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02（第2页）

我认为，这次东陵的盗掘事件，确是越发使我加紧了步伐投入历史罪恶泥坑里去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七、我的反动思想越发抬头

在我的反动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是什么？

像是在以前各项中所列举出来的，如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什么梦想要“恢复祖业”的政治野心，以及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反动阶级本质，等等，早已经一一做了择尤的暴露和相应的自我分析与批判，并且也不想在这里再去重复它。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想借着一桩比较突出的例子，证明一下我那始终以皇帝自居的反动病症，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黑暗生活环境的向前发展而逐渐加剧的。

在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那种情形，只是我个人的一段可笑材料而已，可是从我本身说来，那还是一段不忍回首的悲剧材料呢。

我在前半生中，共总只听过梅兰芳先生的两次戏。头一次我记得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办五十岁整寿的那一天，我在清宫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我在天津的时候，到剧院去看的。

看一两次梅先生的戏，这在一般中国人说来，当然不是一桩什么有关思想立场的重大问题。可是在我说来，则不那么简单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场大有关系，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恶根源，也是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不信请看下述的事实。

按照清宫的旧例，在宫中演剧时，除“升平署”的太监担任一部分演剧外，尚须把当时在社会上的有名演员，以名角的资格都找进宫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戏。在当时，把这些被指名邀入宫中演剧的人，都叫作“内廷供奉”。像是曾在过去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被人称作“老乡亲”或“孙处”的孙菊仙以及名青衣陈德霖、名武生杨小楼、名老旦龚云甫和王瑶卿、王凤卿、侯俊山、王长林、钱金福、朱素云等，都是过去在宫中演剧时，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至于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则是由于我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久仰了他们的盛名，所以在那次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出演的。于是演完了戏以后，我更在养心殿特别接见了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一次，并每人赠送了一只鼻烟壶作为纪念。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是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等等。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韵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第二次我听梅先生的戏，则既不是身在清宫，又不是什么皇帝和供奉的关系，而只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资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着轻松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戏院去观赏的。而后来所得的结果，却同样是使我没有得到什么赏心悦耳的回忆，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样，给我留下了一种有苦说不出的难过心情。

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请看一下这次的事实经过吧。

我的妻子在和我结婚以前，就没短看过戏，所以她也是一个很喜爱京剧的“戏迷”。在和我结婚以后，在那和普通社会完全隔离的宫廷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随随便便看戏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办法中，时常利用留声机来过她的戏瘾。及至到了天津之后，因为已经没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从中隔阂——尽管“张园”里的生活，还不免仍有“与常人殊”的许多地方，但比起当日的宫中礼教束缚来，则确是会使人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费苦心的布置下，动员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请我们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戏院内，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饱眼福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当我们高高兴兴来欣赏梅先生的美妙艺术的时候，恰好在楼下池座里，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乐地听着戏呢。当他偶然一回头，看见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楼上包厢中也在看戏的时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乐其乐”的“恕道”，而把“只许我乐，不许他们乐”的独特片面大道理涌上头来。固然在当时，他并没有套用张飞的“闯帐”而来一个“闯楼”，但在第二天见我时，却对我大发其脾气。理由是：“以‘皇帝’而杂坐于众人之中观剧，实在有损‘天子’的尊严。”最后并对此自下结论说：现在我既是这样“有失君德”，足见这完全是他——所谓这帮“辅弼之臣”有亏“职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对我引责求退，卷铺盖回家。尤其最令我难堪的是：他还提出了“应该对请我们听戏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难题来。请想一想，由于我妻子的请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钱地请我们去看戏，我又怎能在看完戏之后，忽然板起脸来反向人家大兴问罪之师呢？像是这种违反人情的疯子举动，即使我在当时，尚是一个与常人隔离有十万八千里，罹有极浓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脸来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绝对说不出去的事情啊！我不得已，只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头“赔不是”吧。除了赔礼认错，为了要彻底打消他的挂冠而去的那股牛劲，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来，作为旌表他“直言敢谏”之功的赏品。于是他才在名利双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转换下，开始又来称赞我是一个“纳谏如流”的“明君”。于是这出平地风波的“辞朝”好戏，才无事闭幕。

