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故事（第1页）
爸爸的故事
【作者交代】
七年之后重读，依然被这篇文章紧紧抓住心绪。
除了重现老人家身影、缅怀亲情之外，更有深沉的感慨如涟漪一般扩散开来。人，自然要接受万事万物皆有消逝之时，此为真理，然而人该怎么接受一社会掀起非理性涛浪企图速速淹没某段历史的作为？若社会之集体心理样态朝向狭隘的甬道发展，入口前设了族群栅栏，怎能让在此已衍育两三代的流离族群安安稳稳地通过，取得安全感与信任感，坚信台湾历史是他们开基立业所依凭的枝干，而他们的故事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裂解社会”是执政者与掌握话语权之知识分子的终极目的，甬道狭隘到连落脚七十年的老住民都通不过，遑论新住民，那么，在权力可以伸进去塑型改造的集体意识形态里，他们将被成功地铸入模子，成为外来的流浪族群、新品种“吉普赛人”。操弄民粹到极致，产生的必是新阶级、新权贵与生而不平等的宿命天条，是一切跟“民主”无关的魔物。而这些，是崇尚融合、向往多元的我毕生反抗的。
二十三年前我踏进一个外省军公教家庭，即承受公婆厚爱，他们对我的信任不亚于亲生。七年前公公重病之际，将重要文件与诸多庶务交我，对婆婆说：“有简媜，一切有了交代。”当病情进入最后一程，我邀九十三岁的他口述一生由我记录，幸好趁他意识清楚实时完成《爸爸的故事》初稿，于病榻前诵念给他听，稍减遗憾。犹记得老人家告别式那日，适逢联合公祭，因此表定的火化时间排到晚上，只能候补，等待空档排入。谁也不知需等多久，猜想起码一个时辰以上。没想到，我在等候区才喝完热咖啡，竟被通知排上了，需家属做最后一道确认手续。当此际，其亲生子女、亲族至交皆星散不知去向，联络不及，只剩我这个儿媳妇在现场。我速速奔至炉前，目送棺木进入烈焰之中，鞠躬说：“爸爸，再见，火来了要躲开！”
这是冥冥之中被指定的最后一送吧。
如前文《物之索隐》所记，我从遗物中发现一包旧钞，料想连老人家也淡忘却是充满历史谜团的物品，必然有许多时代故事、辛酸人生掩在一叠旧钞之中，惜乎，错失在其生前听闻收藏过程，引以为憾。犹记得当年得知罹癌、身体尚未出现病况之时，老人家领出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摊在桌上，让女儿、媳妇们拣选，我对珠宝无感，对十几个黑乎乎的银元兴趣较大，幸好没人竞争，欢喜选藏。如今，我重读他的故事，决定以旧币旧钞旧物作注，唤出大时代幽魂，追踪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在台湾扎根的故事。历史烟尘、社会辙痕、家庭离散、个人奋斗，从一枚枚银币一张张纸钞中可以窥知。不禁一叹，在钞票面前，只不过是凡人，只不过是为了生存越走越远竟然漂洋过海的平民百姓，不是吗？那些烟散的日子、滴汗的岁月，人人有份，不是吗？而这些被淘汰失去币值的银元纸钞，因与一个人的故事编结在一起，换得历史意义，重新有了价值。
是以，《爸爸的故事》与《钱币简史》两文共构合读，纪念今年老人家百岁冥诞。
“谢谢您，爸爸。”深深一鞠躬。
1。迁徙曾祖父北迁海门
我们姚家本是浙江慈溪人，因境内有一条慈水经过而得名，清朝属宁波府。大约在咸丰年间，我的曾祖父嘉善公跟随族亲北迁到江苏省海门，那地方位于长江入东海附近，故称海门，当时是新兴发展之地。
曾祖父是做银楼生意的，专精技术方面，从事金饰银饰的镶嵌、打造工作，就此在海门成家立业，定居下来。他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就是我的祖父，唯一的女儿嫁给顾家，住在隔壁。曾祖父过世后，棺木归葬浙江慈溪家乡，所以，他虽然大半生都在海门渡过，但心意上仍然认为自己是慈溪人。
