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始正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第2页）

我的同母弟溥杰是非常赞成我出国留学的。因为他自幼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具备了封建统治反动思想的野心家。他不但无条件地赞同了我的那种如意算盘，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向我提出了“须要立即积极进行”的具体建议，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这一窃运的实际罪恶行动，同时还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国留学的决心。

于是，盗窃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罪行便开始了。

我们兄弟二人就狼狈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载涛，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为我购买一幢楼房。然后就由溥杰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读书的机会，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宫中由明、清两代不断从人民手中掠取来的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结晶，都择尤地陆续盗运出去，一直这样地干了半年之久。

在那次所窃运出去的宝贵人民遗产中，现在想起来最使我觉得痛心和不胜内疚的，都是些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现在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例如，在墨迹方面，有晋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谢帖》的手卷；有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钟繇的字；僧怀素的草书；唐欧阳询的墨迹；宋赵构（高宗）的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至于元代赵孟的字，那就更多了。在绘画方面，有唐王维的人物；阎立本的真迹；宋徽宗的画；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手卷、册页和挂轴等共计起来，达千几百件之多。在古版书籍方面，则是把“乾清宫”西侧“昭仁殿”内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贵书籍全部盗运出去。至于书籍的名称，早已记不清楚。现在抄录一下潘际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一九三四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这本只为少数人所留意的书，原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九日，点查毓庆宫至‘余字九六四号分号五十四’时，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一册，内有‘宣统庚申年三日记’等字样。当时颇讶其可随意借取，继又于是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更发现‘赏溥杰单’一束，又‘收到单’一束。二者大致符合。内计宋、元、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兹将三种目录印行，用告海内关心国粹文化者。”

潘先生更继续记述说：“从‘赏溥杰书画目’看来，自‘宣统十四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赏’起，一直‘赏’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个月之久，这与溥仪所说的‘大约有半年’是符合的。

“第一天‘赏’的是十种宋版书：

宋版毛诗四册

宋版韵语阳秋一套

宋版玉台新咏一套

宋版卢户部诗集一套

宋版五经一匣四套

宋版纂图互注南华真经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一套

御题宋版尚书详节（解）一套

宋版帝学一套

宋版孙可之文集一套

最后一天‘赏’的是三十卷画，这里面有：

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真迹。赵孟乐志论书画合璧。

马远山居秋爽图。赵伯驹蓬瀛仙馆。文徵明赤壁赋图。

宋人摹顾恺之听琴图。仇英画五百罗汉。

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共‘赏’掉了两卷：一在一九二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从这份目录还可以发现‘赏赐’的单位大多用十，最常见的是三十，偶尔也用五做单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点，只让溥杰开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单。仅仅‘赏’一部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十几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极其珍贵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杰收到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十八套……”

总之，被我们偷窃出去的这些无价可估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如果离开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卖这些东西过活；并可靠它充作赴帝国主义国家留学的费用，同时还可借之做依靠外敌力量，好再骑在祖国人民头上。我现在痛切感觉到，盗窃祖国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当然是一件无可补赎的严重罪行，但是想以此来达成自己的一姓尊荣野望，那更是罪大恶极无可宽宥的。

至于那些人民宝贵遗产的最后命运是，在天津的时候，我曾从其中拿出几十件将它们变卖。其余的全部，则是当我在伪满时，有一天负责监视和支配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忽然对我讲：“务希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长春）的‘宫内府’来。否则将会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不把他的东西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土之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听了他这语中带刺的说法，只得托他设法把这些东西从天津运到长春来。后来在日寇将要垮台时，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带到通化大栗子沟，这些东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这便是我盗窃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经过，也是我的反动思想在过去的行动中，又一罪恶的事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