自从我接到了这一次的严厉“教训”之后，一直到了现在，我还是“拳拳服膺”地保持着平生只看过梅兰芳先生两次戏的多年旧纪录呢。

至于我的妻子婉容，则是一直到她死时为止，也没有再看过一次京剧。

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动封建旧礼教思想给闹出来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话，但是，从这件事情的经过中，却仍然可以明了看出，当时在我头脑中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是何等严重。如果在当时，我根本没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会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书呆子见解，也就绝对不会把这样一桩根本平凡的小事情，变成为一件严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无理取闹。足见这件事是应该怪他，但同时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才是正理。

关于听戏的事，固然只能介绍到此为止，但是这一余波，却并不能到此算完，因为这种反动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着我的头脑。

有一年，当时的瑞典国皇太子曾到我国来游历，在北京的时候，他曾拜访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兰芳先生。而后他路过天津时，也曾说要到“张园”来见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戏所得到的“教训”，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所以我便把这种“来自师父”的封建量人尺度，从梅先生身上又量到这个瑞典皇储身上来。我就想，他以一国皇太子之“尊”，而亲身去访问北京的一个“伶人”，实属不知自爱已极。而这种不爱身份的人，现在又要来访问我，我若见了他，岂不是也会贬损了我的“声价”？结果是赏他以一顿闭门羹完事。

总的看起来，在这件事的起始时，首先是由于胡老先生的这一顿吵闹，不但是把我在当时好容易刚要渐次走近普通人那边去的一条道路，给一下子完全堵死；继而也可以说是，对于我那愈来愈和人民距离远的反动思想，确是由于胡的所赐，而起了火上浇油的效用；就是由于这种自视与人殊的反动思想逐渐抬起头来的结果，所以才使我最终走上了甘心去给日寇当“儿皇帝”的那条绝路的。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遗老”们对我的绝对坏影响来，同时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动罪恶思想意识的逐渐抬头和向前发展的经过概貌。

当我乍一回想此事时，还觉得自己过去的那种绳扎索绑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怜，但经过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后，过去的种种，哪一样不是由于咎由自取，岂但毫无可怜之处，而且是着着实实地可鄙可恨哩！

八、“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自从日本的所谓“明治维新”以来，其国内即由封建社会时代开始过渡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不过，日本由于当时国内的种种实际条件，才使那逐渐抬起头来的资产阶级势力，在这一社会革命中，仅仅采取了和封建统治势力同流合污的妥协办法，而未能起有扫除封建残余的积极作用，于是就把那封建大地主“天皇”以次的封建余孽，也都一股脑儿地包容在资产阶级新兴势力下，所以就换汤不换药地在封建割据的遗址上，换上了“天皇制”的老招牌，而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一八六八年，之所以要把一个十六岁的睦仁（即明治）抬出来利用为“明治维新”的招牌，就是因为旧有的、由封建藩阀——诸侯所操纵的地方分权割据的社会，它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了限制并阻碍当时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同时，在当时国内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已经在当时国内渐次抬了头。而当时商业资本所要求的则是自由贸易、发展生产和谋取高额的利润。所以阻碍这一前途的地方割据势力、重重叠叠的关税和封建锁国政策下的限禁对外贸易，则形成为当时新兴势力的死对头。更由于一八五三年美国舰队的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的封建锁国政策，所以，日本的政治、经济就不得不向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方面，做大踏步地前进了。

所以说，“明治维新”这一新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联盟基础上的一种东西。因此贵族才仍旧保留下巨大的土地权，仍旧维持着旧日特权阶级统治的所谓秩序。至于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倒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联合势力所压抑。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未因“革新”而消除，而且更把这种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互相结合在一起，致使这种双重的压榨力量，一齐落在日本劳动人民的身上。而且是更把当时所标榜的所谓“尊王攘夷”政治口号，也变成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天皇”制和向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用名词了。

例如，当“明治维新”的气势，刚一笼罩住日本全国的时候，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西乡隆盛，便第一个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放出了“征韩论”的侵略第一炮，但最终在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凶恶锋芒。于是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初步资本积累和国内自由竞争便搞起来了。

