面我还经常用赏赐的名义给他们以野猪、鳇鱼、酒肉之类的东西，作为邀买人心的钩饵。还把其中认为成绩优秀的人，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进行所谓军事上的深造。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而把它堵死，但是我也送去了两批一共四五个人到了日寇的“军阀育成所”——陆军士官学校。

不过是日本法西斯强盗们是绝对不会让它的傀儡——我，能够制造自己势力的。

恰巧有一个星期日，当这批变相的陆军放假出营的时候，在长春的公园内，因为游船的关系，起初是和一个拒不卖票的朝鲜人发生了争端，后来园中的日本人群起干涉并围打这二十几个人的“护军”。后来日本鬼子越聚越多，于是发生了团体的斗殴。日本鬼子放出的警犬，也被“护军”踢死了。因为这些“护军”都多多少少会一些我国的拳脚之类的武术，所以便以绝对劣势的少数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时，日本人当中还有两个横行无忌的日寇关东军参谋也受了轻伤。因此，就给日寇关东军提供了寻衅的借口。后来，日本宪兵队用汽车从伪宫内府里逮捕了很多的护军，都给关押在宪兵队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酷讯，如灌凉水，用皮鞭抽打，并迫令他们**跳舞等等，而日寇则围观取笑。并且还打算把这件事扩大到“反满抗日”的方面去。所以当日寇一把这顶“大帽子”祭了起来，我这个“畏日如虎”的伪皇帝便沉不住气了，只好一再向吉冈安直（关东军参谋、伪帝室御用挂）哀求，乞其转圜了。结果是由吉冈代表着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我提出了几项要求：①撤换负责人；②驱逐肇事人出伪满“国境”；③派人向关东军两个参谋道歉和慰问；④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当时我只有一一照办，速求了事的了。

结果是，日寇对我尚算“开面”，把关在日本宪兵队的伪“护军”放了出来，于是我就抱着斩马谡的心情，以行政处分的形式处分了佟济煦，撤换了一个伪队长并把那些“肇事”的人全部驱逐出“境”，才算是把这件事勉强平息下去。

事件固然在表面上，总算是以我这方面的屈服而告终，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是一步紧似一步把对于我这个唯一的基本武装小团体做了再接再厉的进攻。结果是不但把队里的步枪之类的武器全部收缴了去，而换上了仅够支撑门面的为数有限的手枪，并把这个陆军式的部队编制也给改变为纯伪宫中警察的组织，最后索性把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也给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不仅如此，连士兵也逐步替换了新人——他们认为可靠的人。

（3）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在我乍一尝到当傀儡头子的滋味以后，固然还认为不如当专制皇帝过瘾，但由于饥者易为食的心理上的关系，也还觉得“慰情聊胜于无”而有些勃勃的兴致。同时在伪满初期，还有许多溜须捧盛的汉奸伪官吏能够随时地来见我。因此，我尚能每天从早晨九时起，便由我所住的缉熙楼到勤民楼去勤勉一次。可是后来，情况变了，我受日寇、特别是吉冈安直的限制，所以后来除了每周定期的伪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向我做报告，那些溜须捧盛的伪官吏便不能随便来见我了。所以除了在每次所谓正式接见和“特任式”，并关于一切所谓典礼上的重要事情，我对于勤民楼的兴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而也就以歪就歪地大倦其勤，同时也逐渐对于睡早觉就相对地感到了兴趣。后来索性不每天到勤民楼去“尽勤”了，反正是到那里去，根本也就是一种形式，什么办公不办公，只要能按照日本关东军所决定的事项，由它所派来的高级腿子——吉冈安直，把他写在纸条上的话照方抓药似的念一遍，就算尽到了头号汉奸的职责。此外，对于“火曜会”（详见后篇）所给内定的，更由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所通过的伪政策法令等，只要是它们认为应该叫我签名的，我给签上，应该需要我“裁可”的我就给写上一个“可”字，就算是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我因为既然无须乎到勤民楼去走形式，那么，在我的寝室内，甚至有时我坐在恭桶上，又何尝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本来要我签可的东西，只要在上面涂一个“可”字就行，差不多连内容都可以不必去看，并且也无须去看，因为看也等于白费工夫和徒劳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有时候，就坐在便桶上，从用人的手中，把一沓一沓的“裁可”文件接过来，便用他给蘸好了的墨笔，写个“可”字，就算是完事大吉，负责处理完毕。

不但是我积极地卖国投敌曾给我祖国人民招来了不可估计的灾害；就是我在消极尸位的时候，也不知由于我的大笔一挥，曾给我们祖国东北人民造成无限灾祸。不论积极也罢，消极也罢，我的罪恶是百死不能赎的。因为灾难是事实，是铁一般的无情事实！

自从我开始“倦勤”以后，我的迟眠晏起习惯便逐渐有了发展。最后则竟自到了非至深夜一两点，甚至三点不睡，早晨则是除了有事情，非到十时或是十一时前后不起，每天两顿饭的时刻也没有一定，“早饭”大约是十二时至下午一二时都不一定。并且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还得睡一个“中觉”，不到晚上七八点钟是不肯离床的。因此，我当时的所谓“晚饭”差不多早者九时或十时，晚者非至十一十二时，一般人在好梦正浓的时候，我才能吃。

