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02（第1页）

第二章关上家门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02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据说他从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顺途中时，这位“王爷”尚不知他自己现在已经身入日寇的樊笼之中，还慨当以慷地勃发了诗兴，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绝句诗。诗如下：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丢了就丢了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在嘴里哼着小调儿离开它就算了！

走着走着，

勒转我的马头，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无数烽火台，

啊！

中原一带的河山，

都浸在血红的斜阳返照之中。

哼！

咱们走着瞧吧！

他就是抱着这种气哼哼的心情和满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顺，而当上了敌人股掌之上的所谓“寓公”的。

但他在这段“寓公”期间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来当他那关起家门的“王爷”，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玩弄和操纵下，去干那唯恐国家不乱的阴谋颠覆活动。

其中最突出的罪恶表现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组阁的时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当时的财阀大仓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万日元的组织叛乱经费。于是，就在这位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以及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三人的联合行动下，收买了蒙古族的败类巴布扎布，使他率领着携有山炮两门和日本人八名参加的千余名匪徒，高举着前清的黄龙旗从哈尔滨的河畔侵入了海拉尔，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当地的讨伐队给顶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为他部下的起义士兵所杀而告终。这次的武装叛乱事件一直闹了一年左右。在这次叛乱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换以为“人质”。后来，善耆的第九子宪贵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儿结了婚。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犯下危害祖国人民严重罪行的概略经过。

最无耻的是，据说大仓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伪满卖国汉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亲身到东北来找当时的关东军，还厚颜无耻地来索取他父亲的那一笔血腥的一百万日元的欠账呢。结果是，他因此窃取了我国东北的不少非法利权。

从这件事中，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动罪恶本质，同时也可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侵略不择手段的卑鄙贪婪本质，还可以由此看出资本主义财阀的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吸血本质来。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事事狼狈为奸的同一反动阶级本质来。

至于那个恭亲王溥伟，也是和善耆一样，始终对我国的辛亥革命抱有顽强反对态度。据说是清朝封建势力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溥伟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当时的隆裕太后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席上，对于让出政权一事，做了极端的反对。后来由于我父亲以及庆亲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头，又由于袁世凯暗杀手段的厉害，他于是也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而脱出了北京。不过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国帝国主义，所以他就到青岛去做德帝势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德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岛又攫窃在自己的势力下。这在溥伟看来，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怀中。等到青岛在我国人民的正义力争下，物归原主的时候，这位恭亲王便在这块祖国领土上立不住脚，于是也就立即跟着他的主子退到了大连，而和善耆一样受着日帝的长期豢养。他在这段被豢养的期间，也曾给他的主人，卖了一些力气。他还和善耆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专门计划推倒民国、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时，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纵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尝一尝当汉奸头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跃起来，例如，组织“四民维持会”和换上了前清亲王的礼装拜祭沈阳的北陵东陵，等等，足足也大闹了一气。后来虽然是由于没有我的“道行”大，没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选，但也一直到他死时为止，每年都在受着由日帝方面供给他的万余元的特别豢养津贴呢。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谓一般前清王公，其绝大多数都在过着花天酒地的阔人生活。有的因为挥霍过度债台高累，致盗卖祖坟，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贵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车或是变成了烟客和吗啡鬼。只有极少数洁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数虽然是循规守法、安分守己地过着并不能算坏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习气犹存，不能从事正当工作，只靠着典当押卖来过那有今日无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变成为无数落魄公子，这便是前清王公的归趋的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