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02（第1页）

第三章我的罪恶思想根源02

不但如此，就当我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也还是可听到从我住的房间中，流出哗啦哗啦的金钱摇卦声。

不过是，我在卜卦时，也有一个自欺兼**的独得妙诀，那就是不得吉卦决不罢休。尽管摇得不吉的卦，只要向空磕几个头重新另摇，迟早总会得到吉卦。我就是这样对待着我的未来的。

真是，自从回到祖国之后，我才放下了随我几十年之久的“**良伴”；自从经过学习再学习的阶段之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才是自己的真正未来。

唯有祖国人民，唯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把我从无穷罪恶深渊中拉上来，同时，也给我扯下了蒙住我双眼达三十多年之久的蒙眼纱，使我既能认识了自己过去的罪恶，也认识了曾和罪恶同栖共生的迷信思想。因为现在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现在的“未来预知术”已不再是那本坑害我过去前半生的迷信小册子，只有在认罪的基础上来悔恨过去，争取现在和将来，才是我的真正未来预知术！

现在再谈一谈宫中的信仰问题。

据说满族在关外时，一般的信仰是祖先、佛、关羽以及观音菩萨。到了北京之后，便逐渐把信仰也复杂化起来。不过是从其中仍可以看出一部分过去的民族固有色彩。例如，“神杆”“王爹爹和王妈妈”以及祭神等就是如此。

什么是“神杆”？“神杆”一般又把它叫作“祖宗杆子”。不但是在清代宫中有这种“神杆”的遗物，就是在各王公府第，以及满族一般住宅内，也都是在自己祭祖先的房外庭中右侧，竖立一根长枪形的木杆，在枪头状的物体下面，有一个方形像是量谷物的升那样乩东西，其中放有杂谷之类，据说是为了要使乌鸦和喜鹊来吃。对于“神杆”，一般都认为是极其神圣的东西，就连它映在地面上的影子，也是绝对不许任何人用脚去踩。至于喂乌鸦喜鹊的由来，据说，是爱新觉罗氏的某代祖先中，有个叫樊查的人，大约也是像后来所谓的各民族部落间打冤家的缘故吧，樊查就只身一人从敌人围攻中脱出，在敌人追击之下，正在无路可逃时，忽然有一只鸦鹊之类的鸟，立在他的头上，敌人以为是棵橘树，便没有到这里来搜寻，于是樊查才脱了险。“神杆”上面盛谷物的升，就是为了放入谷物来报答救命鸟的恩德。并且满族人从来都对乌鸦和喜鹊不加伤害，据说也是这个缘故。

至于“王爹爹、王妈妈”的问题，当然在一起初，是有一种纪念意义的。不过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加上形成了封建王朝之后，百事都日渐形式化、偶像化，所以把当初的本来意义都湮没下去。但是，后世子孙在富贵生活中，把祭祀祖先这种事情，更加神秘化和神圣化起来，只知因袭旧例，照章行事，而在恭敬有余实质不问的悠久岁月中，致把长年祭祀的对象也都弄不清楚，纯粹成为一种盲目的祭奠和不知所谓的虚礼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对于过去在宫中每日必祭的对象，竟会不知其为何许人，更根本不知道要祭祀它的道理，只是照例虚应故事地向它磕几个头便算完事。

现在只就我关于此事的所闻，记述于下。

有人说，在清代宫中以及各王公府第中，和自己祖先一并祭祀的两个布质男女偶像，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和皇后。一般所谓的“王爹爹和王妈妈”，就是“万历爹爹和万历妈妈”的一种音讹。

还有一种说法：在明末，有一对住在东北的姓王的老夫妇，因为对于曾被明朝将军李成梁掳去养马的清代祖先努尔哈赤（清太祖）有过好处——经常照顾他，最后还帮助他脱走——所以在清朝统治势力成功之后，为了纪念他们，为了永远不忘他们的恩德，所以就在后世子子孙孙祭供祖先的地方西墙上，也把“王爹爹和王妈妈”的偶像挂起，一直经过二百余年。

这就是连后世子孙也都茫然不知其究竟，而一直向之盲目祭奠了多少代的，关于“王爹爹和王妈妈”的信仰和传说。

现在再谈一下宫中祭祀祖先时的概略情形。

按照清宫中的传统习惯，不但逢年遇节要祭祀奉先殿和寿皇殿，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甚至是每天都得举行繁简不同的祭祀仪式。

