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003（第3页）

至于在日寇这一方面，它们是不是因为要尊重我的意见，而免除了我这次“亲行”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汉奸既是有汉奸自己的个人打算，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打算，据我所听说的他们的打算是：

如果让我亲赴东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张景惠的罪恶影响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势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里爬出来亲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国飞机不分昼夜轮流大炸特炸的日本东京，又怎能让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号大战犯裕仁，亲冒那种无情炸弹的危险呢？反正是能把汉奸亲自送上门来的贼赃接到手，能用这个义仆殉主的“美谈”作为宣传的资料，能利用这件事作为鼓舞沮丧士气的强心剂，也就于愿已足。就是因为打了这样的算盘，所以才在尊重我意志的骗人伪装下，允许张景惠替换了我。

固然在这出扮演“义仆”的丑角中，免了我的出台现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主人的不忠不义。因为所谓的“忠义”和“不忠义”，只是在外形表现上的一种差别。如果本着诛心之论来做分析审定，那么，我的不去，并不等于我比张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恶，而张的亲往“慰问”，同样也并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桩罪案。因为这群汉奸既同属于一丘之貉，这帮人的整个活动，自然也就是从同一来源而来。何况张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况下，当上了“慰问大使”的。所以我认为既是由于“一莲托生”的整体而犯下的罪恶，就如同右手持刀杀了人，不能认为和左手无关一个样，尤其是不能认为右手的持刀杀人，不是由于脑中枢神经的整个支配。归根到底一句话，我的罪责是远远超过了张，绝对不会较张为小的。

从这里，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后拼命挣扎，已经是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汉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卖国到底的行为，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还可以从这里看出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的主与仆之间的所谓结合关系，究竟是个怎样的东西了。

并且也可以从这个“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两个场面中，看出敌伪的一天天走向穷途末日的情形来。

十二、“献纳”金属的带头人

当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势力面临崩溃的前夕，它是越发做出了疯狂挣扎不择手段的行为来的。到了这样的时候，它就越发要把整个兽性暴露无遗。这就如同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见到一根草茎也要用手去抓一样。真可以说是这时的日寇，已经是由表面行劫，变成公然大抢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帮万恶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因为坍台在即而感到了走投无路，因此，便也配合着主子的招数已乱的抢法，跟随着主人的踉跄脚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脸的忠实帮凶行为。不论是日寇抑或这帮汉奸走狗，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面具摘了下来，随着下坡路的倾斜面加剧，而把起码装人的伪装，也一并撕毁。这时已经是把丧心病狂的程度发展到不择手段的末期阶段。

拿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敌伪末期的狰狞面目来看，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而有余。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各个战场上，有的遭到覆灭，有的被大陆土地吸干，有了变成了绝岛上的困兽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无恶不作的大特务吉冈，又溜到我这里来，一本正经并且是拐弯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现在正是‘东亚大圣战’的最紧要关头，日本皇帝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在辽阔的前线上，做了奋不顾身的正义战争，当然在这种条件下，自必须要求后方有充分及时的大量物资供应才行。”于是就在他自以为漂亮异常的口头禅式前提下，谈到了金、银、铜、铁等金属对于军需的重要性。然后更“彬彬有礼”地拿出开门见山的结论来，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的鬼话等，作为代替对我下命令的“启发”和“动员”。

而我这毫无一根硬骨头的大汉奸，便立即奉命唯谨地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和门窗上面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钩以及一些装饰品之类，拿出作为支援“亲邦圣战”的掬诚贡献。这还不算，第二次又自动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等首饰和银器等交与吉冈，转递关东军，作为我对侵略战争的支援。

后来我又听到吉冈说关东军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献出来之类的话，我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动地把伪宫中所有的地毯，不论是存储备用的，或是正当铺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来交与吉冈。

另外，我还自动地——也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把我的数百件衣服，也都一并交与吉冈，托他转送于当时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当然，我的这一“带头示范”行为，再加上当时报纸等的大力宣传以及揄扬，便替日寇在我东北的劫掠物资，敞开了可以肆无忌惮的方便之门。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大规模公然搜刮抢劫，便成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开罪恶活动了。

