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离开了紫禁城（第2页）

跟着罗振玉又走来告诉我，说他已到日本兵营见了竹本大佐，曾求他设法保护我一身的安全，并居功地得意扬扬对我说，竹本已经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还说，竹本将派几名日本宪兵，时常骑马到我父亲家门口附近巡哨，如果发生将对我有什么不利的情势时，他们便可以立即向日本军队长报告，他就可以临时派兵出来干涉，而把我接进日本兵营去。当我听到了这一专门以外人为靠山的可耻消息后，还觉得“赖有此尔”而心安意得哩！

不但帝国主义分子曾对我这样“热心关切”，就是封建军阀——奉系的张宗昌，也在醇王府的“大管事”喀拉莽阿（张文治）的掩护下，穿上便衣化名为“李大夫”来见我，表示了他对我的“关心”与“同情”。

不久，冯玉祥的军队便撤去了，只留有警察在门外站岗。这时，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以及庄士敦等更是争先恐后地不断到我这里来，并极力对我讲：住在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并劝我不如趁冯玉祥军队撤去的机会，赶快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结论是：唯有住在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域内才能“安全”。他们的这样主张，当然是最能合我心意的，于是我便和陈、庄秘密商议，最好先要瞒住我父亲和其他家属而悄悄从这里脱走。

脱走计划的第一步，是借口赴麒麟碑胡同探望一下较我晚几天出宫的敬懿和荣惠两位太妃——这时庄和与端康两太妃已故去——当见了她们之后，仍旧假装镇静地回到醇王府来，为的是免人生疑且使对方越发对我放松了戒备。第二步便是在第二天利用前一天早出早归的“信用”，以出门看房子为名，并扬言等找妥了房子之后，便搬出醇王府。于是我就和庄士敦同坐一辆汽车，先到东交民巷的一家钟表店里，假意看一阵表。目的是：因为那时我父亲派来的大管事喀拉莽阿也乘车跟在后面，为要先甩掉他，我就在看表之后声称身体不舒服，就和庄士敦一同去德国医院看病，那位大管事虽然能陪同我看房，但却没有理由继续跟踪到德国医院，于是，他就只好甘居被“甩”之列，把车开回醇王府向我父亲报告经过去了。当我到了德国医院以后，陈宝琛紧跟着也赶到了。庄士敦便主张我可以到英国公使馆去住，于是，他就赴英国公使馆办交涉去了。后来交涉的结果是：英国公使麻克类以馆舍狭小难容我们多人去住为辞，因之投靠英帝的道路没能走通。不久郑孝胥也赶到，郑遂主张我可以赴英国以外的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去求“庇护”，以免在英国方面扑了空之后束手无策。于是，更由郑出头赴日本兵营找竹本大佐去交涉。交涉的结果，日帝方面并没有像英帝那样“不开面”，我遂和郑孝胥由德国医院后门溜出，上了马车径直向日本兵营驶去。

这次的赴日本兵营去进行交涉联络和日本方面的“慨然应允”，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早就由罗、郑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做好事先的勾结、拉拢。例如，前文中所说的罗振玉曾勾结日本武装乘马宪兵，使之横行无忌地在我国首都内给我“寻风”，准备挑衅；郑孝胥带来日本军官和医生等，哪一样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有余？就以郑孝胥在这一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农历的十一月初三日——所作的两首诗和一段日记文来看，也就可以看出郑、罗之流的真正心情来的。

两首七言绝句的诗题为“十一月初三日奉乘兴幸日本使馆”。他还不怕麻烦地在题下加了注解：“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诗如下：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坼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

从这两首诗中，充分可以看穿这个郑孝胥，究竟是一个怎样顽固、反动和如何狂妄自负的民族叛徒来的。同时，封建统治者的一姓家奴形象，也可以从这两首诗中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他的这两首诗，用现代语言加以“意译”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

趁着黄尘滚滚的狂风，

和“皇帝”坐上一部车子。

在那飞沙走石、路少行人的街道中，

飞快地“逃”了出去。

我居然把一位“皇帝”，

用手从“龙潭虎穴”中“搭救”出来。

在那悠久绵长的过去历史中，

恐怕没有这样“动人”的“奇事”吧！

那一天的蒙古风，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共工”这个古人，

曾把天都给碰塌，

把地都给弄裂。

不要像汉刘邦那样，

在自作的《大风歌》中，

徒然地叹息着

——得不到猛士吧！

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