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前来东北（第2页）

同时，我的所谓心腹郑孝胥现已在“新国家”未来“国务总理”的好饵下红了眼睛，于是便对我拿出了自从在北京清宫内和我初次见面那天起经过天津时代迄今为止，多少年来也没有拿出过一次的勇气做了向来所无的强烈胁迫。不过是，胁迫的方法，因为专对我的关系倒也简单得很，就是他看准了他所熟知我身上的一处弱点，狠狠地给我一下子，向我坚决地表示了：如果我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便扔下我一走。在这句话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对我“尚不失其诗人敦厚之旨”，但是隐藏在这句“敦厚言辞”骨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确实藏有相当的恐吓性的成分在内，因为这就等于暗示我说，如果你不肯乖乖地听话，那么今后你的生死安危，我“秃翁”就都不管了！在那千古艰难唯一死，贪生怕死的我说来，这种丢下不管的恐吓，自然是我最怕的一种威吓。

除了这位郑老先生对准我的要害，给了我这样一个从正面猛攻，他的那位“克绍箕裘”的郑垂公子也配合着他父亲的中央突破战法，同时又从我的侧面向我做了一次架秧子式的牢笼战术。他是用表示深深理解我和同情我的自家人面孔对我做了譬解，他的大意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谚语吗？我们现在是完全被攥在日本军部的掌握之中，我们现在如果违抗他们的政治意图就一定闹得彼此决裂不可，真是一旦决裂之后，我们的安全又怎能保得住呢？依我看，不如本着通权达变、见机行事的灵活方针，第一不要讨眼前亏吃，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我们现在不如先答应下日本方面的要求，等到将来我们掌握了政权，把我们的实力培养起来之后，那时不但再也不用怕他们，又焉知我们不能另想法子去对待他们呢？所以现在最好是先答应下他们的要求，将来的事情到将来我们自会有办法的。

我本来对日寇又崇又怕，尤其是他们的狠心辣手，像是对张作霖的往事，对我来说，更是殷鉴不远的一面好镜子。这次我之所以敢于拿出这样坚决的态度做了拒绝，也不过是由于我的彻底失望和受骗后的懊丧以及怨愤的冲动，所以才敢于拿出外强中干的勇气，做了一次自忘其身的一朝之愤，等到日寇板垣提出了最后要求，更配合着郑孝胥拿出的对我的最后法宝——一去就来击中了我的致命弱点后，那时，我已经是成了一个以疑惧不安代替了“勇气”的虚空架子，尤其是如果郑秃翁——我的这个灵魂真要从我的躯体里飞去的话，我岂不是就要变成为一只茫漠无依的失路羔羊？

就在我这方寸无主、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口，那个郑垂又用软功夫扯了我一把，于是我就在前有日寇军部，后有郑氏父子的分进合击下完全败北，遂无条件地应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要求，而当上了大汉奸——伪满执政。

四、所谓的“四巨头会议”

在伪满当时——提起这个罪恶的始作俑者——“四巨头会议”来，人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谓“四巨头”云者，就是指着汉奸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马占山而言，也就是张代表着“哈尔滨特别区”，臧代表着“奉天省”，熙代表着“吉林省”，马代表着“黑龙江省”的四个地方，在当时能够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当然是称得起够得上所谓“巨头”了。

可是在当时的事实呢？

在当时的事实是这样的：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中旬左右，在沈阳市旧教育会里，曾开了一次所谓第一次“四巨头会议”，别看这个“四巨头”在字面上好像是四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实说穿了，简直是不值半文钱的昏头昏脑既肮脏又胆怯的一些见不了人的东西。

当时参加了这一会议的人，除了上述的张、臧、熙、马，还有一个赵欣伯，一共五个人。

为什么有五个人参加而偏偏把它叫作“四巨头会议”呢？

因为那个赵欣伯并不代表当时东北的某一个地方的实力派，只是因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一贯的腐臭关系，所以他也就以一个无地可代表的“代表”资格，在汉奸和日寇之间，起了罪恶的桥梁作用。

不但在那四个所谓“巨头”之外，有了一个姓赵的“准巨头”，并且在那“巨头”之上还有一个“超巨头”的存在哩！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中重要罪魁祸首之一的当时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

据说当时的会议，是采用合乎这帮旧官僚旧军阀口味的不拘形式的“唠嗑”方式，因为在那个会场里，甚至连鸦片烟具也都准备得齐齐全全，让这帮卖国贼不但可以坐着计议，就是躺着协商，也未必不可。即使愿意一边吸着鸦片喷云吐雾地来磋商“国家大事”，也是悉听尊便毋庸客气的。反正是只要能听从会场主人——板垣的吩咐就行。所以那个在当时被称为“中国通”的板垣真是无日无夜形影不离地和这些“巨头”鬼混在一起。不但是全般会务都得由他一人把持，就连应该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由板垣给准备得既完全，又周到。只要是到会的各“巨头”能够本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诀窍，在应赞成时赞成，应鼓掌的鼓掌，便算是不失其“巨头”的身份，而能够有沾得上名利双收的好机会。