听说在当时，竟致有些小学校的教员，在汉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课堂之上，硬逼在学的儿童限期从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因此就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既爱伪国又大力支援敌人的广大范围罪恶活动。有的儿童因为家中的一切金属早被劫掠一空，致无物可“献”；有的则因家中父兄不愿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窃家中什物来做“捐献”；也有的实在无法完成教师所分配的“任务”，因而遭到由教师领头的全堂“鸣鼓而攻”；甚或还有的竟至受到教师的不法体罚……像是这种暗无天日的邪风毒气，对于当时全东北人民所给予的灾难痛苦，特别是对那些遭尽沦陷之苦的天真无垢可怜儿童所给予的毒熏恶染，简直是使我无法，而且也不忍再说下去。足见汉奸的卖国“示范”工作，曾是起了怎样严重的罪恶作用。

还有那个应运而生的伪“金属回收法”，也同样是以我的名义颁布出去的。日寇关东军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献”金属的带头人，就是为要对于这一祸国殃民的伪法令的大力推行，寻找一个所谓说得出的借口。这就是要在我的带头之下，来强迫我全东北人民，让他们把所有属于金属之类的东西，都尽数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这帮法西斯强盗，可以在“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狠毒政策之外，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利用中国人的金属物资来屠杀中国人的罪恶企图。

我认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谓“捐献”来说，如果是想来自做解脱，还可以勉强用后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谅自己的方法，把它说成是由于吉冈安直奉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来的，作为自解。同时还可以归咎于自己平素的胆小如鼠，致不敢违忤关东军的意旨来做自我掩护。可是在这以后，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献”，并且是由于自动而做的不逼而献的媚敌祸国行为，这能拿什么来做自辩呢？真是百喙难解啊！

还有关于那次的“捐献”贵重装饰品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自解“我所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窃据我手中民脂民膏里面的最精华部分，只是一些我所认为不太贵重的东西啊”。但是这也不能作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为，谁都知道，钓鱼用的钓饵，根本不会用高贵的燕窝、银耳之类的去诱鱼的。我所拿出用作钓取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欢心的金钢钻等，当然也不会用我手中上好的东西。但这又怎能用来标榜自己对于日寇的不忠实？同时我还认为，也用不着对于自己当时的卑鄙心情，来做浪费笔墨的详细分析，因为谁也能够察觉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献”，绝对不是我不肯尽忠到底，只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就是自私之上还要更自私。总的说来，如是而已。

十三、伪时局诏书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在东太平洋沿岸点起了侵略魔火的时候，那个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裕仁现已发出诏书宣布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侵略的所谓“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须在伪“宫内府”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这篇伪“诏书”的发表。并希望我能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而且还必须表示一下伪“满洲国”应竭尽全力支援日本“圣战”的决心。

而后，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更在形式上把这篇伪诏书的稿子拿来让我“正式”看了一遍，于是这个所谓“御前会议”，就在伪宫中的“勤民楼”开始了。除由我扮演了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角之外，当然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及各伪部大臣，也都“济济锵锵”地出了席。此外，如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同伪副议长桥本虎之助以及各伪参议等，也都在这一会议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于是就由我首先说明原委大意，接着更表示了决心——伪满定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圣战”的决心。然后我就一字一句地把这篇伪诏书像背台词一般照文宣读了一遍，这个会议便算是“开幕如仪，并无事闭幕”。在该伪诏书中最卑鄙无耻的“警句”是：

“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另外还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等奴才滥调，充分表现了汉奸走狗甘心从贼至死不悟的顽固卖国意志。

这充分说明我丧心病狂，甘心自绝于人民的丑恶本质。只为了要向日寇献媚，好维持自己的头号大汉奸地位，便胆敢把当时我国全东北人民的一切物资财富，一切人民的幸福，甚至把他们全部生命都双手拱献于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支援它残害自己祖国同胞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血腥侵略战争。由此可以断言，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哪一件不是都和我这个汉奸头子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对于这一严重罪责，完全应该由我来负。同时由于这一伪诏书的出现，随后更产生一连串祸害人民的伪法令和罪恶政策。这也是我应负完全罪责的。