在乾清宫后面的坤宁宫，就是宫中专门祭祀神佛和远代祖先的地方。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除了历代皇帝、皇后的忌辰（死的日子），每天都得杀一口猪来致祭。在那里有“萨满”（女巫）数十名，其中最高级的叫作“萨满太太”。在皇帝亲往致祭之前，首先，由她们在神前用满族语言做祈祷。当我的轿子走上了坤宁宫前方交泰殿的台阶时，在坤宁宫专门担任祭神的太监，便用手在坤宁宫的纸窗上连打三下，这时，坐在屋中地上的二十余名太监，便一面弹着弦子，一面从口中连续不断地喊出噢、噢的声音来。当我走进屋中时，另有两名太监把一口活猪抬到屋内中央，更由两名萨满把白酒灌入猪耳朵内。当猪把头摆动的时候，据说，这就是“神佛”已接受到祭品的一种表示。这还有名堂呢，叫作“领牲”。“领牲”之后，才把猪抬走下锅。这时弦子的声音戛然止住，我便跪在神前，等“萨满太太”再念一遍满族语言的祈祷文之后，我就向上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退出。

我还听说，过去在祭神以后，还有“吃神肉”（祭肉，也叫“福肉”）的仪式。这时太后和皇帝分坐在屋内的南北两炕上，各在面前放一小桌，上置割肉小刀和筷箸并食盐、大米饭等。王公等跪在地上，在他们面前，也放有刀、箸、盐和米饭。吃肉时，是把各自面前的大块白煮肉，自己用小刀割下来蘸盐来吃。这时皇帝须和一名宗室王公，在太后前带头跳一种满族古式的舞——“喜起舞”。音乐是用一支箭在簸箕上划出一种音节来伴舞。皇帝跳完后，各王公便依次二人二人地起来跳舞。据说这种舞，是古代满族在祭祀时或是在战争胜利时表示欢欣鼓舞的一种民族传统舞法，很有原始时代的纯朴风味。不过是，到了后来，这种大家同欢的民族跳舞却在君臣上下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完全变成了封建宫廷专用的东西。参加这种仪式的人，只能是，在品级礼制的束缚下，一个一个规规矩矩、不言不笑地跳着，高踞上位的太后和皇帝也只是正襟危坐、心不在焉地在观赏。真正的民族气氛，真正的同欢共苦的团结精神，在这时，早已变成为徒具形式的无聊礼节。吃肉是一种形式上的吃，跳舞和观舞也成为貌合神离的点缀品了。

四、我的“敬天法祖”思想

在清朝所谓家法中，首先被列入皇帝所必须奉为最重要信条的，就是“敬天法祖”四个大字。固然在这四个字后面，还有“勤政爱民”四个大字在跟着。不过这后边四个字只能作为装饰门面的东西而已。因为，在历代皇帝的阶级本质中，是根本找不到“勤政爱民”四个字的踪影的。

现在先谈一谈为什么要“敬天”的问题。

在古代，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无法探知宇宙的秘密，所以，人们对于风云雷雨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作用，都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崇敬恐惧的心理。因此，封建统治者就利用这个虚无缥缈的天，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既可利用天的神秘来吓唬一般人，同时还可以利用它来神化自己的存在，于是“敬天”这两个字，就成为专制统治者骗人的好工具了。一来可以表示这个所谓的“天子”，就是由于受到了“天命”，所以才拿“天之元子”的资格，公然骑在人民的头上。其次，则是为了把封建统治势力的宝塔式层层压力作用，能够尽量地发挥出来，所以就拿对自己毫无压力可言的“天”，压在自己头上，而制造出“父天母地”的一套幻想来。然后更利用什么“爱民如子”或是什么“子庶民也”之类的骗人谎话，制造出一套“天地君亲师”的“纲常名教”无形桎梏。就利用这种由下及上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密网，笼罩住整个当时社会，因而借以建立和维持唯我独尊的专制统治地位。

