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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出洋留学的失败

在上项内我已将如何受了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如何想要赴外国去留学，如何遭到了反对而作罢，如何窃运清宫古物，准备做他日留学经费的种种经过做了叙述，现在我想把在一九二二年我怎样想要脱出“紫禁城”而赴英国留学的失败经过记述于下。

当我和溥杰把那一批批的祖国人民文化结晶——书籍、绘画和古玩等，从清宫中窃出到相当数目之后，我们便在协议之下，得出了一个结论：不如找个相当的机会，先脱出这座“紫禁城”再说。只要能够溜出了这座小小城圈，便可以求得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馆帮助，而“正正堂堂”地赴英国去留学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再有人出来反对，在这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实下，也就可以不怕他们了。

不过是，怎样才能从这既有随身太监经常守在身边，又有宫中各单位的太监等把守着各个宫门，宫廷外围更有“护军”的处处岗哨，在神武门外边，还有十六师的一团武装兵士持枪守卫着的环境下，冲出这重重叠叠的严密“包围网”呢？

在我和我弟弟这两个充满封建反动思想的脑袋里，除了知道盲目依靠外国人，是再也想不出什么另外方法的。于是就在那“三十六计”之中，把依存帝国主义势力作为“上计”。

首先，当然是要和那唯一赞同我出洋留学——特别是赴英国留学的庄士敦做初步的“请教”了。当然他是表示了绝对赞成。于是，我更进一步地托他给想个具体可行的办法，他遂想出了一个“求当时驻北京的外国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办法来。于是，除了先由庄士敦预做准备，我更不揣冒昧地亲自给他打了电话求他帮忙，溥杰也是不熟假充熟地登门面求他给予援助，结果是得到了他的应允。不过是，他的条件是：外国公使馆的汽车无法开进宫中去，所以只能派一辆汽车在宫外等候。只要我能溜出“神武门”外，坐上了他的车，他便可负责使我能达到赴英国留学的希望，并且还把派车的日期、时间都约定好了。

因为得到了他这确有把握的答复，我便兴高采烈地连忙收拾随身应用的东西，预备到了约定的夜晚，就可以设法混出宫去。预定脱出的路径是，打算临时打开宫中西北部“延晖阁”附近的小角门，好从那里逃出。因为从那里走不几步便是“神武门”。

第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先须买通在我身边的太监。买通的方法倒很简单，只要拿出钱来就行。于是我便拿出相当的金钱分给了他们，他们也都欣然地接受了。也不知道是谁给走漏了风声，遂把这一计划的概貌传到我父亲的耳中。我父亲在当时是有支配内务府大臣以下权力的，而遍布在宫城内廊的“护军”，又是在内务府大臣的直接统辖之下，于是就在我父亲的一声令下，登时紫禁城内外便全部临时戒了严，断绝了内外各门的出入。结果这一煞费苦心的脱逃计划，便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当时说来，这一失败，确是对我的一个大打击。就是在过了相当岁月之后，每一回想起来，还觉得相当遗憾哩。可是在现在，我已经认识到，那次的脱出如果成功，我当然是能够到英国去留学，可是留学的结果呢？也只不过是越发多染上一些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而使我成为一个进一步醉心西风的人物。固然是我也许因此而不至于当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焉知道不会给英帝乃至美帝当上走狗？因为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思想本质，早是被证实了要和帝国主义者勾结到一起而和人民为敌的。不管它是英帝也罢，抑或是日帝也好，结果它们还不同样是个帝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躲了一枪而挨上一刀罢了。结果，同样是会走向背叛自己祖国人民而且毁害自己的道路的。

一、我幼时的好奇心

因为我幼时在清宫中的生活，是建立在大家的“齐拍共捧”之上的，所以就把我弄得到了完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程度。我当时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在完全“无轨道”的情况下，想什么便干什么，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既受不到起码的正当批评，也看不到起码正常的榜样，所以我在那前半生中，经常是在“不可以常理论”的状态中，保持着任情任性和从心所欲的态度、作风。

很多人常常说我幼时富于“好奇心”，但是我却不敢以好奇自居。当然就某种程度来看，也未尝不可以勉强附于好奇之列，不过我当时的那种“好奇”，却还不能和一般人所谓的好奇同日而语。因为我在当时所好的“奇”，在今日看来，都是些有违一般逻辑的离奇之事——也可以说是一些无意义的事。总之，我的毛病都是被那种不近人情的离奇环境，也就是被那“与常人殊”的统治阶级特殊环境给制造出来的。

我想举出其中的几个例子作为介绍。

二、我的西餐

我在宫中时，习惯把西餐叫作“洋饭”。固然在当时我也曾“习闻其名”，但没有能够尝到它真正滋味的机会。有一天，我终于下定“一尝异味”的决心，便叫太监到当时的六国饭店——现在的北京国际饭店去买。结果是连做西餐的厨师和大批材料并刀、叉、盆、碟之类，都应有尽有地带到宫里来了。于是就利用当时“御膳房”的炉灶来做，一共做出了十几种几个人也吃不了的菜。做好之后，饭店里的人说要到我吃饭的地方去摆设刀叉和布置餐桌等项，当即遭到了有关太监的严词拒绝，摇头摆手地向他们说：“那可不行，非由我们去办不可，你们只要把菜做好就行。”于是，太监们便把做好的汤和菜，大盆、大盘子地一齐往上端，足足摆满了一大桌子。我虽然“好奇”心盛，颇想饱尝一回外国的风味，但因为它是外国饭，又不能不“自我慎重”一下，于是就想起了“君吃臣尝”的“保险”方法来，先叫太监们去尝一尝那一大盘子“黏糊糊、黄澄澄”的东西——黄油和那“干巴巴、异味扑鼻”的东西——“忌斯”（奶酪）。太监们奉命各尝了一口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做着鬼脸皱紧双眉说：“啊！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听到了这样回答，就使我的“好奇热心”冷却了一半。恰巧那次的汤，又是用乌龟做的，这在当时的宫中，连牛肉尚且被认为是“大五荤”中之一而不肯入口，现在居然把一大盆乌龟汤摆到食桌上面，真是听到了这“乌龟”两个字，就会让人食欲大减，甚至还会使人觉得有些恶心，何况要把它吞下去呢。所以我就根本没敢尝试。别看这次，虽说是我“破题第一遭”的西餐，我并没有怎样去吃，而且这第一个印象，对我又不怎样佳妙，但由于菜肴的出奇丰盛和太监们的趁机中饱，那一顿西餐，竟至花费了数百元之多。