当正式开会时，在每个“巨头”面前，都放有由板垣预先给准备好的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用铅字油印好的议题文件。这次被列在议程之上的议题内容，是关于东北“独立”的问题，和组织“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以及用这个伪最高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宣布东北“独立”，并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当然是第一步先决定了成立这个“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跟着就把这个“官大望重”的张景惠抬上了“委员长”的地位，然后那余下的三个“巨头”，也都各自当了“副委员长”，于是就立即以这些“委员会委员长”等的名义宣布了“独立”和通电脱离南京政府。

据说，在这个所谓会场的楼下，还有日本人三宅福马、驹井德三、宇佐美胜夫和坂谷希一等，从事一些伪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令的起草。这头一次会议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所谓第二次的会议，据说是在沈阳张景惠的家里召开的。在这次的会议上决定了筹备伪国家机关房舍和其他的问题等。

这是所谓第二次会议。

到了晚上，忽然又由板垣临时通知说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的会场是在赵欣伯的沈阳家里。

当这几个所谓巨头匆匆赶来，各自就了议席之后，又由这位板垣参谋好像是变幻术似的发表说：上午所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准备，然后又奇峰突起地叫他们讨论一下关于“新国家”的国号、首都的地点，以及制定伪国旗的问题。

与其说是板垣叫他们讨论，到不如说是板垣在做逐次的说明，而让他们来听一次课而已，因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号和以“新京”（长春）作为首都全部是板垣所决定好的名称，只不过是叫这些“巨头”给做一个形式上的承认手续而已，不过是在议定所谓伪国旗时，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些所谓“范围以内”的小小波动。那就是当有人主张仍旧使用五色旗时，板垣摇了摇头。又有人主张复活清朝时代的黄龙旗时，板垣又皱了皱眉，结果，仍旧是板垣由军服兜掏出了一个小旗子的样品来，在桌上把它左叠右折地做了说明，于是这个样品便在大家赞同之下，变成了受人切齿和唾骂达十四年之久的所谓伪满洲国的国旗。

此外，熙洽等大汉奸对伪满洲国的政体问题也曾有过一场“范围之内”的直言争论。

张景惠是企图把自己的这把头号椅子继续维持下去，因而便竭力主张应该维持现状地干下去；熙洽则是在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思想毒素的支配下和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作怪下，便极力主张帝制；臧式毅则是自己才从日寇宪兵队的铁笼中被放释出来，而余悸犹存的缘故，便没敢表示自己究竟的意见，只是不即不离地保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而马占山则是由于旧军阀老朋友关系，所以附和了张景惠的意见。

最后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裁可，采用了伪执政制度，然后并指定了专人，从事伪建国宣言的起草，据说当时还准备了三项法令——即所谓“人权保障令”和“运用旧刑律的临时法令”以及“大赦令”，决定和伪建国宣言一同发布，更决定由熙洽指派张燕卿等前往长春筹备各伪傀儡政权一切工作，这便是所谓第三次“四巨头会议”。

总之，这三次的所谓“四巨头会议”，因为都是在板垣的紧紧操持一切的情况下，把刺刀和日元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以牧人赶羊的方式，更杂以变幻术的手法，所以一切问题，便都直截了当地通过了所谓每个“巨头”的点头，巧妙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变成盗用三千万民众意识的实际侵略行动了。尽管这些“巨头”素来有着水火不能相容的深刻内心利害矛盾，但是最终在这个板垣的手掌中，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封建余孽，都给变成为同恶相济的汉奸集团了。并且这三次的所谓会议，哪一次都不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便都把日寇的侵略意图，给超速度地完成下来，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些汉奸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鞭辔鞍勒之下，发挥出超速度的力量，把这个卖国利敌的大任务给完成下来的。

五、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

在“九一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炮弹在我国东北炸裂以来，一直到完全把日寇操纵下的伪政权组织起来为止，在这一段龌龊混沌的乌烟瘴气时间中，在当时的整个东北土地上的各个反动阶层中间，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群狗争食的幻灭情景。因为这群狗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在奴化培植的罪恶温**，先期育成备用的各种品质不同、药效各异的东西，为的是要在需要之时使其能够既收到互相制约又能收到互为表里之用的“药笼中物”，这里我想先从当时的概略轮廓说起。