十四、给“肉弹”饯行

什么叫作肉弹？

这“肉弹”两个字，当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通用的语言。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它一贯施行的侵略战争中，为了要使它的炮灰能够高高兴兴地献出他们自己的肉体，向交战对方的坚强堡垒以及坦克大炮等，做舍命的肉搏进攻，所以就费尽苦心地创造出“肉弹”这两个字的血淋淋的名词来，那就是以人肉制成的弹丸的意思。

后来当日寇在进行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因为它在各个战线上逐渐出现了总崩溃的征兆，那帮专靠侵略战争来显身扬名和发家致富的战争贩子，就越发做出了毫无希望可言的疯狂挣扎。单就所谓振奋士气这一方面来说，因为他们也在实际的教训下，逐渐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明治时代所给创造出来的“肉弹”的老名词，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作用不大，**性成分一天天减退下来，于是更搜索枯肠陆续制造出一些能够给当时炮灰继续打气的骗人卖命的新名堂来。例如，对于在侵略战争中，能够在法西斯军官命令指挥下，拼命残酷屠杀被侵略国家人民，能够豁出死命侵占人家国土，因而遭到正义诛殛的法西斯炮灰，则把他们尊为“军神”，甚至还应乎如意算盘的需要，特别替其中某些人设立专祠，借以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来玩弄拜死人给活人看的骗人把戏。又如，为了鼓励侵略军中的浑小子拿肉体去和坦克摔跤，或是鼓励他们用自己的飞机以急降下的方法等和军舰做同归于尽的冲撞，或是鼓励他们拿落伍的旧式歼击机和对方的新式强大轰炸机做“空中碰头会”，等等。于是便又制造出所谓的“体当”——就是舍身撞击之意——之类的新名词来。不言而喻，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地想利用法西斯侵略军士兵不值钱的肉体与生命，去和交战对方价值不赀的军舰、飞机、坦克等进行所费无几的不等价交换的战场买卖。

在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土崩瓦解已渐次迫近眼前的时候，在关东军内，当然也无例外地分批培养了许许多多专供廉价“肉弹”之用的候补牺牲者，准备在他们受训结业之后，便把他们运到别人的国土上，去做那代价有限的“体当”之用。

有一次，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竟会在智竭力殚之余，忽然妙想天开地想起利用我这个汉奸伪皇帝给那些炮灰打气的新方法来。于是吉冈安直便来告诉我说：这批预备运往南洋一带去送死的炮灰，在他们临登上死路以前，将要到伪宫来见我。并叮嘱我说：我也应该对他们加以鼓励。

当这批被迫从事所谓“体当”的“肉弹”如约来到之后，我也就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哪国人，便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说出了一篇“替民族敌人鼓舞士气”的无耻鬼话。大意我还记得是：

尽管我口口声声说出了日本法西斯分子所极端悦耳的所谓“好话”，但是那些受欺骗逼迫即将去打那有死无生牺牲仗的“肉弹”，在他们的每个人脸上，却是完全充满了悲惨凄凉有苦说不出的异样神情。还有的一边在做着立正的姿势，一边在落着有损于“大和魂”（日本“武士精神”）的眼泪。再加上当天的天气，阴沉得像一片用死铅块铸成的灰色丧幕一个样，还猛烈吼叫着好像是无数魔鬼正在齐声悲哨着似的大风，致使那灰黄色的沙尘，弥漫起来塞满了整个的宇宙空间，形成了天昏地暗的光景。同时在伪宫“同德殿”的大门旁，更堆有一堆堆防范空袭的沙袋与土囊，这就越发助长了末日将临的沉重空气。我想，不但是那帮已在“勾魂牌”上被注了册的炮灰，会触景生情地生出一种只有个人才能知道的会心感觉，就连我这身居伪宫，不至有生命之虞的嘴皮上的勇士，以第三者说便宜话的心情，来扮演这出送人死的丑剧时，也暗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空气在压迫着我。

当我朗诵了那篇既空虚又鬼气逼人的劝人送死文后，还像是和死人做诀别仪式似的一同和他们干了杯，并厚着脸皮丧廉寡耻地和他们一同发声喊了三声“日本天皇陛下万岁”，然后这幕丑剧才算是闭了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