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离开了紫禁城（第3页）
现在还有我这个“秃头老翁”哩！
他还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了一大段自吹自捧的无耻文字。因为他的那段“佶屈聱牙”的“古文”已被潘际垌先生给译成“活灵活现”的现代语言了，我就把它抄录在下面吧：
“十一月初一，共产党散布传单和平民自治歌，又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各几万张。初二，西方报纸说，冯玉祥将要采取第三次围攻北京的行动。皇帝召我去谈话，而且叫我赶紧另找房子搬出来。初三，陈宝琛和罗振玉来，秘密地谈了一些情况。陈说：‘非常紧张！’于是我们就决定请皇帝住进德国医院。当日午饭后，我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去，在鼓楼遇见陈的马车，车上的人告诉我：‘皇帝已经到苏州胡同去啦！’这样我就赶到苏州胡同，没有见着人，因此我又到德国医院。上了楼，我看见皇帝在窗下徘徊，只有陈宝琛一个人陪着。陈对我说：‘庄士敦已经到荷兰使馆、英国使馆接洽去了；张文治也赶紧报告醇亲王去了，都还要回来的。’我就请皇帝住进日本使馆。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馆方面的人谈一谈，于是我去拜访竹本，告诉他皇帝已经出来了，就要来啦。竹本跟他们的公使芳泽谦吉一谈之后，对我说：‘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吧！’这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黄沙蔽天，几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回到德国医院，恐怕用汽车不听使唤，商议请皇帝坐马车；又怕医院门前人多嘴杂，于是叫人把马车拉到后门口，一个德国人拿了钥匙跟了去开门，一个护士领着皇帝下楼，开后门，上马车。由我和一个童仆陪着皇帝乘坐。原来从德国医院到日本使馆有两条路，都有一里多长。一条是从东交民巷东口往北走，一条是往北先经过东长安街，再往南走。我大声关照马车夫道：‘再到日本使馆去！’马车夫贪图往北走的那条路近一些，于是赶着马车过了东长安街。这时皇帝吓得叫了起来：‘街上很多中国警察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可是马车正在飞快地奔驰着，已经来不及掉头。我说：‘没有多远的路，谁能知道马车里会有皇帝呢？请皇帝放心吧！’等到马车从东长安街往南拐，我又对皇帝说：‘这里已经是使馆地界了！’这样我们就进入日本使馆。竹本、中平两个日本人，把皇帝迎进日本兵营；跟着陈宝琛也来了。当我们的马车走过东长安街的时候，大风又刮起来了，飞沙走石，马车几乎都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我们在昏暗的光线下走进了屋子里，休息了一会儿。皇帝说：‘醇亲王府只知道我是去德国医院的，庄士敦、张文治一定会到医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们一声。’我于是又到医院，这时醇亲王载沣等人都已经到了那里，就请他们一同去日本使馆。来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几个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张文治去通知张作霖。于是我回家写了一封信给段，叫我的儿子郑禹亲自送去。到了夜晚，风停了，满天星斗。我的儿子郑垂、郑禹带着点心、水果到日本使馆去，献给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把他自住的三间房子，作为皇帝的寝室。这次侍候皇帝的童仆是李体育，十四岁。马车夫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龙。”
他那两首诗和这一篇日记中，处处都表现了他的一贯敌视祖国人民的反动思想意识，也充分表现了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狼狈为奸的内幕概况，还表现了他那迷信天命的顽固思想和甘为“一姓家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也把我在当时的害怕祖国人民群众和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卑贱丑秽嘴脸，一齐暴露无遗。就是后来到了天津，以及最后到了东北当了汉奸后，我和他们的卖国奴嘴脸，也都是可以由此类推，看得一清二白。所以，我认为抄录上记这些东西，正可以拿它们当作一面“照妖镜”来看，可以让那副在过去见不得人的嘴脸，从这些自供中，自己把自己刻画出来。
我还认为，从我出宫的这段记述中，还可以清楚看出冯玉祥将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就拿鹿钟麟先生在当时所说的“宣统太不安分了！”这句话来说，再拿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后的种种罪行来看，就足以充分证明冯将军的这一行动，是出于为民除害的本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因为我的确是太不安分了！
此外，从这一整个事实过程中，既可以清楚看出帝国主义者的种种阴谋诡计和那帮所谓遗老的一贯反动本质；也能够清楚看出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封建残余分子之间的一些勾勾搭搭情形；还可以看出北洋军阀和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一莲托生”本来面貌；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也可以从这些事实中约略看得出来。归根到底一句话：冯玉祥将军的这次行动，确是大快当代人心，确是能够符合我国人民大众长远利益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从抚今追昔的反躬自省中，得出来的结论。
二、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固然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爪，便想伺机抓住我，并且我也曾通过那些遗老的媒介，向他们做过一些无言的意会心照，而和他们发生了“一点通心”的“灵犀”作用。不过是我在那个时候，仍是可以“东家食、西家宿”地自由徘徊于日、英两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个身子，还没有把自己的身躯，一头倒在单方面的怀里，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还得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相当的距离。例如，在我尚未决定赴日本公使馆以前，芳泽谦吉曾装模作样地对郑孝胥表示过：“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吧！”像是这样的语气，可见他们那时对于我，还只是第一步想要把我当作他们“药笼”中的“预备物品”，所以还得做出表面上的遮遮盖盖。如果是从芳泽的语气中去做分析，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满心期望着我能够投到日本公使馆里去，但为了要在表面上站稳日帝在国际外交上的立场，所以才故意扭扭捏捏地说出“让你自己决定行止”的话来，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擅长的狡猾外交辞令。