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2页）
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上，就曾以“大婚汇闻”为标题在其中并有这样一行的小题目：“徐太保礼单干犯宸禁”，其下原文为“……前大总统徐世昌，曾为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犹有太保徐世昌名（并未辞职，或云尚领太保之俸）。因清帝大婚，徐送礼四色：一为如意，二为紫榆八合圆桌，三为采缎尺头，四为屏风。礼单具名徐世昌谨赠五个字，清帝颇不谓然，说徐世昌还有太保之职，如何用‘徐世昌谨赠’五个字？他如果是现任总统，我们应该尊敬他，他既不是民国职员，又系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规矩！”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不满，实际上就是这些“遗老”对他的挑眼，不过是，这种看法的影响，对我却是相当大的。又例如，在奕劻死后，曾请我给个谥法，我父亲认为应给他以一个美谥，我认为他曾勾通袁世凯，加速了清朝统治势力的崩溃，是不能给予他以什么忠、贤、良、康之类的好字眼的。于是就在折中的办法下，把密字作为赐予他的谥法。至于这个密字究竟作何解释？我现在久已忘掉，反正不是一个“美谥”就是了。我的老师们对我的这种青出于蓝的学究式见解，还称赞过我“圣明”呢。还有当赵尔巽托人请求我赐谥时，我也曾认为他是属于贰臣一流的人，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像是这种既反动又愚蠢的事例，还多得很。总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灵魂深处的反动本质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在张勋背叛民国，干出复辟的罪恶勾当时，这位陈宝琛老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忽然来了一股勇气，竟会把好好先生的面具揭了下来，露出了反动学究的本来面目，居然不惜落井下石地提出了应把黎元洪赐死的高见来。这时我虽然只十二岁，也听得大吃一惊，就是满脑袋糨子的张勋，也没敢采纳这种冒失献策。我现在再谈一谈他的家庭情况。
当然，在他那样老守旧的家庭里，事无大小，都得在他那老家长的绝对支配下来处理。其实并不尽然，在他家中青年一代要从封建专制桎梏下挣脱出来的新的气氛，经常要和他那死守旧阵地的顽固保守思想发生着不断的摩擦。并且这种新的萌芽还在暗中一天天增长着。尽管他曾因为他的一个小儿子不肯去做古书中的蠹鱼，而拿出了家长的权威，进行过“家法管教”，但是他的那种外强中干的腐朽保守力量，已经在他的儿女面前也只能是吓唬不了人的纸老虎。例如，每当他下朝回家之际，当他的马车快要进胡同的时候，给他赶车的人，必定要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为的是预先暗示家人，表示老头子就快要到家的意思。于是他的这些儿女，在听到了这一照例的警告之后，便把开放着的家门紧闭起来，把放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之类，连忙藏入屋中，大家都把这种快活嬉笑的场面，立即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端庄中正”的空气，然后才迎接老头子走进家门。当然，他看了这种严肃家风，是会感到满足而自诩为治家有道的了。固然像是这样的家庭中难念的经卷，绝不止于陈家一家，因此，我想凡是封建专制家庭，谁家也是会各有一本这样东西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任凭顽固守旧的反动力量怎样想要摧毁寻求幸福、自由的新生力量，其结果，不是新生力量被摧毁而是旧的力量渐次被削弱，最后则以统治势力的全部崩溃而告终。小而一家，大而一国，或是整个社会，所有一切守旧势力失败的过程，差不多都是如此。
我的这位老师，大约在平素也是在遵守着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就是说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沐尸一次）的吧？每一到了夏季暑气蒸烘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发散出一种既酸又咸，莫可名状的臭味来。因此他的一个得意门生——佟济煦就曾委屈宛转地对他做了忠告说：“老师！还是常常洗澡好，因为洗澡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会有些好处。老师不是常患有一种皮肤病吗？我想能常常洗个澡，一定很快就会好的。”这位陈老夫子，听了这一娓娓动听但不入耳的门下弟子的忠告后，便满心地不受用，但他究竟不愧是个饱读孔孟之书的人，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确是有了相当程度，并未拿出使弟子难堪的颜色来做回敬，只是正颜肃目地反问道：“你说的这番话，也有些道理。不过是老朽余年虽未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是你呢，却不断地洗澡，为什么还不免于时常闹病呢？”当然，老师既然绷着脸说出了这样不厉而严的歪理来，他的这位高足因话不投机，便也只好一揖而退了。
