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02（第3页）

首先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汉奸赵欣伯——在当时我和赵尚不认识——的名片，给我送来了两筐水果。那位“送礼”的人把那两筐“礼物”交到我家用人的手中之后，便匆匆地走了。后来打开筐子一看，竟发现在其中藏有两颗炸弹。我当时恐慌已极，便连忙把此事告诉住在我家中的日本警官知道。他便立即用电话把这件“非常之事”报告给日本警察署，于是就跑来几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陆军军官，把这两颗炸弹拿去，说是将进行试验和调查。后来日本方面正式通知我说：

“据调查研究的结果，那两颗炸弹都是由‘东三省制造’出来的东西。”

“赵欣伯的名片”和“东三省制造的炸弹”，真是引起了我满腹的疑团：“这是和张学良方面的阴谋有关；这是和国民党方面要对我进行暗害有关……”疑惧交并的结果，除了越发依靠日本人，我认为实无其他出路可走。

其次是：过了几天之后，在我常去吃西餐的英国租界内，“维多利亚饭店”里的一个服务员，忽然给我家来了电话，忠告我今后再不要到这家饭店来吃饭，理由是：

最近曾有人到该饭店内四处询问：“溥仪到这里来了没有？”

这位对我颇有“好心肠”的饭店服务员，还“亲切”地附有“注解”道：“曾看到在这个人的衣服内，还带有手枪和短刀等凶器。”

在这篇观察尽致并形容得怕人的注释之后，他还不惜使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方法，斩钉截铁地把结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来的！”

我接到了这一“好意的警告”——也许应该说是“热情的忠告”之后，当然要吓得发抖了，当然又得求救于日本警察了。因为我在当时，既没有冷静考虑这一消息真伪的精神余裕，更不会有对此等事的起码常识，只是认定了这是张学良派人来暗杀我无疑。再把这件事和上次的“炸弹事件”结合起来看，我越发觉得张学良是不会容我再活下去的了。

现在回想起来，世界上哪里会有这样进行暗杀的笨蛋？首先，那样气势汹汹、满脸威风杀气地逢人便大声喝问某某人到这里来过没有？这岂不等于安心要打草惊蛇？其次是把杀人的暗藏凶器，放在使旁人一望而知的地方，岂不等于把一个大木牌挂在自己胸前，并且还在上面用大字标明“我就是奉命前来暗杀某某人的，敬请提防”一个样？恐怕在古今中外暗杀史上，绝对不会找出这样笨的凶手来的。还有，这件事的最后“杰作”之处，则是“那个人是从张学良那里派来的”那句结语，那更是笨得出奇和蠢得有趣的一个断语。我常想，恐怕这种超艺术的画龙点睛法，不但不会使被点上眼睛的纸上画龙破壁飞去，一定还会把那条被画得栩栩如生的龙，给点成一条瞎了眼睛的死龙不可。

最后的所谓“恐怖事件”，就是那几封耍无赖的恐吓信了。内容也用不着我来介绍，反正是一些吓唬人的流氓语罢了。

总之一句话，这些所谓“恐怖”的来源，绝不是由张学良那方面而来，的的确确都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一手造成的恐吓、威胁我的奸计。目的更是不问可知，只是为了要使我自动地感到天津不利于我的所谓危险性，而能俯首帖耳地早日离开天津，前往东北去跳火坑而已。

综观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施展出来的种种阴谋诡计，固然是够得上阴险得可怕和狡猾得可恨的程度，但是在事后的今日回想起来，他们的那几套奸谋毒计，同时也拙笨得到了相当的高度。

不过是，对此再往下分析一下的话，请想一想看：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蠢笨愚劣，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可是这个曾经被他们给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我呢？居然竟会被他们的那几套拙笨的狡计给吓得骨软筋酥、屎滚尿流，最终无条件地整个上了他们的阴谋圈套，认为张学良真个对我要下毒手，我真是愚不可及的了！