他们是唯恐我国不乱的，所以才有缝就钻地尽量施行他们对民族感情的挑拨离间奸策，甚至还公然物色、培育和收容我国的一切反动分子，以供他们在将来所谓必要时选择与利用。例如，当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还曾亲眼看到曹锟的心腹王毓芝（兰亭）就在日本的“保护”下，过着亡命政客的使馆寄生生活，而这仅是我所能看到的一个例子而已。至于在所谓公使馆界内、租界区域内和“附属地”内专门做“寓公”的人，在当时真是指不胜屈，到处皆是。总之，这些帝国主义在我国内的势力圈子，正是形成了一连片藏垢纳污的大大小小“逋逃薮”。从这些历史废物垃圾箱中，经常放出种种的毒素来毒害自己的祖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地利用他们在我国的特殊权力，来搜罗、制造一批批能供他们驱策的利用工具。而我则是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罗网地滚到他们的魔掌中来。从此，我不但开始变成了他们所豢饲的“笼中鸟”和任其宰割烹调的“俎上肉”，并且还愈陷愈深地成为罪恶泥沼中的“中心人物”。古来曾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民族谚语，我就是在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马失前蹄”的。以下我想从我的这一初入“魔穴”说起。
我到了日本兵营见了竹本以后，不大的工夫，日本公使芳泽就来了，于是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住。芳泽还对我故弄玄虚地说，对于我住在日本公使馆，必须向他的政府拍电报告之后，听候正式指示。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故意郑重其事地对我买好道：“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你避居日本公使馆的事情，正式予以认可，并承担对你的‘保护’。”其实，这件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一贯包藏祸心谁不知道？它那种假惺惺的态度和它那既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谁还能看不出？况且我国当时各种报纸，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家不对日帝的野心与阴谋，做义愤填胸的笔诛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发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遗老之类，由于始终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窍”的不治症状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谋辣手，听不进祖国人民的齐声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还处处害怕人民，和人民相远，而专门想认贼作父，和自己祖国人民作对到底。这就是只顾自己眼前的所谓一己私利而置一切于不顾的反动阶级本质在作祟。足见这种反动阶级本质，它是怎样能够毁灭一切的可怕东西，可恨东西！
三、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那个芳泽公使不但是义形于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间房子腾出让给我住，他的妻子也为我抛弃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亲自出来照料一切，并“彬彬有礼”地接待我。
芳泽谦吉也和《顺天时报》采取了一致的论点，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还另具深心地对冯玉祥将军的这一站在人民立场的正当行为，做了歪曲。他的目的是什么？不问可知，挑拨、拉拢、买好、卖乖样样俱全。可是在当时，这个早被反动阶级本质给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不用问，当然是认为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后来，芳泽把另外一所小楼房整个腾出来供我和我的家属住。于是在日本公使馆中，又逐渐具备起具体而微的“小朝廷”面貌来了。在那所小楼房中，既有过去曾在“清宫小朝廷”内当过“侍卫”之职的宗族人等轮流“值班”的专用房间；也有特为那帮遗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杨钟羲、袁励准、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做聚议协商之用的特设房间。此外，还有男仆十余名，太监三四名，老妈、使女并厨房工作人员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势力范围内重新搭起来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是颇能“体贴入微”和多方“赶来凑趣”的。他们也居然都板着面孔，同样“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帝国主义者尚且对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遗老，自然更是不肯落后而感奋兴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围了。他们依然是和在清宫时一样，“臣”和“奴才”不绝于口，磕头礼拜不绝于目，“小朝廷”的威风煞气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点，移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罢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节）那天，我还是在我当时所住的楼上小客厅内，紧靠着南墙——因为房间虽小，还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体统——摆上了一个“略式宝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着曾经一度中断现又恢复过来的三跪九叩的“大礼”。虽然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犹过江之鲫的衮衮诸公暂受些拥挤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颜”弄得更缩近了不少，但也因时制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挤人”的权宜之计，解决了当时“朝贺”上的技术安排困难。不过是，在那“依稀风景似当年”的、差强人意的“元旦庆典”之中，却发生了一件使唯心论者皱眉摇首的——所谓“小煞风景”的“干号事件”。