我的祖父志麟公，年轻时也是做金饰技术的，可说两代都是摸金子的人。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我家住海门市西边，东边也有开银楼的姚姓亲戚，但奇怪的是，两边姓姚的不往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明白。我记得有个邻居洪先生，安徽来的，做茶叶生意。他的儿子结婚宴客，我大约十六七岁，被邀去喝喜酒，洪先生把我跟东边也姓姚的一位大哥放在同一桌，叫我们要多多往来。显然他是知道一些事的，可惜我当时没去追查。
祖父与祖母（潘太孺人），育有二子。长子就是我的父亲，名成德，字纯修，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次子成仁，也就是我的叔叔。我父亲是银行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四个金兰之交的结拜兄弟：杨惕深、陈宝南、刘鸣皋、曹廷荣。至于叔叔，上海有家烟草公司招考职员，他报考、录取，分发到汉口工作，从此定居没有回来。
2。从银楼到银行父亲的职涯
我父亲于民国元年（1912年）毕业，十八岁。到他这一代，总算是读了书的，职业选择也就不一样了。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海门人，当时担任实业部长，交通银行是归实业部管的。父亲毕业时成绩优异，获优先分发的机会，被分派到长沙的交通银行任职。然而，天下事是福非福很难说：父亲成绩好，得以优先分发本是好事，但时局变化难料，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长沙锑矿跌价，交通银行受到波及，停办了，父亲只好另谋出路，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华汇银银行做事。
我的母亲姓黄，闺名锡珍，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实，她的生父本姓倪，务农为生，她是幺女，正好有黄姓夫妇不育，抱养了倪家的这个小女儿。养父儒桢公，做刻印生意，他们对女儿宠爱有加，而且以非常开明的观念让女儿受教育，所以我母亲毕业于海门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事。
父亲与母亲在民国七年结婚，民国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了我，取名鸿钧。十一年，生大妹雅如，十三年生大弟定行，十八年生小妹雅芳。
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离开了家庭的照顾，可以想见日子过得很孤单。银行里不免也有人事倾轧、靠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他自觉能力优于别人，升迁却受阻，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让他心情郁闷，得了忧郁症，辞职回家。
父亲在外工作多年，薪俸全部交给祖父，家中经济大权都在他手上。据云家中存款有一千元以上，当时一栋房子约五百元。怎料，祖母过世后，祖父搬去外面住，恣意挥霍，把积蓄都败光。我们家原本可以过和乐小康、培育子女的生活，却因为祖父欠缺盘算而陷入困境，父亲身心欠安辞职返家之后，家庭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了。
3。姚氏初级小学母亲办学记
为了生计，母亲一肩扛起重担。
大约是民国十五六年间，母亲在师范同学的协助下，向市府申请立案，创办“海门私立姚氏初级小学”，专收一至四年级学生，教育机关命名为“齐贤小学”，每学期发给十元教育补助费，一年二十元。由于通往附近小学的路上需跨过一条大水沟，颇危险，所以周边人家把孩子送来就读，约二十人。课桌椅则是向一所停办了的私塾借，教材由书局买来，老师由我母亲一人包办，当时父亲赋闲在家，正好可以协助。