我在这里还想就便介绍一下我这位老师“桑梓情殷”的旧社会中所谓的美德：
因为他是福建人，所以对于福建的同乡总是抱有一种带有宗派性的同乡爱。他的交游，他的来往，总是福建省人居大多数，每当他会客之际，总是在客厅之中会流露出一种压倒的乡音来。像是从清宫时代起一直到伪满时期止，一向在我身旁的佟济煦和那臭名不可向迩的大汉奸郑孝胥等，都是因为和他有同乡关系，才在他的所谓荐贤下，给弄到我身旁来的。固然是这种狭隘乡土观念成为他个人身上的一种毛病，但是受到他的影响，也遗给我，带来不少的罪恶后果。
还有，在我十五岁时，由于爱时髦的关系，以及西洋老师曾嘲笑过辫发的关系，我也渐渐对辫子失去了兴趣。不过，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这句古训，我是知道的，发辫乃是清朝祖制，这种道理我也是认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要公开地把辫子剪掉，不用说一定会遭到麻烦，倒不如拿起剪子来自己剪去了事，于是就用剪子把它剪下去了。果然对这种不比寻常的宫中“大事”，有的太妃曾为此而流涕，也有的为此而深加惋惜。就连我的这位老师，也同样是对此觉得满怀不快。但是他对我却又无可奈何。劝阻吧，已成为无的可放之矢，默认吧，又觉得实在憋气。于是他就在我的面前，对步我后尘的毓崇，意味深长地挖苦道：“你把剪下来的辫子卖给西洋妇人做假发，倒是可以得一笔钱的。”这就是这位老先生本着古代儒臣事君之道，推陈出新地发挥了“成王有过，则挞伯禽”这儒意的。
其次，是我的陆润庠老师。他是苏州人，因为他擅写一笔所谓馆阁体的楷书字，所以，在当时的清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笔迹。他的性格虽不似陈的随和，但对于我，却是严守着“虽师，臣也。虽徒，君也”的严格礼教，未敢越过鸿沟一步，并且也曾不遗余力地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理论来灌输我，培育我。不过是，在他给我授课的几年中，也曾有过一次例外的感情爆发。这一次是由于我过于顽皮淘气，才把这位老师给惹得暂时忘却了“君为臣纲”而恼火起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我总不肯规规矩矩地读书，不断地把身子摇来晃去，左扭右转地闹着，并且还想离开读书的席位走下椅子。他在最初还是下气怡声地拿着所谓君臣的礼貌，含含蓄蓄地用话来打动我。当时的我是绝不会体会到老师这种取瑟而歌的弦外余音的，所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仍要下地。这时他见此法不灵，便又稍稍加重了语气，来做进一步的谏诤，但是仍嫌轻描淡写无济于事，我的闹法反倒加剧起来。这时，他有些忍耐不住了，便摘下了他那恭而有礼的斯斯文文的面具来，暂时忘却了尊卑上下之分，大喝一声道：“不许动！”我在这种素来未听到过的晴天霹雳之下，立时老实起来了，身子也不敢乱动了，也按部就班地读起圣贤的书来了。
从这段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幼时之所以那样放纵任性，都是由于在我身边，上自老师下及保姆太监，都只知道把我捧得愈高愈好，而不知道捧得愈高跌得愈重的真谛。如果当时能多有一些真正爱人以德的人，或者我还不会狂妄自大得到了那种要疯的程度。嘻，徒然“计算死去儿子的年龄”是没有用处的。只有拿过去当作一面自戒现在和自警将来的镜子，才会有些用处。我只有抱定这种心情来回溯过去，谈述过去，才能对我的学习改造有些裨益。这就是我在抚今追昔中的现在心情。
最后，我想再谈一件陆老师和我幼年的趣事，作为对他介绍的收场吧。有一天我在念书时，曾把袜子和鞋一齐甩掉，老师这时就过来为我捡鞋和袜，我便趁势把脚往上一抬。恰巧我的足趾就挂住了他的胡须，结果是他臭臭之声不止，我哈哈笑声不绝。
现在再谈一谈我那徐坊老师，我对他的印象较浅，因为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我只记得他的眉毛很长，我常夸奖说：“老师的眉毛长得真好哇！”他听了也就大得其意，眉飞色舞起来。我就趁他得意之际，一面夸着，一面用手摸他的长眉，于是就出其不意地把其中最长的拔了下来。这固然只是顽皮学生淘气的一种琐事，但是在那迷信成性的太监们口中，则是把徐老师的死，牵强附会到我的身上来。他们曾活灵活现地说：“他的寿眉（当时把长眉叫作寿眉，说是长寿之征）被万岁爷拔掉，他怎能不死？”
从这段无知的谈话中，不独可以看出太监迷信的心理，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皇帝的看法。比如他们常爱说：皇帝说的话是“金口玉言”，最灵验不过。所以他们认为被皇帝拔去了寿眉，也就是我那徐老师致命的主要原因了。