所以，在当时甚至还有人误会我吸食鸦片。我认为这种误会，并不是无因的，因为这种俾昼作夜的生活，就是在旧社会中也确是除了鸦片瘾者，是太少见的。

此外，我在当时，还沉湎于佛学之中。因此，我就经常吃起斋来了。而后由于我对于佛学的造诣逐渐加深，我的吃素次数也就相对地有了增加，到了最后，简直是到了见肉便皱眉的程度。那时我所爱诵的有关“轮回思想”的诗，如：

“人吃死猪肉，猪吃死人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彼此莫相啖，莲肉生沸汤”等之类。

总之，一句话，在当时，我几乎认为吃肉，简直就是一种罪孽，甚至迷信地认为自己所吃的猪肉，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亲人今世托生为猪的肉。所以在当时，在我的食桌上，差不多嗅不到荤腥的气味。

我那时对于厨房的工作员也是极端苛刻的。经常是像防贼一般防范他们赚我的钱，除了使用比较亲信的仆从，对于上市买菜的人，做特务式的秘密跟踪，有时还用间接补助的方法，向我的弟弟妹妹们打听：你们买一只鸡是多少钱哪？或是你们买一斤鸡蛋得多少钱哪？等等，并且给予这些厨房工作人员的工钱，也是限定在很低很低的框子内，特别是在伪满末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我所付出的工资简直还在一般普通工资之下。不但如此，除了在给我做饭做菜时，经常派人去监视他们的清洁状态如何和严稽其有无轨外行动，每当我认为所做的菜不很可口，或是有什么不洁之物混在菜里时，便一声令下：罚某人某人几块钱。当然在这种罚款的数目来说，既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法的根据，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冲口说出几个数目字而已。由于这种凭我喜怒的罚款，是时常有的，虽然也有时因为某某做的菜很不错，而得到奖金若干的时候，不过是，遗憾得很，总是奖的时候少，罚的时候多，结果仍是固定在罚不敷奖的状态之中。但是过去的那些位大师傅，也差不多摸着了我的脾气，他们并不以受罚为意，也不以每月挣钱少为忧，因为他们是自有弥补这一漏卮的比较有效方法的，那就是，他们可以时常利用“请愿”的方法，通过在我身旁的使用人的嘴，编出一些理由来，向我请求补助，在当时把这种“请愿”叫作“求恩”，我对于这一点，倒是差不多有求必应的。这也就是工钱既少，罚款又多，规矩又严，监视又紧，而他们尚能勉强和我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当时的饮食起居确是处处与常人殊，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嗜药成癖了。这种所谓嗜癖，并不专专限于服用一方面，而是更兼有聚集收藏之癖的。在长春虽然已经没有像北京清宫那样的御药房以及太医院之类，但也有我自用的汉药柜和西药库以及儒而兼医的老侍医和一呼即到的所谓西医给我做着日常的伴侣。在我的那个汉药柜内，不但是把差不多的药材都准备得齐全，几乎每次抓药时，都可以用不着出门到汉药铺去买，就可以供我随时的受用，甚至在伪满末期，普通药铺的缺货如犀角等等，我都是绰有余裕，无须担心。至于西药，不论是内服、外用，或是注射等等，也是应有尽有，丰富异常。特别是德国“拜耳”的药和日本的药。我就是这样以兼收并蓄死藏为乐的。

在我服汉药时，不但是自己经常擅于改窜大夫所开的药方，甚至还有自开自饮和给别人硬开药方的时候。对于西药则主要是专靠德国拜耳药厂所出的小册子，来作为掌握西药的最主要根据，对于医生的意见，反倒把它列在聊资参考的地位。并且我还打破了一般人所常爱说的恨病吃药的范围，而是进入了无病吃药的特殊范例之中，光是注射荷尔蒙就是一天一针地注射了不计其数。至于帮助消化，健体卫身的药，更是几乎无日或离的了。

总之，在当时药类对于我，就几乎同我每天不能不吃饭、不喝水差不多，它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能离开的必需品之一。

此外，我还想把我在当时的生活之中，最为愚蠢得可恨同时又奇怪得可怜的一个突出的实际例子作为本项的最后介绍吧！

有一个时期，我因为迷信于坐禅的方法，便时常关起房门静坐，因此，便最怕在附近发生一些什么杂音。不过是在那时，我在庭院附近养有一只仙鹤，一般服侍我的人，当然是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当时环境下，人人都屏声息气地连咳嗽一声都怕惊了我的“入定”。可是仙鹤却不然了，它不但不懂得保持极端的肃静，反倒时常地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高鸣，毫不客气地来惊动我。我于是就派几个专人，轮流地去监视仙鹤的“轨外行动”。我并且还给他们定出严厉的罚则来：如果鹤鸣一声便罚他们五角钱。因此，这几位“控鹤专员”都吃了苦了。想要用布条缠上仙鹤的长嘴，又怕受到“谋杀仙鹤”的罪，不缠上吧，仙鹤是有随时引吭长鸣的“天赋自由权利”的。不过是，他们却有“穷思通”的好窍门的，他们终于在几次受罚之后，掌握住鹤鸣的生理惯态，于是就在长期的积累经验之下，得到了一伸颈就用小棒敲的科学方法。从此这只仙鹤则是饱受了缩颈哑子之苦，而我则是得到了万籁无声的参禅妙谛。