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我自己的阶级立场的问题。

人只要立场一歪，尔后的一切行动，便都会随之坍倒下去。

当时的我，最主要的就是坏在这一点上！

十、土肥原贤二和我的互相勾结利用

从以上所列举的一连串蛛丝马迹中，完全可以看出日寇曾是怎样处心积虑和一心一意想要把我拖入背叛自己祖国人民的罪恶泥沼的一贯阴谋诡计的。我现在，当然要痛恨那些不把我坑害到底不肯罢手的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也当然要痛恨那些曾经多少年如一日，自幼即大力培育我的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思想和不断极力怂恿我往那万劫不复罪恶泥坑中去跳的“前清遗老”；同时，我当然也不能不特别痛恨我自己——甘心自投绝路的过去的我。唯其是我从小时起，就把一心想做皇帝的反动罪恶元素充满了自己的脑袋，所以才会最终使我经常利令智昏，所以才会让我这样不择手段地做事，所以才会令我竟致每况愈下地甘心当上了人所不齿的大汉奸，背叛了自己的生身祖国，祸害了自己祖国的广大人民。干脆一句话，都是那些封建统治的反动阶级本质，毒害了我前半生的所有一切。

就在我身边所连续发生的“恐怖事件”前后，那个曾以一贯阴谋颠覆以至臭名四溢的日寇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便到天津来见我，正式来拉我下水。在当时，他和我之间，主要的谈话内容大致是这样。

首先，仍是第一步要求我先赴东北，等将来成立了“新国家”之后，就可以由我去主持一切。并以甜言蜜语向我做保证说：“日本一定会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并说，如果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胆敢对这个“新国家”进行干涉，或是使用武力的时候，日本一定会对此进行积极援助而和它做共同“防御”。最后并说，诸事请我安心，等等。

他就是用这种花言巧语来对我做了对症下药的**的。而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我，竟在这种私利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完全相信了他的骗人鬼话，居然认为这乃是“恢复清朝祖业”的千载一时良机，同时还认为这个土肥原贤二，乃是在当时关东军中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就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无条件地应允了他的要求。

固然我在当时所受到的愚弄欺骗，就如同是“周瑜打黄盖”一样，完全出于我的心甘情愿和自作自受，但是却使我从这一无可补赎的罪恶教训中，更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以利合，以利分”六个字足以尽之。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想利用我来实现它的侵略统治野心，而我则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来达成我使清朝封建统治复活的迷梦。于是二者之间，便生出这样的结果来。就是说日寇用“利”字来作为钓取汉奸的香饵，汉奸则是为了这一“利”字，才自愿地上了钩。所以我对此的结论是：汉奸应该恨帝国主义者的祸害自己祖国与同胞，应该恨他的彻底坑害了自己，而不应该恨他在当时为什么要欺骗、玩弄自己。这纯粹是立场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对待这一问题，那就等于说，日寇如果没有欺弄我而真正帮助我复了辟（当然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这样干的）的话，那么，难道就应该感谢它吗？因为我联想到立场的重要，所以拉拉杂杂地做了以上的心理分析。

还有，当一九四六年，我从苏联赴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受审作证时，曾听说土肥原战犯当时在天津得到了我答应赴东北的诺言后，他曾立刻把这一消息用电报报告到日本的陆军省。从这里也可以完全看出日本的要利用我，本是早就预定好的一贯阴谋计划——早就决定好了的既定计划。同时还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走上背叛祖国、给日寇当走狗的这条罪恶道路，也是由于我的多年处心积虑，才会产生出来的罪恶后果。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当我会见了这个血腥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答应了这一万劫不复的卖身契约之后，我并没有把这件“机密大事”告诉我自幼的业师陈宝琛和一贯与陈做同样主张的胡嗣瑗，因为他们的持重审慎的主张，这时在我耳中听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悦耳了。我只是极秘密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一贯热衷冒险、不顾一切的郑孝胥和他的儿子郑垂。足见我本是从心里愿意潜赴东北去干那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的。因为恐怕陈、胡二人从中阻挠，所以我才向那和我志同道合的郑氏父子去披心沥胆而悄悄协商“大计”。果然他们父子二位并没有辜负我的所谓“知人善任之明”，立时对我表示了完全赞成，于是就决定令郑氏父子和我一同潜赴东北。阴谋甫定，果然日本驻津部队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忠太郎便跑来和我商洽赴东北的具体办法。当协议妥当之后，他更谆谆地叮嘱我：