这些孩子来上学时，有的连学名都没有，我父亲帮他们取名。我记得有个小男孩姓洪，是寡妇之子，父亲替他取名洪声华，字硕甫。有个黄姓女孩，家里开棉花行，父亲考虑她家的职业，取名为黄秀红。
我六岁时，母亲即送我去附近的新式小学读书，所以没有在家里学习，但中午都回家吃饭。
办学期间，我母亲非常辛苦，除了教学还要持家做饭。这期间，祖父在外败光积蓄，晚年无处可去，回家养老。大妹雅如、大弟定行都还小，小妹雅芳在十八年出生，可以想见母亲何等干练，独当一面地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记得到了晚上，把课桌并起来，铺上席子，我们一家就睡在上面，非常克难。母亲常训勉我们：“天无绝人之路，人生有不如意、有苦难的遭遇时，要把自己当作过渡的工具，认清自己的责任，尽到责任最安心。”
经营四五年之后，由于学生减少，加上父亲在能仁初中谋得职务，姚氏小学就停办了。
父亲在能仁初中担任会计工作，由于是教职员，子女就读免学费。他中午在校用餐，我则回家吃饭，还好距离不远，来回不算辛苦。等到我上海门高中，距离远了，每天中午需跑步回家吃饭，匆匆吃完，又赶回学校，来回一个多钟头，常常会迟到。家里吃的是杂粮饭，大麦、米、玉米粉混在一起煮，配碎肉蒸蛋及蔬菜。若碰到下雨天，母亲会给我六个铜板在学校附近买饭和一点菜吃，当时一块钱可换三百个铜板。
能仁初中只收男生，同班同学中，周慕陶与我相处融洽，这一段同窗情谊后来影响了我的人生。
初中毕业后，我参加教育厅举办的联考，顺利考上海门高中。高一上学期结束前，教育厅来抽考，考试前需先缴清学费才有资格应考。一学期的学费十元，当时父亲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元，入不敷出，十分窘迫，眼看要交不出学费了。邻居徐公公文彬先生，徐婆婆蔡心蔓女士，知道了我们家的困难，慷慨解囊，送来十元，解决了我的困境，让我一生铭记在心，永远不忘。我发愿将来若有能力，一定要效法徐公公的精神，多行公益多做慈善。
4。抗战十八岁青年的抗战地图：上海、江西、福建、桂林、重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十八岁。
6月，高中毕业，身为长子的我积极谋职以求能扛起家计。7月，顺利考上上海江苏银行，8月即只身离家报到。
7月7日抗战爆发，战火四起，8月13日淞沪之战，上海沦陷，局势越加困难。淞沪之战，打乱了金融中心上海，也打乱了十八岁的我的第一份职场工作。兵乱之下，上海撑了几个月，百业萧条，银行关门，我只好转回海门的江苏银行分行任职，回家享有短暂的家庭生活。到了二十七年三月，海门也沦陷了。海门人民害怕日军进城烧杀掳掠，侵犯女性，所以妇女小孩纷纷逃往乡下避难。母亲带着十五岁雅如、十三岁定行、八岁雅芳也在逃难行列，从此这个家就拆了。家乡沦陷，银行的差事没了，十九岁的我无路可去，迫于生计只好往上海碰碰运气，留守家中的是年迈老病的祖父与四十多岁的父亲。
十八岁拿起算盘，开始养家，七十三岁放下。
母亲与弟妹先在乡下亲戚家住了半年之后，在父亲一位拜把兄弟曹廷荣先生的协助下，逃往上海。曹先生人在外地，独留老母住在上海，母亲与弟妹四人住进他家，彼此有个照应。半年之后，母亲另在徐家汇郊区租屋，搬离他家。
我回到上海，发觉各分行的职员也跟我一样涌入上海，想寻觅出路。我没有能力找个像样的地方安顿，只好睡银行椅子。三月份应该是春天花开的季节，对我来说却是冷得发抖的。大概银行高层察觉对这些职员不能不安排，所以由江苏银行、农民银行、上海绸银银行三家银行合办“上海商业专科学校”，让这些年轻人上课读书，稳定局面。学生约一二百人，发给微薄的生活费。我读了半年，收入虽少，省吃俭用半吃半饿，还能给家里寄钱。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对日抗战开打已两年，得父亲金兰之交杨惕深先生的介绍，我到江西师部当军需官，负责记账、管钱，中尉职，每月有二十元军饷。从银行金融界转入军中，大时代动乱之下，人往哪里走往往由不得自己。师部奉上级命令抗日，是游击部队，战场在哪里，军队就往哪里跑，部队也从江西移往安徽、浙江等地。