再次，是我那梁鼎芬老师。他是广东番禺人。据说光绪死后，他曾自告奋勇地到光绪墓茔上去种树，一直在梁格庄住了很多的日子。他曾在茔地那里照了一张身穿清代官服，头戴官帽，手把锄头种树的相片。他死后，他家里人就请陈宝琛在他那张相片上题上一首七绝的诗。我记得那首诗的内容是：
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
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在赞叹着他那两只能够恢复清朝祖业的手，在今天却在光绪的陵墓上拿着锄头来种树。后两句是说他为了要求永远守护着陵内的松树，但没能看到树木长成便死了。所以他愿意埋骨陵旁乃是当然的。
不用说，从这二十八个字中，不独可以看出梁鼎芬的愚忠透顶，同时也可以看出陈宝琛的反动透顶本质来。因为他那惋惜清朝灭亡的牢骚不平心情，在字里行间，已经彻底流露无遗了。还有当梁鼎芬给我当上了老师的时候，还对我替他自己的“耿耿忠心”做了当面的大言吹嘘。他得意扬扬地说：当他正在光绪陵墓植树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一名刺客，把短刀搁在他的脖上要杀他，他便从容不迫地对刺客说：“要杀就杀好了，我在陵上被杀，实为于愿已足。”该刺客因为看到他这种视死如归的忠义不屈气魄，便被感动得把刀子收了起来，并开诚布公地把受了袁世凯之命来暗杀他的始末经过，全盘托了出来，最后劝他务须速离此地，免得再遭毒手。他当即拒绝了刺客的好意劝告，并慷慨地告诉刺客，说他决不能怕死而离开此地，一定要看到松树长大之后才走。
梁鼎芬
从这件事情看来，便可以清楚看出这位梁鼎芬曾是怎样冥顽不化甘心去当一姓家奴的奴才嘴脸，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那自吹自擂的丑表功式的奴才心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封建反动统治者用政治上有形无形的压力，怎样来束缚人民，麻醉人民的无孔不入的阴毒手段。而这个梁鼎芬，他自幼就饱受了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和孝的毒素，更加上他的家庭成分、仕宦的经历等，于是就把他这个甘心做奴才的典型人物给制造成功。而我呢，也是在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教育培养下，恰恰成为他所依附的对象，也成为赏识他的知音者。像是在他死后，给他以“文忠”的谥法，就充分说明了我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末期的头子地位既曾影响了他，他的反动透顶思想和行动同时也曾影响了我。不然就是这样，就是陈宝琛等所谓的遗老，也都是我既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影响了我的。不过是，拿我来说，我所受的这种影响比他们要更大和更深刻罢了。像是“一姓尊荣”的“家天下”思想，就是由此而来，更由此而逐步加深的。
还有我的梁老师，因为他平日最喜欢吃一些大油大肉的东西，特别是最爱用荤油拌热饭来吃，并且是食量又大，所以他时常拉稀跑肚。他时常在走进了紫禁城之后，忽然在二人肩舆中大泄其肚，有时进了毓庆宫大门以后，忽然稀屎淋漓顺腿而下，弄得臭不可近。每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搀扶他的宫中侍役劝他中途回家，就是他同寅的老师们劝他免课一日。再每当到了这种时候，他总是一面在口中不住地嘟囔着狼狈已极或是狼狈得很，而一面意兴阑珊地登车归去。
有一次他竟在给我授课之中，忽然忍不住，要腹泄，于是就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臣要告外！”“臣要告外！”我因为不懂得“告外”这两个字的意思，便睁大了眼睛，连声追问他：“什么是告外？”他愈急不可耐，我也就愈加逼问不已，最终在这外既未告成，内实忍不住的紧急情况下，便犹如开了闸门一般，稀屎满裤，臭得使人不可向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不再追问，他也只得踉跄退下，临时停课回家。
就连我那位平日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朱老师，也曾为了他的同寅经常坏肚子，作了一个宝塔铭式的小品嘲弄之词，附带着把它抄录于下：
梁
节士
吃鱼翅
一箸两匙
吃饱就拉屎
端便盆无停止
臭气熏人皆笑之
最后，我还想叙述一下我那满文老师伊克坦。他是个满族，虽然也曾教过我好几年的满文和满文习字，但由于他后来多病，时常不能前来授课，同时，也因为我在平时生活中，无一不是使用着汉语——北京话，那种一曝十寒式的满文教育，终究是没能起什么作用，现在不但满语单字差不多都已忘个干净，就连那些最基本的字母也都记不全了。
这位老师的脾气和陈、朱各位老师不同，是非常急躁的。后来更因为多病，他的神经便越发尖锐起来。他时常以陈宝琛为对象，在毓庆宫的前院的老师休息室中，为一些不相干的事而拍桌子大吵。就连在我的读书房子里，也有时能够听到他尖嗓的怒声，不过是，却始终听不到陈宝琛的恶声回击。不久他便死了，我的满文也就干脆不再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