曾经当过中华民国成立多年之后的清室内务府大臣的金梁，当然在这“遗老大至，王公咸集”的“小朝廷庆典”中，绝对不会少了他的这一份的。不过是在他随众跪拜如仪，礼成退下之后，他却不甘于在磕完一顿头之后便平平凡凡地登车回家，而想要特别显露一下他的“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地方，于是便在那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楼下小会客室中，放声干号了几声之后，分开了目瞪口呆的王公大臣，掩面匆匆走去。如果是表演到此便算是闭幕的话，那么，这位金大臣所扮演的这出“哭朝”好戏，也只能算是演了一半而有“功亏一篑”之嫌，所以他就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这出“哭庙”的始末缘由和自己的“肝肠肺腑”，都在《顺天时报》的文艺栏中，以金梁的真名实姓，投了一篇“五言古”的诗稿。诗的原题现已不能记忆，只清清楚楚记得其开首的四句：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
虽然这四句，只能算是这首诗的一个冒头，未能以“一斑”而概“全豹”，但我认为在这四句一共二十个字中，也已经足够描绘出这位金息侯老先生的整个反人民而甘为一姓家奴的没有出息的形象了。他不但没有出息，而且还很卑鄙与狡猾。因为他那首登在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上的诗，不但可以给他的“哭朝”好戏，添补上一段带有所谓“艺术”性的“很好”尾声，还可以把他的“耿耿孤忠”传遍他们的“士林”，甚至海外瀛寰哩！
此外，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二十岁整生日的时候，芳泽夫妇和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及武官等都曾来向我致贺。这还不算数，芳泽还“慷慨”地把他楼下自己专用的大客厅腾出，临时借给我做“坐朝受贺”之用。虽然在该大厅中央，也不是“宝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暂供我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帮封建余孽的“排班罗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既是这样“体贴照顾”；而列位王公大臣对我又是如此“未能忘旧”，那么那位曾给英国公使“拉纤”未成，致使我成为日本公使馆中“嘉宾上客”，而悒悒于心的庄士敦先生，当然也决不肯示弱于人而甘拜下风的了。于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买来了不少西洋点心和洋酒之类，而且还替我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等，在日帝的魔窟中，为我大办“二旬正寿”。不但是杯盘狼藉地闹了大半天，我还收到他们很多的寿礼呢。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馆中的“寓公”生活，也并不感到怎样凄清与寂寞。除了和近水楼台的日本人时做往还，庄士敦也曾带我到其他各帝国主义公使馆去做访问。英国公使也曾招待过我和婉容以及陈宝琛、郑孝胥等共进午餐，等等。在当时，我还觉得这种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内的宫中生活，还怪不错的哩。
四、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我从三岁起，就一直过着“深居九重”的宫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随便走出警卫森严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开开眼界的机会。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岁以后，偶尔在车队鱼贯跟随的大排场下，到我父亲、岳父、老师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颐和园之类的地方，去做那难得的访问和难得的游览。至于北京的市容是怎样，北京街道是土马路还是沥青路，什么店铺在卖着什么东西等，我一向是只有耳闻并未目睹。因此我就常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得到北京市内各处看一看不可。
到了日本公使馆以后，我认为这正是大开眼界的良机已到，于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点钟以后，等住在楼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时候，我悄悄带上一两名用人，各自骑上脚踏车，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偷偷到市内各处去做“无人之境”的黑夜车上观光。不过，当时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抱有“多年夙愿一旦实现”的快感；一方面则是抱有“如果被市内巡警识破了我的‘庐山真面’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当“溜号”的时候，我总是在头上戴上一顶猎帽，身上穿上运动用短衣裤，提心吊胆地对市容做“车上的观花”。因此每当我经过警察的岗位时，总是要两足紧蹬车轮，俯首急驰而过。
有一次，我骑车到了东安市场、紫禁城外和地安门外的一带地方，在东安市场那里，早已是客散摊空场门紧闭的状态，因此我只能是在那路灯暗影下，抬头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东安市场概略轮廓而已。再当我到了住过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时，不由得把我那满脑袋的反动阶级本能——满心想要恢复“祖业”、复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对冯玉祥将军的仇恨都紧紧结合到一起，于是我就像是疯子似的下了自行车，向那座已经深深融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门——神武门拿出“悲怆激烈”的蚊子般声调，说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再见”。当我把那股“无限**”发泄完了之后，登时又觉得心中空虚起来，然后就像是做贼一般，贼头贼脑地赶紧跳上了脚踏车，抱着感慨无量的心情，急急忙忙离开那里，绕过了景山，顺着宽阔平坦一直向北的马路，穿过了地安门，经过鼓楼西侧，往西向着什刹后海我父亲的家门口驰去。到了那里之后，很想出其不意地跑进去看一看我父亲和我祖母，但又转念一想：“这可不得了，这事情如果被冯玉祥将军得知，那还了得！”于是又把心一横，连忙扭转车头，头也不敢回地一溜烟离开了什刹后海。
我还如法炮制地到过闻名已久的前门和大栅栏等处。
这种担惊害怕的“深夜游览”，一连偷偷做了好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当我游兴阑珊回到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口时，忽见那扇一向通宵不闭的大门，这次却紧紧关闭起来。我无法，遂绕到后边的小角门那里，不料那小角门也同样关闭着。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叫门，这才由看门的中国人给我们开门放我们进去。后来听我的用人对我讲：公使馆的人，已经知道了我夜间私自外出的事，并且对此也有了防备。我听了这话之后，从此便再也不敢黑夜私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