但是，日本的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段过程，是比较短促的。因为它是在英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和大力援助下，既击败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又战胜了处在人民革命边缘的沙俄，并且又吞并了我国的台湾和朝鲜全土，更借着清政府的庞大赔款以及对我国的物资掠夺等，越发有了对我国大陆进行扩大侵略的可能性。像是那臭名千载的《廿一条》和那狗争食式地钻进我国青岛，以及那受尽世人唾骂的《田中奏折》等等，都曾是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满蒙政策”与后来更进一步的所谓大陆侵略计划预先打下罪恶基础的清晰蓝图。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七年春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恐慌，从台湾银行起，一连串倒闭了十几家大银行。在这一危机刚刚过去之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经济危机，又袭击了日本全国，致使工商业的相继倒闭、破产，工人的大批失业，农民的大量挨饿受冻，成为席卷东瀛三岛的猛烈风暴。因此劳动人民反抗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者，便越发加紧了对我国的疯狂侵略。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便硬给制造出一个“柳条沟爆破事件”，出动了待机已久的侵略军队，袭击了我国沈阳。这时，因为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内采取了集中力量来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对外就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一方面使用武力，一方面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卖国贼，把长春、吉林等各重要地点，都相继踏在他们血腥的侵略泥靴之下，而开始侵占我东北的整个神圣领土。这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了暗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做讨价还价的互相妥协，以便纵使这条专门咬人的疯狗，去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不可告人的国际阴谋政策，所以就一方面派出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代表调查团”，到东北来做“实地调查”，企图把这块土地由日本独占变为国际共管；一方面又在默认暗许之下，容许了日寇对我国的肆无忌惮疯狂侵略行为。于是，当时的东三省以及热河省的全部，便都相继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殖民地了。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天津也发生了由日本帝国主义如法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津中日冲突”事件。据我在天津时所使用的人——祁继忠的目睹：在所谓“事件”发生的那天早晨，他在日本租界内，曾看见一个身穿中国便衣的日本人——仿佛像是土肥原贤二的模样——在大街上集合了一大批甘心给日寇当祸害自己祖国的汉奸，发给他们以买取民族良心的钞票和屠杀自己兄弟姊妹用的枪械子弹呢！

固然那次的阴谋颠覆活动，曾在当地军警的大力压制下，日寇未能得逞，但是处心积虑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甘心于那次的失败，仍在不断计划和鼓动着层出不穷的毒恶阴谋。

九、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当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我沈阳等地之后不久，当时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便派人约我到他的住处去谈话。当我进门之后，看到屋中坐有一个和我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和罗振玉在一起，经过香椎的介绍，才知道那个日本人叫上角利一，是板垣征四郎的私人亲信。这时罗振玉便把原为吉林省省长，在那时已经投降了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拿出来递给我看。内容大意是“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之类的无耻滥调。我正在持信沉吟之际，罗振玉便从旁极力怂恿我速下决心，答应熙洽的这一“为人民设想”的要求。并说，我可以不必多顾虑，如果我愿意赴东北的话，日本可以用军舰来接我，敢保万无一失等。香椎也趁势从旁劝我，应该赴东北去做主持。我遂向他们表示，容我回去好好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说实在话，在当时我听了这样的消息，并看到了这样的信，这本是我曾经寤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又怎能不愿意去干呢？只是因为这样的事，乃是有关自己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想在回去之后，好好思量一下，再和我的那些“智囊”细细斟酌商榷一番，然后再定行止。所以，我就匆匆回到“静园”（也是在日本租界内。我在此时已由“张园”迁到安福系亲日派——汉奸陆宗舆的租房内去住），赶紧请来陈宝琛和胡嗣瑗商议此事。结果是陈、胡二人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事，来得未免过于突兀；并且轻易应允，也未免过于轻率冒险。特别是他们二人都不相信罗所说的“日本将派军舰来接我”的话。陈宝琛的主要论点是，首先应该注重到我一身的安全，并且还沉痛地说：“去时容易，要回来时可就难了！”我遂听从了陈、胡二人的意见，拒绝了香椎等的要求。虽然这个香椎浩平曾又一次对我做了重申前谈的劝告，我仍然没有答应，再度加以拒绝。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有“办法”的。于是便在我的身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连串所谓“恐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