至于“法祖”这件事，也是有着与“敬天”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为了维系封建统治者“一姓永久尊荣”，就非把“法祖”这个铁帽子，狠狠扣在自己的后代子孙头上不可。以我为例，我就是在那“法祖”空气最浓厚的清宫中，头脑完全弄得昏天黑地的。例如，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中央，就有一个皇帝通常召见文武大臣的“宝座”；在后面屏风上有乾隆亲笔的“御制诗”；上面还高悬着雍正亲笔的“中正仁和”大匾额；在左右两边紫檀木大案上，整整齐齐堆放着历代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所谓“圣训”，在西暖阁的西墙上，还挂有一幅全国各省文武官员的职名表。固然这已是时过境迁、等于明日黄花的一种装饰品，但是在当时，却是仍旧有使人感到一种“家天下”的威风。

在读书时更不用说，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什么“慎终追远”，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以及“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和“无忝尔所生”之类，处处都是和清朝“家法”中所俨然揭出的“敬天法祖”思想可以互相为用的。在毓庆宫我读书之处的西墙上，就有醇贤亲王奕譞写给光绪的一幅占满多半墙的字，头一句就是“谨以家法敬临民”的字样。可以说在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敬天法祖”的座右铭。在这种有形的耳濡目染、无形的潜移默化下，又怎能不把我弄得习与性成而五体投地呢！

以下我引一些有关“敬天”的例子。

（1）求雨

在清朝时代，每逢天旱成灾的时候，那个当皇帝的人，便得照例表示一下“关心民瘼”的心情。一方面既可以大吹大擂把“饥溺为怀”的假面具戴在脸上；同时也可以叫一般人民看看：“天子”是和“天”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的，好叫他们畏威感德地不敢萌什么非分之想。只要是皇帝到天坛或是在宫中，向着蓝色天空磕上几个头，焚上一张“告天”的表文，便算是“爱民如子”的责任完全尽到。至于下雨不下雨，那倒是次要的问题，下了更好，就可以老着脸皮说这是我“求下来”的；不下雨呢，也没有什么关系，过些日子再向天磕几个头，焚一道表便算完事。至于人民由于天旱饿死多少，那更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情，是与这位“天子”无关的。偶尔这位专制独裁者高了兴，下一道“上谕”，拨给灾区一些杯水车薪的赈灾粮款，便算是尽到了百分之百——甚至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责任，同时还可以博得一个“爱民如子”的美名。以晋朝的惠帝为例，有一天他听到了全国饥馑饿死很多人的消息后，便来显示他的天纵聪明，给人民做打算道：为什么不吃肉糜而竟活活饿死呢？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为人民着想的一个好例子。

每逢皇帝在求雨之前，照例先得在“斋宫”这个地方做一次为期两天或三天的斋戒沐浴。在清顺治八年，宫中定了一项有关斋戒的清规戒律条文，大致内容是：

“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凡陪祀致斋各官，不理刑名，不宴会，不听音乐，不入内寝，不问疾吊丧，不饮酒茹荤，不祭神，不扫墓，其有疾者皆勿与。”

这固然是给参与陪祀的文武百官规定出来的斋戒方法，至于皇帝的斋戒，那也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如把不入内寝改为不入后宫之类的名词，就成为皇帝的斋戒规则了。

我虽然没到过天坛，但是到宫内天穹宝殿求雨的事却做过几次。尽管在当时，已是在清朝反动势力总崩溃之后，但在小朝廷空架子还被允许存在的当日，对于求雨这个所谓皇帝差事，还是关起家门继续地做着。不过这并不是说，不在其位仍然尚为百姓求着什么“天佑”，在实际上只是由于自己尚未肯放下“天子”的臭架子来，仍然希望保持着这个和“天”打交道的特殊资格，所以尽管到了一九一二年一月后，仍然在做着这种自己安慰自己的求雨。

反正这种求雨的事，只是一种“恋栈”的可耻的表现。只要是适逢其会地下了雨，便可以在关紧大门的紫禁城中，重温一下帝王的残梦了。每当到了这样的时候，那些满脑袋封建毒素的老学究——我的各位老师和那些坐井观天的老太监，便会认为这雨是我给求下来的，而纷纷向我欢呼而拜贺了。像是诸如此类的欺人自欺的事情，在当时宫中是很多的。这只不过是在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2）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