“此事千万不要让日本领事馆方面知道，因此必须首先瞒过院中日本警察的眼目才行！”

固然吉田并没有把非隐瞒不可的理由对我明讲；我在当时也未多问，但我现在想来，大约当不会超出下述的这一原因：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惯用的一套手段。为了顾虑他的政府立场，逃避世界人民的正义指责，所以才想出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愚蠢办法来。请想我自离开清宫以来，不论是在日本公使馆里，抑或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他们不都是一向把我放在手掌之内！甚至从北京到天津的脱逃，也是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实现出来的！他们这些年以来的处心积虑，甚至不惜搭工费力地把我当作他们的“药笼中物”，为的都是什么？还能说日本军部想把我从天津偷运到东北去，日本的当地总领事馆等机关单位会不赞成？这就和日本政府的堂堂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公然地嗾使部下炸死了邻国的地方首领张作霖之后，只归罪于少数执行政府秘令而实际下手的负责凶手便算是了事一个样。所以我认为他们这次也只是为了先放出“日本领事馆根本未曾与闻此事”的烟幕来，好给他们在事机败露时，预先站好了脚步。足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毒狡猾手段，是怎样可恨和如何可怕。

我于是就在吉田忠太郎辞去以后，更十万火急地把郑氏父子这一狼一狈找来，说日本军部现已和我约定好，今晚即派出一只小运输船，停泊在白河岸边等我。还让他们父子二人届时先到那里等候。然后我就在当天晚上，秘密溜进自己院内的汽车库，把那辆天蓝色敞篷小汽车的顶棚卸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顶棚和座位之间的后方空隙内，屏气息声地蜷伏着。于是就命人把这辆“空车”开出家门。因为这次干的乃是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连平日自家用的司机也不敢使用，并且还是在我先把身子藏在车底之后，才叫粗通此道的用人把车开出的。据说由于这位二流子司机的驾驶技术欠佳，几乎把这辆潜藏“奇货”的车子撞到大门之外的电杆上。当然伏缩在车中的我，在那颠簸震**之下，是需要相当忍耐的了。不过是，由于对此后前途的危惧不安已和痴心妄想错综交织在一起，也就顾不了许多，总算是尚未被谁发现，而把我——这个车厢底的“帝国主义奇货”载运到走向罪恶道路的头一个关口——日本人经营的饭馆“敷岛料理店”。

这时，这个吉田忠太郎也鬼头鬼脑地溜到“静园”大门口来巡风，当他看到这辆车子已经开出了大门之后，便跟在汽车后面“盯梢”。因为那些日子，正是日寇驻津的侵略军队无事生非地向我国当地驻军疯狂挑衅，发生了双方之间的局部武装冲突之后，所以双方都在严密地做着戒备。当日寇的侵略军兵士拦住了这辆汽车要进行检查时，吉田忠太郎便跑了过来，制止了这个兵士，并打开了堆在路口的障碍物，把这辆“空车”放了过去。

到了那里，果然看到有一只小汽船在停着。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舱中一看，看到郑氏父子以及上次在香椎浩平处曾经和我有过一面之识的上角利一并工藤铁三郎——即后来的“工藤忠”，日本浪人，清末时曾在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处当过“部下”，这次据说是由罗振玉打电报把他从日本特意约来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另外还有大谷以及日本兵士二十余名和叫诹访绩的一名带队军士，都在那里等候着。我看到郑氏父子之后，心情才觉得稍稍安稳些。后来听说，在该舱内尚暗放有一大桶汽油，据说是日寇当局准备在事情败露无法脱身时，便在这桶汽油上点火，以便连人带船同归于尽，做消灭阴谋罪证之用。我在当时，是丝毫不知死的魔影已是暗暗贴在我的身后，尚和郑孝胥做着“滹沱麦饭”的幻梦呢！

关于“滹沱麦饭”的丑恶故事，容在下边再说，这一段“汽车厢底的奇货”丑史，暂且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