我这次的头一遭吃西餐，虽然以我的彻头彻尾不识货而告终，但在后来，却以我妻子婉容的从旁帮助，才终于得到了吃西餐的起码知识。那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习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于是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她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为止，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在当时，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上的问题束缚得很是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三、打电话的问题

我因为羡慕人家在家中安置电话，便在我所住的“养心殿”里也安装上了。是在哪年哪月安装的，现已记不清，反正我记得是在我结婚以前的事情。在我正式安装以前，在我身边的那些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的老古董人物，也曾对此史无前例的“新事”做了大力反对。在他们说来，也是自认为满有理由而振振有词的。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宫中从来就没有安装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不独现在不应该安，就是在将来也不应该有。其次的理由是：以皇帝之尊，而随便和外界用电话交谈，殊非“君人者所以自重之道”，所以电话是不应该安装的。不过我在那时年岁已不算小，并且是好奇心切，所以任凭他们怎样咬文嚼字地给我扣帽子，我也是决心已定，概不再听他们的那一套了。结果，他们究竟没能拗过我，我终于安上了电话。

我安上电话之后，心中不由得高兴异常，当然是要以“先打为快”了。第一个掠入我头脑中的通话对象，就是在当时北京颇负盛名的“杂耍”演员徐狗子。于是连忙翻开电话簿来查，等接通了号码之后，果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前来答话，这时我心中突觉慌乱起来，也不管对方答话的人是否是我所要找的通话对象——徐狗子，更不管对方听到了没有，便匆匆忙忙叫了一声“徐狗子”，赶紧把电话机挂上了。

自从尝到电话的这种滋味之后，我便开始和我的家属大通电话。既不管是深夜或清晨，也不顾虑对方的讨厌与否，一谈话就得谈一两个钟头。有时还在电话中放送“八音盒”等的音乐，以供他们欣赏。当时这个“养心殿”，简直有些像有线广播站了。

还有一次，我又想起了当时在北京剧界，被誉称“武生泰斗”的杨小楼，便又往他家挂了电话。这次我已不像上次给徐狗子打电话时那样心中无底，已经到了能够镇定心神而开玩笑的程度，于是便模仿京剧中念白的声调向对方问道：“你是杨小楼吗？”这时听到对方也在笑着回答道：“哈哈……您是哪位呀？哈哈……”我于是更用京剧白口说了几句什么话，便在对方哈哈大笑之中把电话机挂上了。

这两次的利用电话开玩笑，还算是“不失其为天真”的胡闹。但还有一次则是完全越出了开玩笑的范围，而成为欺骗人的恶作剧了。有一天，我给一家大饭馆打电话，向它订了一桌酒席，并让它给送到一个捏造的地方去。当然这家倒霉的饭馆，一定是上当无疑的了。后来因为听人说，捏造别人名义打电话，电话局是能够调查出来的，所以我就不敢再这样随便滥用电话了。

还有一次，则是我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当时在北京曾以“鱼目混珠”享名的胡适。我要给他打电话的理由，既不是仰慕他在当时的“盛名”，尤其不是要向他讨什么教，简单一句话，还是为了“好奇”，也完全和给杨小楼老板、徐狗子师傅打电话一个样，这次也只是想要看一看这位胡适之博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所不同者，只是在上两次曾以“无名氏”的资格出现在电话机口，而这次则是以真名实姓来“自报字号”罢了。因为我在当时的大多数报纸上，也曾再三看到他的“尊姓大名”——仅仅是他的姓名而已——同时也曾听到那些老先生对他的不满和讥笑，甚至就连我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说过：“胡适就是‘胡说’。”我还记得有一天庄士敦曾把一本胡适的诗集拿来给我看，并指着他所作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那句“新诗”大加讪笑说：“何必非把中国现有的‘野餐’二字，说成英文的‘匹克尼克’不可呢……”所以我也就想要亲眼“瞻仰”一下这位新诗人的丰采光华如何了。那次我打电话时，恰巧是由他本人亲自来接，当他问我是谁，我就回答说：“我是宫里……宣统。”接着我就向他说明了想要见他一面的意思。后来，他果然到我这里来了。在当时我还想，他也许不会来的吧？可是他居然真来了。尤其是使我觉得新奇的，就是他不但爽爽快快地到清宫中来见我，并且当他一和我见面时，竟毫不迟涩地称我为“皇上”。我当然对于这位新文学家也以先生二字来相呼了。至于在那次我和他谈话的内容，现已记不清楚，不过，我只记得那次谈话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已。

可是，我和这位胡适博士的见面，却又在我的左右人们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不过是在这场“风波”中，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截然相异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