四、国际联盟调查团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傀儡政权刚一成立之后不久，便由当时的国际联盟派来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东北来做调查。

固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下的这个调查团到东北来是别有用心的，并且尽管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是存在有某种程度讨价还价的隐蔽意图在内，但不论怎样说，在当时到东北来做实际调查的这个国联调查团，则是以调查日寇侵略罪行为任务而来到东北从事实地调查的一个国际团体。可是当时的我却完全和日本鬼子走上了一条道路，简直是不顾一切地给日寇当上了传声筒和宣传工具，竟自甘心在日寇的辔勒之下，厚颜无耻地向调查团说出了弥天大谎：硬把手执武器侵入自己祖国东北神圣领土的狗强盗说成不是侵略，而是仗义执言，并死也不肯放口地说日本军队纯粹是为了替东北三千万人民来扫除张氏父子的秕政而兴的“义师”。所以东北人民才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地建立了满洲国这块“独立自主”的新“王道乐土”。同时那帮汉奸大官也都和我一样，也都是各如其分地在“一德一心”的鬼名词尚未出现在伪国字典以前，就把“一德一心”的实际行动，活灵活现地表示出来了！

在当以英国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来见我以及到伪满各处调查时，都有日寇关东军将校跟在一起，寸步不离。这说明日寇是一面利用汉奸，一面是贼人胆虚，防范极严，恐怕走漏了日伪的罪恶秘密。而我更是一意仰日本主子的鼻息，而欺骗了国际联盟调查团。

这只能说以我为首的这帮汉奸，难道不是为了要去舔一舔日本鬼子杀害自己同胞的鲜血残渣，才这样丧心病狂地拼命给民族敌人打掩护？这不是完全成了日寇的忠实走狗，甘心和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的人民为敌吗？

当然，凡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一丘之貉的坏东西。日寇想要独占我国的东北，把它变成为它的殖民地；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是满心里不愿意日寇独吞这块肥肉，但又在扶日反苏的一贯阴谋方针下，更不甘心替那腐朽无能的当时南京政府去过分得罪那另有妙用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想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酝酿出一种两下让步的缓和空气来，好形成它们牺牲中国利益，给日本一些便宜，因而另外制造出一个在它们操纵之下的“国际共管”新局面来。而达到既可抑制日本愈闹愈甚的疯狂野心，又可把东北这块所谓的肥肉用分赃的办法，借以维持一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均衡状态。

话虽如此，但是我这种帮助日寇来共同欺骗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态度，则确确实实是一种利敌卖国的严重罪恶行为！

不但如此，而后我还更进一步地忠实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侵略政策，更卑鄙无耻地用我的名义派丁士源到日内瓦去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颠倒黑白的辩护，硬把日寇将东北攫为己有、变成为纯粹殖民地这种铁一般的事实，说成是“日本并没有干涉满洲国的内政”，还把傀儡的汉奸政权说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且要求他们承认伪满。像是这种丧尽民族气节、背叛祖国人民到底，蓄意欺骗世界人民的滔天罪恶行为，除了拿甘心卖国求荣，不择手段来做解释，是绝对不能再有其他的话可说的。

特别是日寇为什么要在国际联盟调查团到来以前，就手忙脚乱地要把伪傀儡政权快快地组织起来？因为不如此，等到这个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之后，日寇的这次侵略行为便会完全站不住脚，日寇便没有在世界舆论面前做狡展的余地。这样，即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对于中国有什么“仗义”的好心肠，那么最小限度，也不会让日寇从那时起就从心所欲地把这块殖民统治地盘**达十四年之久，至不济也能使我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少受多少地狱般的痛苦。同时也不至于使日寇安安稳稳地把全东北利用为它的有力军事侵略基地，那么，对于我国的全盘侵略行动，也不会竟自到了那样严重的地步。回想起来，汉奸的帮凶罪恶，特别是我的助桀为虐的罪恶，真是百死莫赎的滔天大罪！

我常想只要把我前半生中的无数罪恶，挑出其中一件来，就充分够得上被处极刑，可是现在的我，却在祖国人民政府的父母般的人道主义待遇下，过着学习改造的认罪自新生活，真使我不能不痛定思痛地来恨我自己的过去，痛悔我过去的前半生。也使我不能不想到这里，有时就忍不住地要流下那惭感悔恨交并的泪！

祖国人民，我真是万万分对不起你们！

我真是万万分没有向你们抬起头来的勇气！

真是欲报之德，除非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