以我为首的封建反动余孽为一派，以张景惠为首的过去地方封建军阀又是一派，以于冲汉为首的老牌亲日旧官僚又是一派，以熙洽为首的过去曾为地方军阀现又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下打着圈子的阴谋复辟的封建分子又是一派，以袁金铠为首的“文治派”官僚又是一派，以臧式毅为首的慑于日寇的实力而不敢不唯唯听命的旧东北政权中有力者又是一派，还有以赵欣伯为首的彻头彻尾亲日分子，以及以凌升为首的蒙古族旧王公，并以溥伟为首的“宗社党”人，又是各成一派，固然还有许多可以另成派别的汉奸人物，但总体来说，以上几项便可以把当时的反动派别约略加以概括的。

不过是，如果再把那几个反动大派别更进一步地加以分析时，还可以分出更细致的宗派来的。例如我和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郑和罗之间等，从表面上看来，固然同样是以阴谋复辟为目的而聚在一起狼狈为奸的，但是我们之间却不是一个始终无间的整体，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心理的。更如张景惠和马占山等，固然同是过去的地方军阀，又有着历史上的关系，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需要狼狈为奸和互相利用的地方不少。可是在他们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当前利害左右着他们。又如于冲汉、赵欣伯、张海鹏、袁金铠等汉奸的相互关系，总括地说：也都是各人拨弄着各自的如意算盘，各人依靠着各自的日本人靠山。

而这种分崩离析、散沙一盘的状态，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欢迎的地方，同时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曾费尽苦心和气力，对这些民族败类进行制造和利用的一种局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收到以华制华的最后效果，才能够实现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统治的建立，而这些汉奸走狗，有的是受日寇的长期培植，有的则是在日寇的临时垂青下中了选，总之都是在日寇的耍弄下，各自本着自己的历史背景来合演这出异曲同工的卖国丑剧。

伪满这些傀儡丑角，既是由多方面聚起来的零碎货色，因之在当时的群狗争食场面中，确是把旧社会反动各阶层的丑恶面目发挥无遗。

仍是先从我说起。

我在当时当然是和郑氏父子以及罗振玉之辈一个鼻孔出气的。但是自从后来郑孝胥力图包办我的一切，想拿我作为他的招牌而和日本军部以及日本浪人等打成一片，甚至排斥异己，也就是排斥在当时为我所信任的陈宝琛和胡嗣瑗以后，我对他便在不知不觉中，采取了近而不亲的态度。对罗振玉则是一方面由于他迎合我的心理，常常用“复辟清朝”的话来**我，因此我信任他。但是另一方面，罗振玉又是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攻击的对象，陈、胡等常对我说：罗说话是不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你。因而我也就怀疑了他。我对罗就有了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的矛盾心理与感情，所以只能采取疑信参半、敬远相兼的态度。至于郑和罗之间的关系，则更是远从我在天津时期一直到了这时为止，都在过着互相妒忌、彼此对立的深刻矛盾生活，特别是在这红了眼睛争权夺利的情况下，更是把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弄得越发尖锐起来。

至于张景惠和我，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只不过由于日寇的强力撮合才勉勉强强做了同床异梦的伴侣。我不过是在卖国政治资本的来头上比他大了一些，所以我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衡量尺度上被衡量大了一点，我也就比他爬得高了一些。而他呢，也只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才大材小用地向我委曲低下了头。在一九三二年前后，他和我的关系也就是“只此而已”，至于他和熙洽、马占山以及臧式毅等人，同样也是在脸上服心不服的内在盛情下，做着互不相下的钩心斗角。张是念念不忘于自己在东北的所谓老资格和旧地位；熙洽则是始终要把我抬出来企图复活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反动统治；马则脚踩两只船，既想跟在张的身后，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方面捞得较大的便宜，同时对于日寇的心狠手辣，又确实有些害怕，特别是生怕自己好容易因事变而得到的新地盘发生了动摇，所以总是满怀戒心地做着暧暧昧昧的试探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结利用，日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曾给了张景惠三千支枪和一些弹药，让他编成一支警察队，替日寇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镇压做帮凶。后来在日寇多门二郎师团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这支叛国助敌的伪警察队便替日寇守备齐齐哈尔，使日寇腾出兵力来扩大侵略，进一步镇压人民。因此日寇关东军就以黑龙江的省主席的钓饵，使他做出更有利于日寇的罪恶活动，当马占山投降了日寇后，又把他任命为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而把黑龙江主席的地位给了马，这就是张景惠在伪满政权成立之前和日寇关东军互相勾搭的概略情况，也就是张之后出席所谓“四巨头”卖国会议的一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